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着社会保障投入和进行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的双重任务。这都需要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投入做支撑，因此减税在现阶段不可行。有人会说，政府税收可能被贪官贪污，其实腐败在政府所支配的收入中，占的是很小的比例，也就1％左右，我们怎么能因为这1％的弊端就舍去99％的利益呢？现在社会贫富分化非常厉害，有人主张加大政府的公共投入，特别是社保投入，有人呼吁政府减税，而那些呼吁减税的人基本上都是高收入群体或是其代言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应该逐步向福利社会转型，因此加税，特别是加强对富有群体的有效征税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应该避免，而且向富有群体加税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如俄罗斯、西班牙、美国等都掀起了加大向富有群体征税力度的浪潮。在美国，奥巴马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两个最高税率区间提高到36％和39.6％，此前为33％和35％。收入25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资本利得和股息税税率将从15％提高到20％，另外，美国为了打击富有群体的逃税行为，甚至动用国家权力去挑战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等，全世界向富有群体征税的大潮已经奔涌开来。
减税是很容易得到社会共鸣的事情，而减税受益的永远是富有群体，损失的永远是穷人。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大规模的减税浪潮，结果是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和低收入人群被边缘化，我们不能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
中国现在是“小税收、大财政”的格局。现在人们一般说的是政府财政收入过高，但这与高税收是两码事。中国的财政收入高在了政府的土地收入和国企收入上，这两块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也是中国“小税收、大财政”格局的来源，这种格局既可以减轻民众的税收负担，也可以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西方国家，土地收入归土地资本家所有，很多资源暴利行业也归私人资本所有，这对国家财政是很大的损失。
中国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商争利，减负于民。这是中国自汉代以来的智慧，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南征北战，关键就是盐铁专营，与商争利，而不是加税与民争利。
第三，通过股市藏富于民是“镜花水月”。
首先，中国的股民非常少，即使在中国股市最牛的2007年，中国股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7％，而发达国家持有证券资产的人一般都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美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持有有价证券，因此中国要想通过股市达到藏富于民的效果根本就不可能。
其次，任何国家的股市都不稳定，股市一般都是“七赔二平一赚”，让中国民众将自己有限的收入投入到不稳定的股市交易，还不如存在银行更加稳妥。此外，股市也难以起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
从各国股市发展历史来看，股市都难以担当这种功能。由于财产基础差异、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股市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为中低收入者制定的。总体来看，股市的“藏富于民”只能将社会财富更向高收入者集中，因此，依靠股市藏富于民只是“镜花水月”。
美国股市藏富于民的说法严重失实。其实美国股市也不能“藏富于民”，媒体经常渲染某个美国老太太因为买了某公司的股票成了百万富翁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具备大规模的复制性。在美国因为炒股破产成为穷光蛋的故事也不少。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成为百年老店的企业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都摆脱不了最终破产倒闭的命运，而企业破产后，他们的股票将一文不值。即使是买百年老店的股票，如果你不是从早期买入，也很难成就财富神话。
股市与中产阶级社会形成也没有关系。美国确实出现过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高税收政策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发达的制造业也是中产阶级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市场越来越繁荣，相反，美国民众却越来越贫困，曾经象征美国繁荣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断破产，因此股市不但不能让民众更富裕，反而会因为股票波动所造成的巨大财富转移让民众更加贫穷，我们千万不能倒果为因。
前几年中国股市牛市的时候，媒体也在炒作“股市繁荣让百姓的钱袋子更鼓”，甚至认为股市让老百姓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结果呢？股市一落千丈，股市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万人坑。
除了以上几种比较中性的说法外，此外还有一些很极端提法，认为中国需要实现彻底的私有化来实现藏富于民，比如将国企、国有土地等全部私有化。而我们放眼看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彻底的私有制国家，但他们的民众也不富裕。民众富不富，主要是由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及分配情况决定的。
以上提到的林林总总的措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条是真正的“藏富于民”，其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藏富于精英”，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藏富于民”不如“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不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民穷的说法也不准确，现在中国有钱人多得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刻意混淆“民穷”和“贫富分化”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就是为了推迟中国向富有群体征税，其实还是在为富有群体代言。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创富于民”与“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而“均富于民”主要是缩小贫富差距。
为什么血汗工厂是错的？
“血汗工厂”的讨论在中国一直存在，与以往的批判不同，现在出现了不少为之辩护的声音，其中网易新闻《血汗工厂是旁边者乱扣帽子》一文更是罗列了不少支持血汗工厂的说法。其实知识界对血汗工厂的辩护早已见怪不怪，而现在舆论界也加入了这一辩护大潮中，而笔者认为中国血汗工厂的存在与其说是经济发展阶段使然，其实更是劳动立法不足和社会文明意识不足所致。
支持血汗工厂的观点之一就是劳动者的自愿，笔者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其实这种自愿应该分为“情感上的自愿”和“经济利益上的自愿”，我想自愿更多的是后者，而其实导致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自愿”也是资本精心设计的结果，而其本质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出血汗工厂的“血汗之处”并不难。诚然这类企业在综合工资上确实比其他企业高一些，但是如果细化到单位时间工资，比如“小时工资”，这类企业肯定要比正常企业低。我们举个例子，比如甲厂工人工资每月3000元，无加班；乙厂每月工资3500元，加班8天，如果从整体上看，乙厂工资高，但是如果算日工资，则甲厂更高，这就是其中的奥秘所在。
