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同志送给我的书，第一本是《开国前后的信息》，一九八二年七月新华出版社出版，卷首他的毛笔题字是：“朱正同志指正李普一九八三年元月”，这差不多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以后他每有著作出版，大都送了一册给我。只有一九八六年他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记者甘苦谈》，我做的责任编辑，他倒没有题字赠我。
我得到过好些作者的签名赠书。这是一件常有的事，一般没有什么故事性。不过，李普同志送给我的《洋女婿土老帽》，却是有故事可说的。
这里，先得插说一件别的事情。大约是一九九九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打算出版一套“南腔北调丛书”，邀我加盟。丛书要求书名一律用三个字。我就把在报刊上发表过、还没有编入集子的单篇文章，剪贴复印，编印一册送去。因为并无足观，就以“字纸篓”为书名。丛书中，邵燕祥兄的书名是《谁管谁》，蓝英年兄的书名是《苦味酒》，如此等等，都是三个字。
《字纸篓》于二〇〇〇年七月出版。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在封底上看到了“南腔北调丛书第一辑”的书目，包括方成、何满子、李普、牧惠、舒展和我六人的作品，李普同志的书名是《老来少》。
后来，“丛书”陆续出齐。预告中第一、第二辑各书都先后出了，唯独不见李普同志的《老来少》。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作者不能接受出版社提出的抽稿要求，撤回了书稿。为了让我知道这事的原委，李普同志把他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日写给丛书责任编辑林秀钰女士的那封长信复印一份寄我了。现在我转录在下面，让大家了解一点出版行业的掌故。“快件专递”收到，七月十四日大函诵悉。如今出版工作太难做，我深知你的难处。因此，你要求我体谅，我一定遵命。同时，我也要求你们体谅我。我希望我与贵社都让让步，争取把拙作这本小书印出来。
贵社要求我删去四篇，对另外四篇作些删节。作为让步，我考虑删去两篇。说明如下：
一、《男女有别》，想必是“赵某某”三个字刺眼，我遵守有关方面的规定，同意删去这三个字；全文保留，如何？万一全文非删去不可，也可以。
二、《我们需要思想家》，何以要删去，我实在想不明白。一百一十七页稿旁有三处画了两条杠杠，那三处讲的都是我当年亲身经历或耳闻目见的事实。都是很有意思的事，不是鸡毛蒜皮。让今日的年轻朋友们知道知道，我看大有好处。再从另一个角度猜想，也许是由于文中提到了太平天国，虽然稿旁没有打杠杠，这倒很可能是个问题。“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这一条我也遵守，我并没有犯禁。而且我想顺便告诉各位，《北京观察》刚发了一篇文章批评太平天国，难道贵社而竟认为太平天国是碰不得的吗？这令我十分奇怪，因为说得对不对是一回事，根本不许说又是另一回事。再说一遍，这些都是我的猜想。来信没有说明贵社意见何在，我只能猜想。不过话虽如此，为了表示对贵社的尊重，不论贵社出于何种动机，我准备再让一步，这篇文章如果你们一定要删，那就删吧。当然，我还是希望贵社重新考虑，收回成命。
拙书所收这些文章，都是报刊发表过的。出版发表过的文章，我不知道贵社还要承担什么责任和多少责任。其他两篇，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三、《重读古今三封信》。当初有两三家报刊登或转载，一九九五年经《新华文摘》收入（忘记第几期，我刚搬了家，一时找不着）。后来又经中国作协创研部收入一九九五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出版。
四、《考考教授》。这一篇在报刊登出以后，被收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杂文卷》，何满子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今年初出版。
我先简述这些情况，暂且不说别的，是想请你们想一想：当初人们要选收我这两篇文章，我同意；现在有人要删除这两篇文章，如果我也同意，那么请问，我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对得起这些编辑吗？这些编辑，也包括贵社各位首先是你在内。还有，我对得起读者吗？特别是，我对得起自己吗？我要求贵社也体谅体谅我，指的就是这一层。
这两篇文章在报刊和书本里刊载以来，没有受到批评，没有听到有谁说这两篇文章有什么错。我想，这是由于这两篇文章没有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更没有犯法；还可能因为我说的是事实，是真真实实的历史，而且有根有据，是以这些事实为基础的。我不说没有根据的话。我所有的文章都这样，讲事实为主，凭事实说话，还有的时候我仅仅陈述事实，便退到一旁，干脆让事实自己说话。
秀钰女士，你是责任编辑，我这些文章你了如指掌，我在给你的这封信里说得这么硬气，不是信口吹牛皮吧。
