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你也许会感到不解，甚至惊讶：俄国文学向来被中国人民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和尊重，怎么与殖民主义挂上了钩？是俄国文学反对殖民主义、声讨殖民主义？还是俄国文学维护、美化殖民主义，充当了俄国殖民主义的工具？
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杨德友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就是专门探讨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关系的著作。说句实话，我一开始看到书名，也感到有些突然。沙俄穷兵黩武，四处扩张，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习惯上没有把它称为殖民主义国家。尽管我对俄罗斯文学中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早有反感和警惕，但始终没有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
俄国如同西欧殖民主义国家一样，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兼并和外交手段，巧取豪夺，疯狂奉行殖民主义政策。不同之处在于，西、葡、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是漂洋过海到海外去掠夺土地，滥杀原住民，收刮财富，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隔着海洋，距离遥远；而俄国则通过战争，或者派遣一伙强盗就可以侵占一条条河流，一片片草原，一座座山脉，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城池，把沙俄的疆界向外扩张，将掠夺到的土地纳入俄国的版图，使殖民地和俄国本土山水相连，在地理上似乎没有明显的阻隔感，给人造成大一统帝国的印象。另外，他们向周边地区殖民，强制实行俄罗斯化，因而模糊了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尽管殖民的形式不同，但谋求土地、出海口、自然资源和世界霸权的目的不变，殖民主义的实质没有改变。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殖民主义国家，“以俄为师”的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当然也不会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反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照抄照搬“老大哥”的模式，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苏联的殖民主义政策辩护。
俄罗斯在建国之初仅是隅于欧洲东部的一个蕞尔小国，面积不足二十四万平方公里，到一九一四年，俄国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面积达二千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版图扩大了将近一百倍。据史料统计，十七至十九世纪，俄国以平均每天一百四十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张。也就是说，仅用四天时间就可以拿下如今的彼得堡，不出一星期就可以得到与莫斯科相等的土地。如此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历史上实属罕见。
且不说沙俄北上南下西进的大肆扩张，沙俄趁中国积贫积弱、内乱外患之际，吞并侵占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就让中国人民深感屈辱，成了永远的历史之痛：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四日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
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占去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短短二十多年，沙俄就从中国夺走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
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照理说苏联应该改变殖民主义侵略政策。历史证明，这仅仅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苏联继续推行沙俄殖民主义的基本国策，只不过假借国际主义旗号罢了。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受到的教育是，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在我国的特权。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兑现。苏联不仅没有归还沙俄侵占我国的领土，反而继续占去我国大片领土：一九二九年占去黑瞎子岛；
