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意翻《作家文摘》，偶然发现一篇文章是写一九五〇年代著名作家萧也牧悲惨人生的，而且有他一张照片！这是石湾的文章《她为死不瞑目的丈夫讨公道》。就是这张照片上憨厚乐观模样的中年萧也牧，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并促使我去了解他悲剧的真相，因为我对这个不曾见过面的本单位老前辈的了解曾经被严重误导过，那种误导是可耻的。
听说这个人是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〇年代中后期，开始是当成一个“流言”听的，很多人像讲一个久远的笑话来讲他，对他的称呼根本不是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作家的“萧也牧”，而是他的本名“吴小武”，还有人在武字后面加上个儿话音为“吴小武儿”。以后才了解到事实，那是共和国文坛上一曲骇人听闻的悲歌，而且这样的人竟然是我所工作的单位里的前辈。弱冠之年的我简直被这样的人间惨剧所震撼，同时对那些对他一知半解的人们讲述他时如此冷漠、如此嘲弄的口吻感到不寒而栗，感到像是鲁迅小说里的乡民在用馒头蘸着牺牲的革命党人的血当药吃。萧也牧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遭到批判的作家，被剥夺创作权利后全副身心投入培养作者、挖掘新作家的工作中，可竟然因为受过文艺界大佬们组织的批评而被打成右派，后惨死在“五七干校”里，是被活活打死的，打人者里竟然有不少与他同事过的书生编辑们。十几年后尽管他被平反昭雪，人们议论他时居然还有这种口吻，他不是冤魂又是什么？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心中很为这个新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感到自豪，中青社以出版了“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及《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而著名，能到那里工作，我感到三生有幸。进社后我隐约听大家讲些这个编辑室的光荣传统，包括说这个编辑室最早的领导叫萧也牧，是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如果不是创作上受了批判也不会下放到这个基层单位。我的本职是外国文学编辑，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不懂，也就是听听而已，主要还是关心萧也牧和老前辈们出的那些书。《红岩》是影响了几代人的，《红旗谱》是我的故乡老前辈梁斌的代表作，我曾专门仔细阅读，从中搜找一些家乡方言的表现方式，很受益。有时我会想象，一个著名的出版社的著名编辑室里有个把著名的作家领衔，那才叫真正的文学摇篮，想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该是名家出入的地方，想象那样的文人雅士汇集的场景。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翻译之余开始中长篇小说的练笔，对当代文学那边的动静比较关注，可惜我似乎没发现有太著名的大作家出入。这就更激发了我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个地方的想象，那个红色文学摇篮因为有萧也牧的推动似乎成了一个神奇的传说。
后来真正让我震惊的事出现了：有几天有个老女人在楼里大喊：“菖？菖？菖是杀人犯！”声音很是凄凉恐怖。有的老同志就嘻嘻哈哈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吴小武儿的老婆”，非说他是被同事们打死的，现在到处告状，还说凶手之一就是我们在任的某大领导，结果是追得这领导到处躲，都无法正常上班了。人们是拿这当笑话在说，因为“文革”早就过去些年了，当年的事几乎都淡忘了，偶尔出来个人找旧账，反倒成了笑料。还据有人说，那女人找旧账是表象，其实就是趁机逼着社里给他们家解决生活困难，如补一间平房什么的。这么一说，吴妻的行为就成了利用死人为活人谋福利了，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包括我在内自然也跟着表示不屑。这种轻信与申冤人的身份和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凡是申冤的，尤其是中老年女人，一般都是叫天天不应的身份卑微之人，往往会因为哭诉和委屈而失态，在一个“文化单位”里，这种在楼道里高叫的失态对没有经过“文革”阶级斗争之惨烈的新时代大学毕业生来说就有些“不雅”，再有老同志那么嬉笑着谈论，年轻人甚至会觉得那个申冤的女人有毛病。
然后是有一天我办公室的门被敲开，进来一个老女人，对我说：小同志，你是新来的吧，对过去不了解，发个材料给你看看某某的真面目。
我看了那些血淋淋的揭发材料，不寒而栗，材料里说萧也牧是被同在干校的同事打死的，这些被指名揭发的人现在是我们可敬的领导。
回到集体宿舍里聊天才知道别的办公室也收到了同样的人散发的同样的“材料”。我们这些小青年最初还以为那发材料的是社办公室的，很不明白，还拿着材料去问老同志，领导含糊其词地说多少年前的事了，都说不清，何况是上级有了结论的，别乱传了，对社领导影响不好。我们才知道那散发材料的女人就是吴小武的妻子，可惜我连她的模样都没看清。我们都以为是那女人发疯了，就没当回事。等后来明白了真相，想找回那“揭发”材料就不可能了，否则那也是史料，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她肯定是托人用打字机咔哒咔哒打下来油印后散发给大家的。