共产党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不害怕事实、不害怕历史。所以我想，上述那些报刊、出版社，以及那些选家和编辑，因此愿意刊用我的文章，包括《重读古今三封信》和《考考教授》。当然，这仅仅是原因之一，不过我想是很重要的原因。读了你的信我确实大吃一惊！贵出版社的态度何以如此之不同呢？太意外了，太不可思议了！我想不通，也不赞成。我委屈求全，决心让两步，不能再让了。来信还提出对另外四篇要作些删节。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同意。
我在电话里对你说过，有些作家坚持两条：一条、他的稿件，报刊和出版社当然有权决定用不用，如果不用，不用就是，编辑部不必说明理由。但是，第二条，稿件不能随便改动，万一非改不可，必须同他商量，征得他的同意。我说我认为这是认真的负责的态度，我十分赞赏，我一直是学着这样做的。今天还是这样做。
今夏北京奇热，我挥汗写这么长一封信，是诚心诚意希望这次能同贵社合作成功。如果不可能，请你把拙稿退还给我，越快越好。谢谢！在作者和出版社的交涉中，出版社有权最终决定书稿的命运，当然作者是弱势的一方。就说这件事，尽管李普同志一再让步，无奈出版社寸步不让。以致已经见诸预告的《老来少》也就有目无书了。不过读者不必为此事叹息，一年之后，它即以《洋女婿土老帽》的书名在福建出版了。这事，他二〇〇一年七月四日写信告诉了我：正兄：
有一事相恳。我不想在电话里说，故写此信。
我曾参加那套“三字经”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要抽掉我四篇文章，另四篇要删削。我提出妥协方案，该社不让步。我乃将书稿收回。
这本书稿（加上新近写的）已经加入何满子先生主编的“瞻顾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不作任何删改，我已看了清样。难得他们胆子大，又尊重作者，我当然很高兴，希望能悄悄地出版。为了免得打草惊蛇，故不在电话里说。真是一朝被蛇咬，三日怕井绳也，可叹！出版社为了促销，要我推荐名家写文章评介。由该社直接寄书稿。请你帮忙，十分感谢！
附寄那次我给广东编辑女士的信。那位女编辑高兴了一番，以为我让了步，该社也应让步，此书就能出版，她下的功夫就没白费了。该社头头们当天讨论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又讨论了一个上午，最后还是不敢。那位女士为此大哭了一场，我很感动。
这次如何？愿它能安全出版。看来福建有关头头们胆子大些，骨头硬些。给好书写评介文章，这事不难。我收到福建寄来的清样，即以《从近处看历史》为题写了一篇书评发表了。
顺便说一句：我那本《字纸篓》也是抽稿之后才得以出版的。不过被抽掉的两篇后来都另有出路。《一九五七年》这篇，后来是作为《报人浦熙修》（200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附录发表了。《赦免麻雀的“说法”》这篇，后来我把它编入了祝勇先生主编《大家文丛·朱正》（2004年古吴轩出版社出版）。我这两篇，以及李普同志的《洋女婿土老帽》，后来并没有受到领导机关的追究。这是不是可以表明当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抽稿，是自律太严了呢？过去鲁迅的文章常不免遭到检查官的抽去和删削，现在却是由一些总编辑或主编来行使检查官的职权了。
《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是李普同志和沈容夫人两人文章的合集。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送给我的这一本上签上了两位作者的名字。以前拜访，当然对贤惠的女主人深有印象，却并不知道她的能文。这一回才有机会集中阅读她的文章。更能表现出她的文采的，是她的《红色记忆》一书。我得到它，已经是她去世以后了。二〇〇五年元月十二日，我同蓝英年兄去问候和安慰李普同志，他就在送给我的那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上了长长的一段话：朱正好友存念！
沈容这些文章，是写给两个女儿看的，没打算出版。她病中看到此书清样，说还打算写一些。她于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逝世，今天是其后之第二十八天。
李普代赠于二〇〇五年元月十二日。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伉俪情深。
李普同志送给我的最后一本书是《我是“特嫌”——李普自述》，书上的题字是“朱正吾兄正李普2010年5月”。这既是个人的自述，也是历史的见证，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大动盈时代的艰难经历和最后的反思。比方说，书中写了一九五七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不点名的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我在反右史的著作中写到了这事。他日修订，我就要把他在这本自述里表示的“欠债要还”的态度增补进去。
近年来，不时在报刊上看到李普同志长长短短的新作，真是“文章老更成”，越写越好，见解越来越明晰，也越来越可看出他的勇气和骨气。希望亢美姊妹能把他近年的文章收集出版，这不但是女儿对父亲的纪念，也是有功世道人心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