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991年至1997年。这一阶段我先后结集出版了散文集《岁月》丛书：《童话岁月》、《豆蔻岁月》、《梦幻岁月》、《枯荣岁月》、《炎凉岁月》以及《尧都沧桑》。这是我写作出书的一个高潮期，也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如果说先前已初步解决了创作的技巧问题，那么，此时的重点就是博览群书，增长学识，使作品浑厚朴实，努力展示黄土地的风貌。能够体现这种追求的作品首推《骡子》，该文发于创刊不久的《中华散文》，后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91-1993散文选》。刊发于《人民日报》的散文《鼓人》也体现了这种创作意图，一经发表，即被《散文选刊》选载，后又被选入吉林教育出版社编选的《中学生阅读》一书。当然，之后撰写的《漂流的思绪》和《天成风流漓江水》也是这种风格的延续，分别刊载于《中国作家》及《当代》杂志。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还有《狼》。《狼》是最具黄土味的书写，整个写作过程力戒修饰，力争写得拙朴真切，不求外在华美，只要内在厚实，读后令人回味。《狼》初刊于《山西文学》，选载于《散文选刊》，之后分别选入广西人民出版编选的《生活随笔》和人民日报出版编选的《生活小语》。
……为1998年至现在。1998年5月，尧庙失火，亟待修复，我在继续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同时，组建文物旅游外事局并兼任局长，发动社会各界捐款，修复尧庙。这是我生命的新里程。此前，虽然我已在政务部门供职近20年，编制过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编制过城市总体规划，但是，在众人的眼光中我始终是文人、书生。出任局长是在危难之中，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我依靠人格的力量，凝聚人心，筹款集资，在一年之内不仅光复了大火焚毁的广运殿，而且，修复了3座宫门，拓开了门前广场，既保护完善了文物，又使一个荒疏的古迹变为旅游热点。在此过程中，临汾人民对我另眼相看，认为我能写、能说、能干。当然，这能干是在修复尧庙中才展现的。不过，整个建设过程，我的写作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努力研究“尧都文化”，重新认识评价尧舜禹，确立了尧为国祖的定论，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找到了新的亮点。这一时期，我的散文创作数量明显少了，因为忙碌的事务常使我无插针之隙。好在我对源头文化的研究却深探了好多，而且，由于源头文化的滋养，我的思维空前活跃，可以说是纵览古今，深入浅出，每有所得，伺机书写，先后写成了《尧都人杰》、《尧都史鉴》、《尧都风光》、《尧都土话》。这些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我的写作进入了一个质朴沉实，丰厚精练的阶段。
尤其是《尧都土话》系列散文的写作，开启了我创作的新天地。我将语言考古的成果，传统文化的精魂，现代世事的视野，融合为一体，用朴实生动的乡村土语，亦庄亦谐的叙述，达到了朴实无华，耐人寻味的意境。作品先后被《文艺报》、《散文》、《黄河》、《中华散文》等杂志刊发，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选载。2002年散文选本同时入编三种，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02年散文》、中国散文学会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02年度散文年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2年精短美文100篇》。
当然，我的作品缺陷也是明显的，独特的乡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散文特质。独特的特质潜在着地域的偏颇，因而，也许北方人喜欢的作品，南方人读来却颇为艰涩。我认为，学习是无止境的，创作是无止境的，我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我相信，经过自己的不断探求，不断努力，定会克服偏颇，日臻完美，使作品跨越地域，开辟更广泛地读者市场。
十二、你在此前的全部创作过程中，体验到的最大痛苦是什么？最大幸福是什么？遭遇的最大不幸与艰难是什么？得到的最大收获和欢乐是什么？