从此吴小武—萧也牧就在我头脑里变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想象。后来写《混在北京》时，我就凭着这种想象，虚构了一个大作家兼编辑在“文革”中被当成坏人批斗殴打的事，还给这个作家起名“伍仁”，因为萧也牧的本姓是吴。
写完《混在北京》没等出版我就离开了中青社，很多事都随风而去了，更何况作为传说的萧也牧，也就淡忘了，他的故事仅仅为我的小说提供了几页素材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和那些拿他的过去当成谈资的人，和那些拿馒头蘸革命党烈士血的乡民也没什么太多区别。时代匆匆，人心惘惘，大家都难免成为历史过客。直到我的书出版十七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他的照片，他的传说才又一次在我心中激起涟漪，我才为我的忘却产生了些内疚，因此才开始写点有关萧也牧的文字发在我的博客里，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了解共和国的文学界历史。即使是现在，我还反省，假如不是因为有了博客，使得“发表”自己的文字这么易如反掌，我还会写萧也牧吗，如果是写完后还要四处找报刊发表的话，我估计就不会写。
从石湾的文章里我更详细地了解到了萧也牧惨死的经过，他是在干校里被活活打死的，死时身上伤痕累累，脸是青肿的，很恐怖。自己的同事就是这么害自己的同事的。文学编辑室前主任江晓天回忆说：他看到有人用门板抬着萧也牧的尸体，身上盖着脏破的白单子，“两条劈柴似的长腿大脚，直愣愣地挂在外边。夕阳西照，一道道鞭打的发紫的伤痕，清清楚楚。”他死后不能在公墓里下葬，只能葬在乱坟岗里，后来再去找，他的坟早被平了，根本找不到了，种上了庄稼，他的骨肉就永远地肥沃着那里贫瘠的土地，哪里的黄土都埋人。
但他的妻子在那个时候可能因为条件限制，没有相机，没能拍下丈夫的伤痕和青肿的脸，后来找各级领导告状时，丈夫身上有伤的事实只能靠旁观者证明，而且也不能确认到底是谁打的。所以当时的团中央下的结论是：“患有重病……反被认为他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加重他的劳动，使他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使他病情恶化，以致死亡。”我想这个结论是出自保护当时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原因吧。在极左路线下，萧也牧被说成“没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身体有病干不了活还被认为是抗拒改造，肯定有“阶级觉悟高”的人为改造他而加重他的劳动量，干不好，还会殴打他，这样的人估计不止一人，他们是带着“阶级仇恨”打他的，可能也不排除有些人公报私仇。但在那个年代，打一个坏分子简直就是正义行为，是为党除害，法不责众，调查起来大家都不承认，就混过去了。想想那个年代有多么恐怖，一个人一旦被打成坏分子，就成了人们恣意迫害的对象，成了贱民，打他因为打的是“坏分子”，这样的人如过街老鼠，不被当人看了，打死就打死了，最后“组织上”也无能为力，还要保护“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打死的就白白死了。我估计被肖妻揭发的那几个人肯定是打过萧也牧的，但他们都认为打他活该，因为他是坏人，至于公报私仇的，也不会内疚，而且会认为是萧也牧自己咎由自取。不知道这些人多少年后有没有做噩梦的时候，有没有梦到萧也牧的鬼魂找他们算账的时候，反正从来没有人公开表示自己打过萧也牧并为此道歉。
我无法想象萧也牧死前心里想什么，那些打他的人想什么？我只知道，我小的时候看到隔壁小学的校长被揪出来游街时，我们往他们身上扔石子儿，那时的感觉是：坏分子打死一个少一个，而且小小的心里有一种折磨人的快感，是哈哈笑着扔石头的，那是因为我们在砸坏人，砸伤流血才好呢。后来上中学，管全校劳动工具的那个邋遢老头据说是中央哪个部门的翻译，后来成了右派，被剥夺了教俄语的权利，整天邋里邋遢的，根本看不出俄语翻译的当年风采。几乎全校的学生都敢欺负他，恶言恶语相加。我想，那些打萧也牧的人肯定不乏这种心态的人，对一个反党作家，他们肯定是恨他不死，抽打他时看他挣扎，这些人肯定感到很愉快。估计萧也牧是在人们哈哈笑着抽打下悲愤地死去的，他重病在身，根本无力反抗和自救，连逃出来的力气都没有。那场殴打，就成了一场只有少数人头脑里的狂欢记忆了。
二
那天匆匆在博客里写了一些关于萧也牧的文字后，总觉得如鲠在喉，就情不自禁开始在网上查找与他有关的文字，终于找到几篇，读之除了觉得骇人听闻，就是为他感到难过，甚至悲愤。我们的文坛上曾有过这样的黑暗和不堪，而萧也牧竟然成了这种黑暗和不堪的牺牲品，完全是他一腔热情要写出反映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才招来的横祸。
我还看到一帧萧也牧年轻时的照片，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的是清纯的目光，而且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的那种特有的目光，一脸的稚嫩和朝气。作为在革命老区工作过的文学青年，他进了团中央当了科长，一定对未来充满了热望和憧憬。于是他写了很多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其中描写新时代里夫妻关系的作品《我们夫妻之间》在文坛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很快就被改编成了电影上映，还改编成了话剧和连环画。