一九四四年占领唐努乌梁海地区；
一九四五年分裂中国，使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斯大林时期使中国失去的领土超过沙俄时期，也就是说，从沙俄到苏联，从我国掠夺了大约三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等于现在我国领土的百分之三十七。
那末，俄罗斯文学如何对待俄国殖民主义的呢？汤普逊认为：“俄国文学在这一殖民过程中扮演了一种中介角色。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索尔仁尼琴和雷巴科夫等优秀人物，都是俄国殖民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从十九世纪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苏联时期的索尔仁尼琴、拉斯****，他们都是杰出作家，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曾经为俄国殖民主义唱过赞歌。
普希金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他的诗歌和小说，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从上世纪初就介绍到中国，到目前为止，他的作品几乎全部译成了中文，单单《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有六七个译本，他的多卷本文集就出版了三套。我国还成立了全国普希金研究会。一九九九年是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其规格之高，实属空前。我不记得有哪一个外国作家能够享受如此的殊荣。但是，也许很少读者知道，歌颂自由、反对****的普希金曾全力支持沙俄帝国残酷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
波兰在历史上曾三次被瓜分，每次瓜分都有沙俄的魔爪参与。一八三〇年，波兰人民发动了反对沙俄殖民统治的起义，结果遭到俄国军队的血腥镇压。当欧洲各国舆论严厉谴责沙俄暴行的时候，普希金跳出来为沙皇侵略政策辩护。他写了《致诽谤俄国的人们》这样一首诗。他在诗中把镇压波兰起义称为斯拉夫家庭内部的争吵。既然是一场家庭纠纷，就不容他人置喙；既然斯拉夫人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的性格就不尽相同，“波兰人傲慢”，“俄罗斯人忠诚”；既然是个大家庭，那么家庭成员的地位和实力也各不相同，俄罗斯是“浩瀚的大海”，其他成员无非是“涓涓细流”，这些“涓涓细流”都应该归入“浩瀚的大海”。也就是说，俄罗斯担当着老大的角色，理该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小兄弟。普希金在这首诗中还回顾一八一二年俄法战争的历史，指出拿破仑早就尝过失败的苦果，夸耀俄国用自己的鲜血使欧洲获得了“自由、荣耀与和平”。诗人嘲笑欧洲：你们只是嘴上功夫了得，实际上没什么了不起。他提醒欧洲：千万别忘了苏沃罗夫的厉害，别以为沙皇的话已经不再算数，俄罗斯人依然保留着善于取胜的习惯。最后普希金发出了威胁：我们人多势众，地域广阔，到处都会竖起密密麻麻的刀剑，你们这些诽谤俄国的家伙，你们来吧，等待着你们的就是坟墓。诗人的愤怒情绪这时候已经无法控制，口气近乎街头叫骂了。
普希金不仅写诗抒发自己的“爱国主义”狂热感情，甚至迫不及待地要采取“爱国主义”的实际行动。他向朋友纳肖金表示，他要“抛弃一切，亲自上前线与波兰人作战”，还劝这位朋友别忙着结婚，要用结婚的这笔钱去买一匹马支援前线。这时候诗人已经完全背叛了自己原来的政治理想，彻底沦为俄国侵略政策和沙文主义的奴隶。
普希金听到俄军攻占华沙的消息，欣喜若狂。这一天正巧是波罗金诺战役纪念日，于是他写下了《纪念波罗金诺胜利》一诗。基调与前面那首诗基本相同，无非借此事件再次炫耀俄军的厉害和不可战胜，免不了还对拿破仑奚落嘲笑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的朋友、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写诗愤怒谴责沙俄的强盗行径，而普希金反诬他是“恶毒的诗人”，是“为狂暴的愚民浇洒饱满的毒汁”。
如果说以上两首政治抒情诗只是作者殖民主义情绪的宣泄，野蛮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流露，那末《阿尔兹鲁姆游记》便是普希金参加，或者更准确说是跟随俄军征服高加索的真实记录，从中更加可以看清作者的殖民主义心态了。
一八二九年五月，普希金向莫斯科第一美女冈察罗娃求婚被拒，伤心之余，当夜前往南方，追随帕斯凯维奇将军的部队经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去攻打土耳其的阿尔兹鲁姆。
俄国征服高加索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年。在俄国人的记忆中，叶尔莫洛夫将军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七年间率五万大军对高加索几个民族实行的大屠杀是一种高尚的英雄行为，是为俄国建立的丰功伟绩。普希金曾经以少见的谦卑语气写信给叶尔莫洛夫，希望担任他的秘书，负责编辑出版将军的回忆录：“您的荣耀属于整个俄罗斯，您没有权利把它隐藏起来。”而帕斯凯维奇是继叶尔莫洛夫之后率领俄军征讨高加索和土耳其的元帅，他对普希金优待有加，准许普希金体验讨伐山民的乐趣，但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保护这位著名诗人，不允许他直接参与战争。普希金对此心怀感激，于是创作了《阿尔兹鲁姆游记》。