我们也承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不少的劳动者会为了更高的总工资，而去忍受更低的单位时间工资，这也就像很多人为了拿到低价而购买更多商品一样，而这也是血汗工厂能够存在的原因。但这也明白地显示了其血汗本质，即更多地剥夺了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
而笔者认为血汗工厂的存在归根到底是劳动立法不足。如果中国在进行劳动立法时，能够细化到小时工资，那中国的加班现象将少很多，法律有漏洞可钻，肯定是法律细化不够。
当代中国并不缺乏人权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对人权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一旦遇到企业人权问题，他们便收起蒙娜丽莎般的微笑，更是表现得像资本家一样面目狰狞，而中国企业领域的人权问题比政治领域要严重得多。而企业人权立法方面基本上不面临障碍，但是鲜有知识界和舆论界给予关注。
不仅是关注不足，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还成了中国企业人权改善的拖后腿者。这其中最微妙，也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信奉哈耶克主义，中国大部分有影响力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哈耶克协会的成员，而中国相当一部分媒体人其实也是哈耶克主义的信奉者，尽管这些人并不完全了解哈耶克主义。哈耶克一生以反对社会福利和工人维权闻名，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知识精英和舆论领袖都以哈耶克主义为信仰的国家出现低人权、低福利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世界经济学领域，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并不缺乏关注企业人权的良知人士。比如与哈耶克同时获奖的缪尔达尔就是福利社会理论的奠基人，也是瑞典模式的操盘手，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其提出的“以自由看发展”的理论更是强调“积极自由（享受幸福生活的自由）”的重要性，这些人在其他国家都广受欢迎，而在中国却备受冷落。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叫嚷着“开民智”、“开官智”，而其实最需要开智的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阶级无知识”才是中国最大的悲剧所在，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良知。
中国经济学者为什么缺乏良知？
中国经济学界的争端从来不是“主流”与“边缘”的争端，而是“世界正统”与“中国主流”的争端。
所谓“正统经济学家”，其实是那些真正地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对西方经济学有着透彻了解的学者，而主流经济学者，则是在中国左右着经济舆论，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群人。“正统经济学家”往往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称为“宠物经济学家”，周洛华甚至发出了“经济学家是我的敌人”的声音，而对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识，正统经济学家更是嗤之以鼻。
而中国之所以出现“正统”与“主流”之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这些人在读大学时，基本上都是学习的马克思经济学，后来才转行研究西方经济学，基础很差，而成名之后的他们更是忙于演讲走穴，到处担任独立董事，基本上就没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了，因此很多人几十年都在说着同样的话，比如张维迎一直强调企业家精神，林毅夫只要接受采访就是谈比较优势，吴敬琏只要接受采访就是谈市场，其实并非这些人看重这些，而是因为他们只懂这些，你想让他们谈出些新鲜的东西，他们根本就不懂，因此才不断地重复着这些陈词老调。
经济学是分很多流派的，而且很多流派其实都是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如果只懂一点，或是只懂一个流派，或是一个流派都不懂，而只懂经济学教科书上那点皮毛之论，那根本就不能称为经济学家。
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中，真正具有学术水准的只有一个厉以宁，厉以宁对各个学派都比较了解，张维迎只懂半个学派，也就是只知道奥地利学派的一点皮毛，林毅夫只懂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点点东西，这都是被淘汰的东西，现在很难将他归到哪个学派里去，而吴敬琏对学派更是一无所知，吴敬琏只能算是经济学的初级入门者，而当年的吴敬琏是个极左主义者，后来才从极左主义转向极右主义，一跃成了主流经济学家。
其次，中国学术界仍然没有市场化，基本上还是按资排辈。教授在不同高校间的流动性很小，大学之外有才华的人更是很难进入大学，这些都导致了很多人才不能脱颖而出。
其实经济学也并非很难的学问，即使先天不足，如果后天刻苦照样可以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生不逢时，很多流行但是毫无用处的理论占用了中国经济学家很多的时间。中国经济学研究有三门学问对中国影响最大，一门是博弈论，博弈论在前几年提得非常多，但是这种东西更接近数学，对经济学来说，更多是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不大，而自从博弈论兴起后，中国一大批学者开始学习博弈论这种用处不大的学问，从而耽误了年华，张维迎就是代表，如果张维迎在牛津主修宏观经济学，那他的造诣就厉害了。另外一门学问是新制度经济学，这门学问其实用处也不大，也属于微观经济学，其实微观经济学的用武之地一般要远远小于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中国一大批学者开始蜂拥着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学者的精力是有限度的，研究了这一门学问，就很难再有时间研究其他学问，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基本上很难出成就了。
影响中国学者的第三门学问是哈耶克主义，严格来讲哈耶克主义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哈耶克自己也认为他的研究不属于经济学，而是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因为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人都误认为他的学问就是经济学了，其实是哈耶克能获得此奖项是因为他对经济和社会制度关系的研究。在西方真正的经济学者研究哈耶克主义的人很少，哈耶克主义也是边缘学科，哈耶克主义只在一些学识不高或是经济学门外汉中流行，真正的经济学家都不研究它。很多不懂经济学的人自从看了哈耶克的书后，自以为懂了经济学，获得了虚荣感，但其实连经济学的门都没有入呢！中国哈耶克协会的会长是秋风，秋风一般将自己称为杂文家，他曾一语中的地指出，人们研究哈耶克是因为哈耶克的学问最简单、最容易，对于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来说，非常容易学。
但是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哈耶克主义都是只能风行一时的学问，只有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才是应用广泛的学问。现在来看，除了哈耶克主义还有一定的热度之外，博弈论和新制度经济学都被边缘化了。因为这些都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经济一个点。其实中国学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很多都是受到了张五常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