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不知道她的名字，《春秋》称她为“伯姬”。
在《春秋》中，叫“伯姬”的有六个之多：一是鲁惠公的长女，鲁隐公的妹妹，她嫁给了纪国国君；二是鲁桓公的长女，鲁庄公的姐妹，嫁给杞惠公（又说下嫁杞国大夫）；三是鲁庄公的长女，嫁给杞惠公的太子；四是鲁僖公的长女，在出嫁之前就不幸去世；五是鲁僖公之妾所生的大女儿，由于是庶出，嫁给了宋国荡氏大夫，故称荡伯姬；六是鲁宣公的长女，鲁成公的同母姐姐，她嫁给了宋共公。为《春秋》所特别青睐，即本文所说的，就是这第六个伯姬。由此亦可见，“伯姬”这个称谓，当时就是指姬姓国君的大女儿。若在一般小老百姓家，或许呼作“大丫”了。
在春秋时期，诸侯公室的婚姻嫁娶亦算是大事，所以在史乘上大抵要记上一笔。一般来说，诸侯国君的女儿（或姐妹），嫁给别的诸侯国君（或太子），这是大致对等的政治联姻。当然，也有往上“高攀”的，如纪侯的小女儿季姜嫁与周桓王，做了周天子的王后，这对于一个小诸侯国来说，自是莫大的荣耀。还有另一种，周王室的金枝玉叶，下嫁给诸侯国国君，如齐襄公、齐桓公兄弟俩就先后娶了王姬（周天子的女儿）。这些在《春秋》中都有记录。
鲁成公九年（公元前582年）二月，伯姬出嫁成为宋共公的夫人（因此又称为共姬）。对伯姬的出嫁之事，《春秋》着墨最多，是鲁国以往出嫁的几个伯姬、叔姬不能比的。比如，伯姬出嫁前，宋共公派大夫公孙寿到鲁国来送订亲聘礼；嫁到宋国之后，鲁国特派上卿季孙行父去探望她；这些本来按例不必写，可《春秋》却破例地写了。为什么？《春秋公羊传》指明，是为“录伯姬也”——这个“录”不单指“记录”，还包含着“彰扬”的意思。还有，卫国、晋国、齐国“来媵”，《春秋》也都分别写上一笔，同样是为“录伯姬也”。所谓“来媵”，是指送随嫁女。按周代礼俗，诸侯嫁女“以侄娣从”，即新嫁娘的妹妹和侄女也要跟随嫁过去；不仅如此，还得有另外两个诸侯国同样“以侄娣从”的三个随嫁女。这就是所谓的“诸侯一娶九女”，即某诸侯新郎官娶一个夫人，同时享有随之而来的八个妾。然而这位伯姬出嫁时，竟有三个诸侯国“来媵”，致使宋共公一娶而得十二女，这就超标了，而且“非礼”了。可《公羊传》对此诠释说，虽然“三国来媵非礼”，但将这件事记录下来，正显示出伯姬的美德——有包容众多媵妾的气量。《春秋》以“笔则笔，削则削”著称，对伯姬的书写记录，可以说是“笔则笔”的范例。
《春秋》为什么对伯姬如此格外青睐，不吝笔墨呢？东汉经学家何休在其《春秋公羊传解诂》中指出：“伯姬守节，逮火而死，贤，故详录其礼，所以殊于众女。”确实是如此。倘若伯姬不是“守节”焚死，她会在《春秋》中得到“殊于众女”的被书写的特殊优遇吗？显然是不会的。
伯姬之死是在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五月初五，这一天夜里伯姬的宫舍忽然发生火灾。眼看火越烧越大，宫里侍者惊慌地说：“火要烧进来了，请夫人快出宫吧！”伯姬却镇定说道：“我听礼义上说，妇人若没有傅母、保母相陪，夜里不可以下堂。”傅母这时匆匆赶来了，人们更急切地规劝伯姬快离开火场，伯姬还是不肯，说不见保母，她绝不能下堂一步……就这样，伯姬被活活烧死在大火之中。《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对伯姬焚死之况，有大致相同的记述。据《解诂》称：“礼，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辅正其行，卫其身也。”可知当时国君夫人身边有傅母和保母，前者似是“辅正其行”的私人教师，后者则是负责照料生活起居。为恪守“妇人夜出，必待傅姆”之礼，伯姬终至焚死，这实在是够惨烈的。此事当时想必会传到鲁国，孔子此时八岁，他若是听说也许会很“震撼”吧。
《春秋》又记载，伯姬死后，宋、晋、齐、卫等十二国的卿大夫，专为宋国遭遇火灾的事，在澶渊这个地方聚会。宋国因这次聚会，得到各国的财物资助，卿大夫们说：“死了的不能复生，但你们（宋国）在财物上得到补偿了。”有点奇怪的是，伯姬的父母之邦——鲁国没有参与。《公羊传》说，记述这次聚会，也是为了“录伯姬也”。
按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伯姬是个不幸的女人，她嫁到宋国仅过了六年，宋共公就撒手人寰，正当妙龄便开始了寂寞而漫长的寡居生活；在她被那场大火活活烧死时，已经是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了。——其实，与其说伯姬是死于火，毋宁说她是死于“礼”，她是礼教的牺牲品。
然而，在当时古人尤其是儒家看来，伯姬则是难能可贵的贞节女子——丧夫之后守寡三十多年，恪守“妇人夜出，必待傅姆”之礼而不惜殉身，真正是守礼的极致，贞贤的典范了。因此，儒家经典《春秋》以及《公羊传》、《谷梁传》等要不惜笔墨，破例地书写、诠释有关伯姬的行迹和事件，用以对贞女伯姬特加彰显和褒扬。或可以说，《春秋》最早用文字树起了一座垂范天下女子的“贞节牌坊”。不过，就在春秋时代，对伯姬焚死事件，也曾有不同的看法，如《左传》所记：“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曰：‘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当时，有些君子议论：伯姬之死，是因为她守的是未婚闺女的礼则，而不是已婚妇人的礼则，闺女家（夜晚下堂）要等待保姆，已婚妇人则可以相宜行事。这就是说，伯姬既然不是黄花闺女，就没必要为了等待傅姆而殉命。这些君子对伯姬表示了惋惜之意。但他们认为，倘若是闺女家，遇到与伯姬类似的危情，哪怕焚死也须恪守“必待傅姆”之礼。这同样也是很残酷的。