在殖民主义者眼里，他们自己代表了文明和先进，而殖民地人民则是野蛮和落后的，殖民扩张是为了传播文明，对殖民地人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沙俄不断侵略的借口为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特殊选民，比其他民族优秀，担当着解救其他民族的弥赛亚使命。普希金在《游记》中体现的完全是这样的理念，他笔下的亚洲人都是劣等人种：
卡尔梅克人——烹调技术低劣，制作的食物糟糕透顶，女人都是狐媚子；
切尔凯斯人——生性残忍，世世代代闹内讧，彼此仇杀，剑和马刀是他们躯体上的器官；
奥塞梯人——贫穷，懒惰，狡猾；
土耳其人——在阿尔兹鲁姆陷落之前，“王公的宫殿被抢劫一空，沙发被撕裂，地毯不见影踪。”言下之意：俄罗斯军队是解放者，而土耳其人倒是一伙强盗，自己抢劫了宫殿；
……
总之，无论是高加索还是土耳其，普希金看到的全是落后、贫困、肮脏和野蛮。“不管化多少钱，无法买到普斯科夫省一个小镇上的小商铺里可以买到的东西。”“贫困”、“肮脏”和“野蛮”成了亚洲的代名词。相比之下，俄国侵略军简直成了一支英勇善战、无坚不摧的威武之师，帕斯凯维奇一昼夜就击溃三万土耳其敌军，迅速占领了阿尔兹鲁姆；俄军又是一支文明之师，所到之处，马上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几年以前，高加索的温泉浴池“都是仓促搭建起来的棚子……现在宏伟的浴室和大楼拔地而起。两侧栽种了菩提树的林荫道一直通往马舒克山的山坡。到处都是整洁的道路、绿色的椅子、长方形的花圃、小桥和亭子。温泉都经过了整修，铺好了石块；浴池墙上挂着警察局的告示；一切都显得整齐、清洁、美观。”
可见，普希金这时候完全站在俄国殖民主义立场上，成了俄国殖民主义的代言人和辩护士。伟大的鲁迅先生对此倒有比较公正的看法。八十多年前，他在《罗摩诗力说》中就曾指出：普希金从监禁地返回莫斯科之后，“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颂，美其国之武功。”遗憾的是，如今的中国学者，也许是长期洗脑的结果，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反倒赞扬普希金明显的殖民主义言行是“表现了军人之勇”（见《普希金文集》第一卷“前言”浙江文艺出版社）。
也许普希金的《致诽谤俄罗斯的人们》、《纪念波罗金诺战役》和《阿尔兹鲁姆游记》这些作品，除了研究者之外，并不为中国广大读者所了解。那末，莱蒙托夫的社会心理小说《当代英雄》，则不仅是俄语专业学生的必读书，也是广大读者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塑造了一个对现实不满、却又找不到出路、内心痛苦不堪的“多余人”毕乔林。应该说，这个文学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真实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罗斯贵族青年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现实。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审视作者对待高加索及其居民的态度。《贝拉》是《当代英雄》中写得最成功的章节之一，作者把我们带到了风光迤逦的高加索。作者借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在高加索的经历。因为要走山路，他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蒂人帮助拉马车。一名奥塞蒂人扛着他的皮箱，另外几个奥塞蒂人就吆喝着催促那些牛拉车。就在这辆马车后面，有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那车尽管装得满满的，几头牛却像拉空车一样轻松。他感到纳闷，于是向那辆车的主人打听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这些亚洲人简直是坏蛋！您以为他们嘴里嚷嚷着是在帮忙吗？鬼才知道他们在嚷什么！牛倒懂得他们的意思；哪怕您套上二十头牛，只要他们这么一嚷嚷，牛就一步也不动了……混蛋透顶的骗子……他们就爱从过路人身上多弄几个钱……瞧吧，回头他们还要向您讨酒钱呢……他们连俄国话‘面包’都不会讲，可学会了：‘老总，给点酒钱吧！’我看，就是鞑靼人也比他们强，至少鞑靼人不是酒鬼……”莱蒙托夫一上来就把奥塞蒂人描写成了骗子和酒鬼。
毕乔林强占鞑靼少女贝拉历来被看作是一出具有异域风情的浪漫主义爱情悲剧。毕乔林在鞑靼王爷嫁女的婚宴上初识美少女贝拉，马上为贝拉的美貌所倾倒。于是利用贝拉的弟弟爱马如命的弱点，设计将贝拉搞到手，但不久便开始冷淡她，最终贝拉被暗地里爱她的同族人卡兹比奇刺死。毕乔林占有贝拉并非出于真正的爱情，完全是为了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他把贝拉看作自己人生游戏中的一个玩偶，一旦无法满足心灵的需要便弃之如敝屣，正如他解剖自己时所说：“野姑娘的爱情比贵妇人的爱情好不了多少；野姑娘的纯朴无知也同贵妇人的卖弄风情一样使人厌倦”，“我跟她在一起感到无聊”。他非常清楚，如果贝拉不是死于卡兹比奇的刀下，她的结局也许更加悲惨。因此，当别人劝慰他不要因为失去贝拉而过分伤心的时候，他居然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传统的评论一般着重分析毕乔林这个“多余人”扭曲的心灵，很少关注毕乔林给贝拉及其一家带来的悲惨结局，以及隐藏在这悲剧后面的殖民主义心态。