《我们夫妻之间》“是新中国第一篇城市小说”，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追求生活情趣，“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于是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重归于好。”
这样贴近生活的好小说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受到年轻人的喜欢。但很快它就遭到“极左”的文学批评家的批评，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是“玩弄人民”和“低级趣味”，原因是作者“脱离政治”。随后丁玲这位文学界的大人物出山，发表文章狠批这篇小说。丁玲时任“文艺报》主编，还是中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这样的大人物如此对待一个普通作家的短篇小说，还把自己的文章向毛泽东汇报，文章把萧也牧说成了反对毛泽东倡导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就基本上“消灭”了作家萧也牧。这位新中国第一个被文学批评乱棍打趴下的作家从此失去创作权利，下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恢复了他的本名吴小武，作家萧也牧从此消失。可他并不知道，他真正的悲剧还在后头，而且一幕比一幕更悲惨，这一切都肇始于一个短篇小说。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萧也牧微弱地为自己辩护了一下，要求：“批评要恰如其分，要讲究分寸，不要把错误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罪名加在他头上，不要污蔑他的人格。”这样的话到了“反右”的时候就足以让他被打成右派了。
从他的老同事和朋友张羽的回忆文字中我们看到，刚被谪贬到出版社的萧也牧—吴小武还是乐观地对待生命中的这一次大转折的。他把自己的创作热情转化为为他人作嫁的热情，全心全意培养青年作家。如长篇小说《红旗谱》，据说是萧也牧下足了工夫帮助作者反复修改而成的。一个大作家在自己年富力强最应该出作品的时候创作权利惨遭剥夺，他完全是在用自己的才华扶助别的年轻作家成名，这个过程应该说既是无私的，又隐含着难言的心酸。日常生活中的他充满了人格魅力，“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帮他们选教材，开课讲授编辑工作。由于他知识面广阔，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外出劳动时，人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的周围常常围着一群年轻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为兴味中心。由于他高高的个子，黑色发亮的皮肤，笑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有人戏称他‘黑人牙膏’；又由于他弯腰曲背的身躯，有人戏称他‘甘地’，也有人喊他‘高尔基’。他为人和气，心地善良，不管年长的、年轻的同志，都喜欢接近他。”即使是他成了右派，下放劳动前，他还热情地给四川的作者写约稿信，约到了后来轰动全国的一部小说，这就是《红岩》。他甚至在王蒙倒了霉被发配新疆时，不顾自己的右派身份，主动向出版社要了车送王蒙上火车站。
但这个热情乐观幽默风趣的人终于在一次次的打击下变了，即使是摘掉了右派帽子，他仍然“谨小慎微，胆小怕事，连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着脑袋。他想夹着尾巴走路，回避和任何人争论任何问题，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更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一个神采飞扬、心直口快的作家和编辑从此就黯淡了，他似乎没了太多的奢望，只想像个普通人那样默默地苟且生活下去。
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小的生存要求都要被剥夺，“时代”和小人之心的人们一定要让他受尽污辱，让他惨遭暴虐，最终悲惨地死去并葬在乱坟岗里，死后仍受到污辱。
吴小武的炼狱是在团中央的“五七干校”里开始的。我们看过杨绛写的《干校六记》，为那种干校里荒唐、可怜的故事所触动，那是社科院的干校。而吴小武的干校则是惨烈、令人发指的暴虐之地。
“文革”开始萧也牧本来是想躲过去明哲保身的，可一九六七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被整死，中青社一些编辑愤而秉笔直书为罗辩护，萧也牧再也不想躲了，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说：“罗广斌如果活着，他也不稀罕像我这号人去支持他。可是他死了。连他这样的人也被整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
