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各国的税赋之高，全球知名，并且是随着个人和企业收入的高低，阶梯式地增减，国家利用调节税收，来作为平衡社会穷富的经济杠杆。因此，一边是无所事事的难民和懒散的失业群体等着补助救济，一边是高收入富人不断绞尽脑汁去避税，一般工薪阶层想方设法争取减免税。每年报税和退税的日子，是纳税人最耗费精力的两个重要时期，因为要核查自己当年缴纳了多少税金，第二年应该退补多少税金，同时，还要计算能否用购买办公用品、上班交通费用或者任何与工作相关的开支消费，去抵消一部分纳税金额，所以在这种繁忙时期，你经常可以看见同事熟人们到处搜集收据发票，或者埋头整理清算，上网填写报表，所谓能够抵销的一分税金，也是一分难得的收入。
和美国人类似，北欧人很早就有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和韩国收养孤儿的传统，其中有一部分还是残疾弃婴，比如兔唇（先天性唇腭裂）的女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仁爱大同的道理，倒是东西中外皆可适用。如今的北欧，在国际上以独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模式，渐渐为人所知，不过，虽然有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作为支撑，在欧洲各国，对于普通病患来说，上医院看病就诊也是一个苦忧掺半的事情。中国人常念叨的“看病难、看病贵”，也有对应的欧洲版本，特别是在北欧居住过的人，大概都深有体会。
瑞典的社会保障系统和高福利制度，为所有公民和合法居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但是对于那些不是立即威胁到生命的疾病，患者等候排队的时间往往都很漫长。所以，如今瑞典人越来越倾向于到国外寻求快速有效、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北欧人，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到中国的医院接受治疗。
由于瑞典本国公立医疗机构排队的周期实在太长，等候一次手术或者治疗，差不多都要排队两个星期到八十个星期，所以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医疗性价比，深深地吸引了瑞典人。很多年前，就有一些瑞典公司打出了极具吸引力的新颖活动招牌：只需十小时飞行时间，就可以让你一举多得，既能享受旅游休假，又可以治病疗养，得到专属的私人医护。这些公司通过组织瑞典的病患者，乘飞机到东南亚国家，一边旅游一边治病。
以泰国为例，它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公民们最喜爱的旅游首选目的地之一，很多北欧人都对泰国以及当地的服务业很熟悉。尽管当年的一场印度洋大海啸夺去了不少瑞典人的生命，并让很多人受伤致残，但常年生活在黑暗寒冷中的瑞典人，对阳光明媚又温暖如春的泰国，仍然十分钟情，每年年底的旅行计划里，往往会保留泰国这一度假目的地。所以旅行社也会努力想出新点子，创造新的旅游卖点，推出新的服务来吸引顾客，所谓的旅游治病，似乎就是其中一种较为受欢迎的模式，他们不仅在斯德哥尔摩市开设由瑞典护士服务的信息咨询中心，该中心的人会帮助病人们决定他们是否应该旅行到东南亚国家接受治疗。同时，旅行医疗公司会与东南亚的那些医院达成合作协议，在东南亚合作医院的网站上，还会特别提供瑞典语的版本，供瑞典患者浏览，有需要的瑞典人就可以直接飞到东南亚，享受私人的医疗服务，这对于瑞典人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东南亚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价格，比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医院的私人医护花费来，实在是便宜太多了。
当然，决定参加旅游治病活动的瑞典人必须自己负担旅行、住宿、治疗等费用。瑞典旅游医疗公司的目标客户，大多是那些已经在瑞典国内开始使用私人医疗护理的有钱人，除此之外，与瑞典的私人医疗价格相比，东南亚私人医院的医疗费用，简直就是太便宜了，像在瑞典如果做一次激光眼科手术，每只眼睛要花一万二千瑞典克朗不等，但是如果在泰国做同样的手术，两只眼睛加在一起，只要花一万四千五百瑞典克朗，就算瑞典病人可能要花同样的价钱，但是除了手术之外，病人同时还能得到不错的旅行和一次假期，所以瑞典一部分有自行支付能力的病人，也愿意选择类似的便捷医疗服务。
近年来，出于经济环境和人工成本的考虑，瑞典企业将专业服务外包，渐成一种趋势，医疗等行业也不例外。瑞典制造业工会主席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就曾说过：瑞典企业迁移到中国等低工资国家，对瑞典国内就业有好处，造成瑞典国内就业机会减少的一个原因是生产力的提高，另外一个原因才是外包型经营方式，而将工作搬迁到中国，并没有对瑞典的就业机会造成威胁，如果那些瑞典大公司当初没有搬迁的话，在瑞典的就业机会还会更少。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了节省成本和工资等花费，瑞典的企业越来越喜欢把生产和服务等业务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而这股外包风潮，逐渐影响到瑞典国内的其他行业，甚至是普通瑞典人的日常生活。已经有不少瑞典人嫌国内看牙太贵，纷纷跑到邻近的收费低的东欧国家，如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国去拔牙，因为那里的牙科诊所和医药机构的收费，远远低于斯德哥尔摩等瑞典国内城市的同类价格。类似旅游治病的这些活动，可以说是瑞典近年来生产和服务外包的一个鲜明例子，这些新业务正是为了迎合现今瑞典人寻求性价比最优产品和服务的心理趋势。