且看莱蒙托夫怎样塑造高加索居民的形象：贝拉的弟弟阿扎玛特头脑简单，爱马如命，为了得到一匹好马，可以把自己的亲姐姐绑起来拱手交给毕乔林；贝拉这位鞑靼美少女，初次见到毕乔林便赞扬俄罗斯军官比鞑靼青年更英俊，遭到绑架后曾经绝食反抗过，但抵挡不住毕乔林的花言巧语，最后主动投怀送抱；卡兹比奇是个盗贼，暗恋贝拉，在抢夺心上人的行动失败后竟然对恋人痛下杀手。总之，在这位俄罗斯军官的眼中，高加索的山民，从头脑简单、为了一匹良驹甘愿把自己的亲姐姐送给毕乔林的阿扎玛特到亲手杀死自己心上人的强盗卡兹比奇，到一开始以绝食反抗劫持、最后又主动投入毕乔林怀抱的鲜花般的美少女贝拉，一个个都是头脑简单或者生性凶残或意志薄弱的贱人。作者竭力丑化山民，目的在于凸显俄国青年军官“像挺拔的白杨”那样英俊和轩昂，反衬俄罗斯人道德的高尚和思想的深邃。尽管莱蒙托夫成功塑造的毕乔林这个“多余人”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地位，但隐藏在背后的殖民主义心态往往被大家忽略，这倒是很值得引起我们警惕和思索的一个现象。
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卷帙浩繁，气势雄浑，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作品生动地描写了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二〇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的一切惨剧，各种****，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世的啼哭到气息奄奄的老人感情的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啼哭，各种内心的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但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一八一二年击败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作者最看重的是“人民的思想”，力求表现的是“人民战争的大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赶走了侵略者，从而成功制造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
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正是俄罗斯帝国向外扩张最厉害的时候。向北合并芬兰，控制了波罗的海东岸；往西侵占波兰，把边界向西大幅推进；往西南吞并了比萨拉比亚；南下控制了整个高加索；又将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纳入自己的版图；东部边界从西伯利亚扩展到远东，直达太平洋——俄罗斯帝国成了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大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在沙俄帝国感觉最乐观、情绪最亢奋的年代写作和发表的。帝国对外扩张成了艺术的资源，反过来，托尔斯泰的小说又对俄国人膨胀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产生了重大影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制造了帝国的神话，这神话的核心便是：外国入侵，俄国奋起自卫。托尔斯泰的小说继承了普希金《致诽谤俄罗斯的人》一诗的逻辑和基调，几乎成了普希金诗作的一个续篇：俄国不仅单独打败了入侵的拿破仑，而且为欧洲的自由和幸福洒下自己的鲜血；俄国不仅有能力保卫自己，而且能够拯救欧洲。《战争与和平》使这个信念永远牢牢地扎根在俄国人的脑海中。托尔斯泰忽略、模糊或者隐瞒了一个关键的历史事实：俄罗斯和法国曾在一八〇八年结成联盟，密谋瓜分土耳其，而压断两国之间联盟的那根稻草则是贸易的冲突，即经济利益。《战争与和平》竭力表现俄罗斯遭受法国侵略，刻意营造俄罗斯人民奋起抵抗法国侵略者的氛围。于是，角色成功转换：凶恶的狼成了无辜的羊羔，强盗成了受害者。读者也许还记得，小说的主角之一安德烈参加奥斯特里茨战役，受伤后躺在地上遥望辽阔的天空，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但是很少人会注意到，这场战役不是发生在俄国，而是在捷克的领土上。
在托尔斯泰笔下，俄军统帅库图佐夫是民族英雄，而拿破仑则是一个高傲自大、愚蠢臃肿的侏儒，一个不懂军事战略的庸才，一个爱慕虚荣的恶棍。为了拔高库图佐夫和贬低拿破仑，托尔斯泰不惜违背了艺术真实的原则。俄罗斯人，从上层贵族到平民百姓，都是心地善良、道德高尚、深明大义、勇于牺牲的爱国者，而波兰人、立陶宛人等非俄罗斯人在作者眼中就完全是另一种形象了。
除了把拿破仑贬低成一个卑微的小丑和大肆美化俄罗斯军队的官兵，托尔斯泰制造民族神话的另一个环节是沙皇与臣民的关系。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前，沙皇检阅俄国军队。与沙皇父子同时出场的还有奥地利皇帝和皇太子，但与沙皇父子相比，他们缺少光彩，大为逊色。俄国军团见到沙皇出现，报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些俄罗斯军人，正如罗斯托夫坚信的那样：只要沙皇说一句话，“全国广大群众就会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死，或者去完成最崇高的英雄主义的丰功伟绩。”俄国就是沙皇，沙皇就是俄国。在这里，道德和尊严彻底服从于俄国国家及其独裁的国君，《战争与和平》表现的不仅是神圣俄罗斯的弥赛亚救世意识，还有绝对效忠于国家权力、服从扩张侵略宏图的信念。