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江青发话把《红岩》打成了毒草，于是萧也牧们就大难临头，遭到批判，并成了牛鬼蛇神，被迫“烧锅炉、掏厕所、扫烟囱、敲砖、送煤渣、运灰、挖白菜窖，受各种各样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又根据各种需要，到处游斗、陪斗、弯腰、坐”喷气式“剃阴阳头、挨打，被小孩子吐唾沫、扔石子、扬灰。从一处向一处转移时，领头的总是萧也牧。他带上他们早请罪、晚请罪，领头念语录。”
后来到河南的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于身体虚弱，他连放牛都放不好，经常遭到批评，受到取消回家探亲的惩罚。再后来，干校里大搞阶级斗争，“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因为身体弱，又被整得神情恍惚，他活儿干不好，还会走错门倒在别人床铺上，因此遭到毒打，小便失禁。又被认为是装病，因此加重劳动量以惩罚。“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滚。”“萧也牧境况日趋凄惨。他的床头浸透着汗水、尿水，未加洗涤的衣服有十多件，床上的被子、床单以至狗皮褥子都湿透了；掀起被褥可以看到床板上印出一片一片白色的尿渍，连垫在屁股底下的棉袄棉裤也是湿漉漉的。夜间，他想撒尿来不及出门时，就撒到身边的热水袋里，拧上塞子，第二天再倒掉。他的身上、床上以至他的床周围，散发着刺鼻的臊味。”此时的萧也牧已经被整得失魂落魄，甚至吓得肛门失禁，又被诬蔑为“吴小武在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再次遭到大会批判，会上人们对他拳脚相加，被罚淘粪，一路挑着粪，后面还有人不断地用竹棍抽打他，他只能苦苦哀求：“别打我！”那个时候，无论是萧也牧还是殴打他的那些人，都已经由人变为非人。萧也牧简直成了丧家犬，任人欺负宰割，打他的人已经成了半个野兽。最终萧也牧终于在打谷场上的一场狂欢般的群体殴打下彻底倒了下去，他们用的是木杈毒打他。打他的人里有昔日的同事。那一段殴打的时间里，他们根本没有把萧也牧当人。
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不出几日就咽气了，就出现了江晓天描述的那一幕，尸体被抬出来，劈柴似的长腿大脚上都是伤。张羽等人为他入殓，“看到他骨瘦如柴的后胯和两条腿肚上被打得发青发紫的伤痕，肿犹未消。”可以说他是遍体鳞伤。
即使在下葬时，还有人往他的墓穴里撒尿，侮辱他。
萧也牧就那么被葬进乱坟岗，后来再也没能找到他的遗骨，死时刚刚五十三岁。
三
新中国第一个遭难的著名作家就这么含冤而死。“文革”后他被平反昭雪，但那个“结论”令他的老妻不服，她要申冤，要求惩办当年打人的人，可那申冤终究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据说当初参与打人的人位居高位了，要安定团结什么的。关键是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人性异化，人为非人，有些罪行是难以通过正常的法律诉讼得到解决的。萧也牧只能恢复名誉而已。可一家人受尽苦难，失去了丈夫和父亲，萧也牧自己受尽非人待遇，如同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仅仅“恢复名誉”和“平反昭雪”能挽回什么？时代的罪孽最终是被一个个冤魂个体来承担的。后人能做的只能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让历史不再重演，不再产生这样的冤魂。这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想想当年把萧也牧当成笑料谈资来议论的情形，我们不该警醒吗？如果再有一个“文革”，人性恶难道不会再次复萌，以我们“窝里斗”其乐无穷的民族劣根性，还会有多少萧也牧来承担时代和国家的罪孽？
张羽曾写道：“我在那个出版社时用的都是很旧的桌椅和柜子，还不知道哪个曾经是萧也牧也用过的呢。如果那些人不是那么残酷地迫害他，萧也牧幸存了下来，我就能在出版社的办公室里见到耳顺之年的他，以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他一定能再写出震撼文坛的作品来，我们或许还能称他萧老师或吴老师，向他讨教。于是我怀念这么一个我来此地工作仅仅二十年前还在这里工作的前辈和冤魂。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九七〇年，都是后‘文革’时期了，还是那么血淋淋。”
关于张羽，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单位办公室里曾偶尔见过他，他是《红岩》的责任编辑。但那个时候他好像退休了，偶尔来办公室一下，我也不了解他的过去，只听人们说是《红岩》的编辑，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他的文笔竟然这么好。向张羽前辈致敬！这年头值得我们致敬的人真是寥寥可数了。
但张羽也已经走了，萧也牧在中青社的几个老朋友大多都走了。但据说当年批判过他们的人，还有健在的。他们一定不会为自己的过失忏悔，因为那个大的责任可以归咎给时代和一场又一场错误的革命运动，他们也可以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良心上也能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