在创作过程我失去了常人的生活状况，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自参加工作，我一直在繁忙的岗位。先是在学校当教师，在公社当秘书，在教育局当干事，在县、市委办公室当秘书，后又任市政府秘办主任、副秘书长，及至兼任文物旅游外事局长，都是肩负重担，不容懈慢。忙杂的政务挤得我的白昼没有插针之隙，更无法静心读书、写作，时常假日也被公务占去。因此，阅读和写作只能在晚上，偶尔有一个星期天没公事，真是感到非常庆幸。所以，每每感到的是时间对我的吝啬。我没有逛过街，没有进过歌厅舞厅，没有下过棋、打过牌，至今仍是麻将的门外汉。在众人眼中，我是另类，到这个世上是白来一回。我的人生似乎是残缺的。
但是，这残缺给我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幸福。由于创作，我挽留了过去的生活，情感的历程。我的作品中印记了我的足迹，收藏了我的悲欢，是我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我在创作中不仅提高了写作技巧，而且，历练了高超人格，使我时刻警示自己，把握自我，操持自我，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尤其是当手中有了权力的时候，决不能放弃这起码的准则。但是，权力场上有权力者的游戏规则，当我的起码准则抵触了主宰者的利益时，我便面临着被贬斥的可能。屈从可以改变处境，然而，屈从要付出的是珍贵文物被毁，千秋古迹破碎的代价。我无法迈出这一步，因而，便陷落于被割职的境遇。这似乎是我的不幸，可是，真正的不幸则是我眼看权力者肆意损毁文物，我却无能为力，欲哭无泪，只能让心头滴血。
在从政和创作的双重角色中，我时常步履维艰。政令是广场语言，是上行下晓，人云亦云。创作是民间语言，是灵魂独唱，风帆别树。自然，这常常使我陷入两难境地。因此，我每日都要实行角色转换，稍有不慎，便可能偏失一端。走进政府，我的言行不代表我个人，我完全按政令行事。回到书斋，即我的尘泥村，我放纵思想，袒露灵魂，一任自我感情如黄河奔流，一泻千里。所以，数十年中我只能这么艰难地拔步。
几十年来，我的收获是丰饶的。固然那些着作是我的收获，但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保持了真心、爱心、民心。我没有因为混迹官场，而使道德沦丧，情操滑坡。我仍然有一颗纯洁的真心，爱国、爱民，尤其喜爱呵护弱势人群。所以，我始终向善，为善，劝善。向善，是我的人格趋向；为善，是我的行为准则；劝善，则是我的创作目标。如今，我已是天命之人了，我相信我不会滑坡，更不会沦丧，我正在收获一个平凡而超凡的自我。
这样的收获使我欢乐，欢乐我的人生达到了三育境界，即：读书育己、教书育人、写书育世。读书育己，书是我的精神食粮，每日每时，写作间隙，我都要用书籍滋养自己。书，使我充实，使我豁达，使我领悟。教书育人，我曾以教师为职业，教过五年学，连同在教育局工作的四年多，几乎近十年时间用在了培养新人上。只是，这种育人范围有限，作为有限。好在我找到了一种无限的育人形式，这就是写书。今世的人能看，来世的人可读，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不受人数、规模的限制。因而，我以为写书育世是让新的世事更美好。我不以为我的作品会对世事有多大影响，或许不过杯水车薪的效果，但是，我也乐意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嘛！如果善小也乐为的人多了，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所以，我将努力事之，使我的作品思想美，结构美，语言美，意境美，用一个美的氛围去陶冶美好的心灵！让美好的心灵去播布美好的世界。
（注：《乔忠延散文探究》一书，已于2009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集
多少次惋叹自己的机遇不好，连写游记也无法逃出这个怪圈。
我写游记时，游记骤然难写了。难就难在电视很快普及，覆盖了千家万户。电视屏面展示的风景名胜要比文字鲜活得多，好看得多。游记面临着艰涩生存的困境。
然而，我还是写了，那是出于一种爱心，一种对故乡风光的真爱。总想让尧乡大地的名胜缘自己的笔墨走出去，走进更多人的心目中，最好能把他们吸引过来，感受一番，陶醉一番。先写了《仙洞逍遥游》，没成想会获奖，还入选了《山西当代游记选》一书。当然，用现在的眼光再看，对这篇获奖文章我也不敢得意，总觉得还缺少纸页背后的蕴涵。
可在当时我是欣喜的，而且大受鼓励。之后便屡屡试笔，甚至时不时就想游一游，记一记，差一点卷入了游记写作的潮流。那潮流的走向是，介绍风景名胜，更像是一位导游口若悬河的背诵既定的说明词。我自然不甘这么从俗，于是奋力挣扎，力图突出潮流的重围。
这便有了刊发在《中国作家》杂志的《漂流的思绪》，这便有了刊发在《当代》杂志的《天成风流漓江水》……一时间诸多作品纷纷跟进，成了我写作的一种景观。我哪里会知道，这种景观竟是我的人生预言。时隔不久我便兼任了文物旅游外事局长，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一阶段的作品皆是游记。游记，游记，游记拖着我进了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