与当年普希金曾经打算亲自上前线跟波兰人作战一样，一八六三年，托尔斯泰曾打算中断《战争与和平》的写作，离开妻儿子女，亲自奔赴镇压波兰起义的前线。由此可见他的“爱国主义感情”是何等强烈，这种情绪无疑渗透在小说中。
《战争与和平》为俄罗斯帝国的光辉业绩描绘了一幅艺术画卷。在俄国的殖民行径和自我形象之间，它发挥了很好的中介作用；俄国的形象就成了一个饱受外族欺压和侵略、但是又有能力打败入侵者、保卫自己家园、甚至拯救其他民族的伟大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战争与和平》毕竟是作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有了根本改变，他不仅猛烈抨击沙皇政府，还对俄罗斯的殖民政策进行了反思，著名长篇小说《复活》中就有愤怒谴责俄国将军残酷屠杀波兰爱国人士的篇章，当然反殖民主义立场最明显、最典型的作品无疑是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都是十九世纪的经典作家，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他们都难免“时代的局限”。那末，苏联时期的那些著名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又如何呢？让我们看一看以西伯利亚题材著称、在中国拥有众多读者的拉斯****吧。
众所周知，俄罗斯帝国在向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的过程中，其剿灭当地居民、疯狂掠夺自然资源的罪恶罄竹难书，他们的殖民主义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有学者称：“一五八二至一九五三年间，西伯利亚这个名称是扼杀本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同义词。在这个时期，俄国人至少消灭了七十五个民族和至少同样数量的语言。”俄国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西伯利亚的资源。广袤而富庶的西伯利亚和远东为俄国提供了大量的皮毛、贵金属、石油和天然气。早在十七世纪，俄国国家收税的十分之一来自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皮毛。一八三〇至一八五〇年，西伯利亚的黄金产量增加了二百五十倍。二十世纪，苏联得以生存，很大程度上依靠西伯利亚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除此之外，西伯利亚和远东还是倾倒犯人和强制迁移少数民族的“垃圾场”。总之，西伯利亚在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出生在西伯利亚、以西伯利亚为主要创作题材的拉斯****是怎样看待这一切的呢？他在一九八九年发表的《西伯利亚啊，西伯利亚……》集中反映了他的观点和立场。他首先颂扬征服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把他描绘成一名为了俄罗斯帝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神话式英雄：“哥萨克只有五百人，而敌人的数目高达数千；俄国勇士们如果不是得到具有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和行政能力的叶尔马克的领导，敌人是可能取得了胜利的。”拉斯****所说的“敌人”，就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原住民，他所渴望的“胜利”就是对原住民的屠杀和剿灭。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仅仅这两次惨案，俄国殖民强盗就杀害了我们近一万名手无寸铁的同胞。对于叶尔马克、哈巴罗夫、波亚尔科夫这些刽子手残酷屠杀残害当地居民的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拉斯****闭口不谈，反而百般赞扬他们，与一个半世纪之前普希金赞扬征服高加索的叶尔莫洛夫的口吻几乎如出一辙。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拉斯****居然罔顾事实，说西伯利亚原本没有本地居民，仿佛俄国人是进入了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他在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中就制造这样的谎言。拉斯****宣称，西伯利亚就是俄罗斯人祖祖辈辈居住的故土。如今为了在安加拉河上建造水电站，需要淹没俄罗斯人居住的马焦拉岛。于是，拉斯****大肆渲染村民们故土难离的情绪和心理。请注意“马焦拉”这个村庄名称，其中藏着玄机，是作家按下的一枚钉子：“马焦拉”源自“母亲”这个词，表示这里是俄国人祖辈居住之处，是俄国人世世代代的家园。历史事实是：安加拉河流域原来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一七二七年沙俄采用卑劣的手法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布连奇斯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从此这个地区被划入了俄国版图。