曾经当过钱穆的老师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其《中国通史》中写道：“当这时代，女子遂成为家族的奴隶，奴隶是需要忠实的，所以贞操就渐渐的被看重……春秋时，鲁君的女儿，有一个嫁给宋国的，称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国失火，伯姬说：‘妇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烧而死。《春秋》特书之，以示奖励。”思勉先生这里说得很透彻，贵为国君之女之妇的伯姬，其实也是“家族的奴隶”。作为忠实奴隶的伯姬，最终以极惨烈的方式，做了家族和礼教的殉葬品，这委实是很可悲哀的。类似这样的悲哀，甚至被称为“现代大儒”的梁漱溟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古代礼法，呆板教条，以致偏倚一方，黑暗冤抑，苦痛不少。”
昔有所谓“国学大师”，曾如是揩定：“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六艺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今有所谓“学者”，为了振兴“国学”，四处撰文、讲演，倡议在中小学推行“六艺之教”。倘若哪一天真的如其所愿，那么，别的且不说，就《春秋》讲授而言，“学者”面对中小学生，该如何从伯姬焚死事件中阐发出“至高特殊”的意义来呢？这似乎有点难。但笔者并不担忧“学者”的能力。穿凿附会，巧言辩说，故弄玄虚，五迷三道，天花乱坠，云山雾罩……“学者”擅长于诸如此类的“绝活”，甚至有时——恕笔者直言——可以不讲人话，只要达到将腐朽翻作神奇（或圣明）的功效，那就OK了。不过，此类“学者”凭其拿手“绝活”，究竟能糊弄多少人的脑袋，这恐怕就不好说了。
孔子为何“叫停”子路行仁？
有一次，有人问孔子，“子路仁乎？”孔子回答说“不知其仁”。所谓“不知”，就是认为，在“仁”的方面，子路还不够格。其实，子路是有“行仁”之举的，然而却遭到过孔子的急令“叫停”。此事记载于《孔子家语》——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民修沟洫；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箪食，一壶浆。
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路忿然不说（悦），往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这段记述颇有意味。子路在卫国出任蒲宰（蒲邑的行政长官），为防暴雨造成水灾，子路亲自与蒲地民众一起挖沟开渠，兴修水利；看到民众劳苦而又少食，他又分送给他们每人一竹筒饭和一壶浆汤。孔子听说后，急忙派子贡去制止子路这么做。子路想不通，就去找夫子理论，他说：“我是因为暴雨将至，恐怕造成水灾，所以与民众一起修治沟渠作为防备，看到很多人因贫困而挨饿，因此就分送给他们饭和浆汤。您派子贡来制止，这是夫子您制止我行仁。夫子用仁教弟子却又禁止行仁，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夫子的回答是：“你了解了民众挨饿的情况，为什么不报告上司，从而开仓赈济饥饿的贫民？而私自拿你的食物来送人，这分明是昭示上司没有恩惠，以显示你自己道德高尚。你赶快停止这么做还来得及，否则的话你必定要招罪惹祸哩！”
作为一邑之长，子路亲自与民众一起挖沟修渠——这里大概用得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而且还自掏腰包给他们分送饭食、浆汤，这在我们平常人看来，如此与民众同甘共苦的子路，不是难得的好干部吗？况且，孔子还曾教导过子路，当官从政要“先之，劳之”（自己先给老百姓带头，然后他们就会勤劳地工作），子路这么做又有什么错呢？但这是我们平常人的平常思维，中国的官场思维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据说，李斯在担任秦始皇的丞相时，“有善归主，有恶自与”——有好的事情都归功于君主，有坏的事情统统揽在自己身上。这是官场上的为官之道，不过它并非始作于李斯，想必还要古老得多。孔子所指的“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无疑就是犯了官场的大忌。子路若懂得点官场之道，便不会只知道与民众一起闷头苦干，他应该强调国君或顶头上司（卿大夫）的并且恭让他们对下民显示仁德关怀；如果打报告要求开仓救济，而得到的是“研究研究”，也得忍住内心的“不忍”，切不能急着自掏腰包去解决人家的肚子问题。算起来子路当时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却还是没有历练得成熟、世故起来；他想得很简单，不能眼看人家饿着肚子干苦累的活儿而不管，所以就自己拿饭和浆汤来送给他们。为人质朴直率的子路没想过要显示自己，更没有考虑到这还有“明君之无惠”的嫌疑。唉，这位孔门的大弟子，还不如如今我们的一般干部，他们就都懂得经常把“在？菖？菖的正确领导下，在？菖？菖的亲切关怀下……”挂在嘴边，或写在报告上。孔门“十哲”，子路列为“政事”人才，但从这件事来看，他显然还没有深谙为官之道的规矩以及官场政治的诡谲。夫子毕竟是夫子，他洞知官场政治和复杂人性，因而急切制止子路的“行仁”之举，这无疑是出于一片爱护之心。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说子路只是“具臣”，而不是“大臣”。