正因为西伯利亚原本不是俄罗斯的领土，所以拉斯****不惜歪曲历史，再三强调这片土地是俄罗斯人的故乡。这种说辞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有趣的是，拉斯****又自打耳光，大言不惭地称赞俄国人对土著居民的友好态度。他承认，有人要奴役西伯利亚人，不过立即遭到政府和俄罗斯人的指责，不像英国殖民者那样可以无法无天，惨无人道地奴役美洲土著。拉斯****反复强调，西伯利亚本地人欢迎新移民的到来，迁移到西伯利亚的俄国农民与当地的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关系既融洽又友好。我们知道，沙皇政府为了永久侵占掠夺到手的西伯利亚和远东，为了在这个地区实行俄罗斯化，便把大量的西部农民迁移到西伯利亚，而引诱、鼓励农民东迁的措施就是解除农奴身份和减免收税。数量众多的俄国殖民移民在沙俄政府的安排和保护下，侵占原住民的土地和资源，甚至反客为主，排挤、限制、驱赶原住民。在这种情况下，原住民哪能会张开双臂欢迎外来者呢！拉斯****断言：“西伯利亚比俄罗斯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俄罗斯是一家……没有俄罗斯，西伯利亚就无法生存……西伯利亚早已命中注定是俄罗斯血肉的一部分。”这番话彻底暴露了拉斯****歪曲历史、美化殖民主义的立场。
平心而论，拉斯****在反映现实、探索道德方面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我也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译过他的中篇小说《火灾》，并写过评论文章，肯定他对苏联社会濒临崩溃的敏锐预感。但他骨子里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遮蔽了他的视野，使他无法正视正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苏联解体后，拉斯****发表的作品基本上都充斥了哀叹、怨恨的灰色调子。他的长篇新作《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告诉读者，“狡猾的中国人”和“蛮横的高加索人”纷纷到西伯利亚经商，他们挤占了俄罗斯人的生存空间，败坏了社会道德。令人遗憾、也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一些拉斯****研究者，也许当惯了贾桂，居然不分是非，大肆赞美这样一部与时代大大脱节、甚至明显侮辱中国人的作品。（见《拉斯****创作研究》孙玉华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近数十年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在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殖民政策罪行的自我意识在西方的语境中已经随处可见，自鸣得意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气球已经被戳破，对他者压迫和歧视的黑暗面遭到揭露。但是，这一潮流没有触动俄国，俄罗斯学界和民众对殖民主义没有根本的反思和批判，依然浑然不觉，沉醉于帝国的迷梦中。汤普逊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论题，公开拨开了俄国人意识中的一个伤口，为我们认识俄罗斯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上文字多数是转述汤普逊新著《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的内容。该书共七章。第一章叙述研究状况，提出论争的问题。第二章探索帝国话语的产生，主要例证取自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第三章讨论托尔斯泰的纪念碑式作品《战争与和平》。第四章题为“俄国文学中的中亚叙事”，集中讨论索尔仁尼琴。第五章是“苏联晚期的帝国欲望”，以拉斯****为例，探讨苏联作家与西伯利亚的关系；第六章分析苏联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俄国意识形态，解剖的对象是形式主义批评家施克洛夫斯基和官方推崇的利哈乔夫。作者还用了相当篇幅介绍苏联新闻界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拙劣表现。最后一章阐述了解构俄罗斯帝国的当代女作家彼特拉舍夫斯卡娅。在结束此文的时候，笔者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作者：埃娃·汤普逊出生于考纳斯（现立陶宛）一个波兰人家庭，二次大战后随父母迁居波兰，毕业于华沙大学，后赴美国深造。曾执教于印地安纳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万特比尔特大学，后随统计学教授的丈夫定居休斯敦，现为休斯敦市莱斯大学斯拉夫学研究教授，《波兰评论》季刊主编。她的另一本著作《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也由杨德友教授译成中文于一九九八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