所以，可以这么说，像子路这样单纯、直率、胸无城府的人，是不太适合复杂的官场的；即便他们当了官，做了一些好事，也难免身陷困顿乃至险厄之中，结果往往不会有好下场。就是子路，他最终不就是死于卫国内乱之中，惨烈地被砍成肉酱了吗。孝子曾参为何受责于“孝”？
曾参比孔夫子小四十六岁，是孔门弟子中的小字辈。在《论语》里，孔子对曾参有个一字评语：“参也鲁。”此“鲁”不是指粗鲁，而是指鲁钝，即反应不够机敏。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以（曾参）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此说自古以来就受到质疑。《孝经》的开头第一句：“仲尼居，曾子侍。”称孔夫子的字，而称曾参为“子”（先生），若是曾参所撰，他不可能在称呼上如此不懂规矩。《孝经》非曾参所撰，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不过，曾参是个大孝子，则是确凿无疑的。孟子就曾称道：“事亲若曾子者可也。”然而有一次，孝子曾参却因其“孝”的表现，受到了孔子极为严厉的斥责。在《孔子家语》中有如下记述：
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
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
“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汝不闻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
这段记述中，有两位老先生大光其火——先是曾老先生，为儿子在瓜田锄草时误斩了瓜根，就抄起大棒把儿子打昏在地；可在《论语》里那个“言志”的曾皙（名点），是何等洒脱、飘逸而有诗意：“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令孔子也忍不住喟然赞赏（“吾与点也”）；怎么在家里竟是另一副模样，为了区区一个瓜根，就对儿子如此滥施家庭暴力？倘若此记载无讹的话，其诗意形象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了。还有就是孔老夫子，愤怒到不让一个学生进门，这是极为罕见的，他老人家斥骂宰予“朽木不可雕”时，也没说过这么严厉的话。曾参因何惹得夫子如此怒不可遏？夫子以舜跟他的瞎子老爹的关系为例，说用小棍子打，舜且挨着，大棒子过来，则溜之乎也；而曾参却“委身以待暴怒”，以至于被打昏过去，万一打出三长两短来，这不是“陷父于不义”吗？此事甚至严重到有“杀天子之民”之嫌。在夫子看来，孝当然是天经地义，但又不能过，“过犹不及”；“过”到极端的地步，问题就更其严重。也难怪夫子要对孝子曾参如此严加斥责了。
自知“罪大”的曾参，此后遭受棍棒教育时，想必不会再鲁钝得不知适当规避了。至于曾皙是否一改其“力教”之举，翻然变为循循善诱的慈父，恐怕就很难说。但不管怎样，曾参对父亲的孝顺则是始终如一。曾皙亡故，曾参又展示出他那至孝的风范，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有此记述：
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参对孔伋（字子思）说那话，显然是想告诉子思，自己为亡父是如何极尽丧礼，从而令其感佩不已。可没想到子思非但没感动，还说先王制礼是为了让人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所以君子为父母亡故行丧礼，可以三天不吃不喝，扶着丧杖还能够站起来。这是委婉地批评曾参过分反而违礼了。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但又是曾参的学生，他当然不可以像夫子那样疾言厉色。子思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先儒认为子女的身体是父母给的（称为“遗体”），因此父母初丧时，子女悲哀得茶饭不思，人显得消瘦憔悴一些，这是应该的，但要是毁伤了身体，那就违礼了。在上述记载里，没有曾参对子思婉责之词的回应，也许受学生的责备，面子上总有点那个吧。
曾参还有个叫乐正子春的学生，在其母亲逝世时，强使自己五天不吃东西。不过他倒没有以此炫耀于人，而是马上自我反省了：我这样矫情显“孝”，不是对母亲缺乏真诚吗？如此又怎能对他人真诚呢！这件事也记录在《礼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