这种逆向的产业移动，也伴随着投资趋势的新变化。就像百年前爱立信等瑞典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那样，如今的中国企业，特别是科技类企业，不但进入了瑞典在内的北欧，也渐渐在欧洲更多国家站稳了市场脚跟。Kista科技园中，来自东西方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跨国企业，就向世人展示了一种非常鲜明的现代商战格局：中国的华为公司雇用瑞典人，来管理拓展本地市场，而瑞典的爱立信也雇用了大量华人员工，继续与竞争对手抗衡。
所以，在Kista这个瑞典硅谷中，各种各样的商业传奇还将继续。
乌普萨拉：瑞典复兴崛起之路在瑞典的城市中，北方古都乌普萨拉（Uppsala）所带给我的亲切感，并不输给我长期生活的斯德哥尔摩。因为乌普萨拉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少，脸上总是挂满和蔼可亲的笑容，会用最亲切的声音同你打招呼。
我第一次去乌普萨拉，是在瑞典生活半年后的初春。
那天早上八点，我便乘坐地铁到了斯德哥尔摩中心车站，然而，却没有赶上去乌普萨拉的第一班大巴，于是马上决定改坐火车，结果票价比坐大巴还便宜五克朗。九点十分从斯德哥尔摩出发，大概五十分钟后就到达了乌普萨拉火车站。
出了火车站，发现乌普萨拉居然比斯德哥尔摩要冷得多，虽然天气预报上的温度是一模一样。我在出站口稍作观望，就开始寻找观光景点之一的乌普萨拉大教堂。本地人告诉我，沿着河走就可以找到。
而且乌普萨拉城很小，我一直走下去，不久就到了河边，水流得很快，贯穿整个城市，像一条宽阔的小溪，上面有两座桥，一座是新铁桥，一座是旧石桥。
我一路走，一路拍照，然后过桥，沿着街道，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乌普萨拉大教堂，因为它最高、最醒目，有着哥特式的尖顶双塔，既是瑞典古代国王举行加冕仪式的地方，也是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瓦萨、植物学家林奈等名人的下葬之地。
在瑞典历史上，教会地位崇高，直属瑞典国王管辖，作为拥有自己独特的神话体系的北欧民族之一，起初瑞典人并不信仰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但是后来通过法国等国的传教士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得统一了北欧全境的瑞典国王接受了这一外来宗教，并且在国王和议会的支持下，基督教逐渐成为北欧人的主要宗教信仰。
乌普萨拉市的这座大教堂，是全瑞典最大的教堂，而全国教区的大主教也就在这里办公，主持着瑞典全国的宗教工作。
瑞典的国教属于基督教的路德教派，历代的瑞典国王都是信奉国教的，而且瑞典法律规定非信奉国教的公民不能担任首相职位。瑞典全国教会分为13个主教区，3500个教堂，目前全国有大约三千二百多名牧师，而为教会服务的雇员总人数，则有两万五千人左右。瑞典全国总人口约九百万，绝大部分都属于信奉国教的教会成员（约占总人口的80%），瑞典教会在国家中享有特权地位，瑞典国王本人就是教会的最高首脑，有权从宗教会议推荐的三人候选名单中，指定大主教和主教。国家还征收专门的教会税，征税所得则交由瑞典教会，用于民事支出和宗教服务，比如为公民举行婚礼、婴儿受洗礼、儿童命名礼，以及去世公民的免费葬礼，等等。国王亲自主管之下的教会，一直占据着国家的重要地位，而牧师等神职人员也一直是受尊重和有保障的稳定职位。
不过，如今的瑞典信教者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牧师一职渐渐供大于求。从20世纪50年代起，瑞典开始允许公民中的国教教徒退出教会，教会正式从国家中分离出来。自从这一允许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法令发布之后，瑞典教会的成员人数已经下降到七百万左右。平时普通的路德派教徒也很少去教堂做礼拜，大部分教徒只是在举行婴儿受洗礼、婚礼、葬礼等活动时，才会去教堂举办一下必要的宗教仪式而已。瑞典所有学校都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教科书中也不乏有关宗教的内容。但如今也有不少人认为，学校进行宗教教育是侵犯个人信仰自由之举，甚至也有不少其他宗教团体和无神论者提出异议。因此，目前除了国教基督教之外，瑞典也有不少伊斯兰教团体和佛教团体，外来移民大多信奉这两大教派，另外还有少数犹太移民信奉天主教。路德教作为瑞典国教的地位虽无动摇，但瑞典国内宗教多元化已成必然趋势。
尽管不再是全民信教的时代，但普通的瑞典人，还是把到教会求职看成是一个不错的“铁饭碗”，因为做牧师，既有较为体面的社会地位，也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牧师一职也基本上属于“活到老、干到老”的长寿职位，失业概率较小。因此尽管信教的国民越来越少，而且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瑞典全国各教区对于牧师的需求早就基本饱和了，但近年来的强大失业压力，仍然使得想要寻求这一职务的人们对此趋之若鹜。加上来自德国、波兰、丹麦、法国等国的路德教牧师，由于本国的失业压力，不得不远赴瑞典跨国求职，这一空前高涨的宗教求职热潮，使得瑞典各教区的主教们都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数年前，斯德哥尔摩市和哥德堡市两大教区负责招聘的教堂主管，都曾对媒体表示，他们已经开会讨论过，必须严格控制应聘人数，因为以各教区的实际需求量来说，根本接纳不了如此庞大的求职人群。
就在我初访乌普萨拉城的当天，在乌普萨拉大教堂里有很多的小孩子，还有抱着婴儿的父母们，于是我马上联想到，有可能是瑞典新生婴儿的受洗日，果然教堂的一位女士告诉我，他们正是在举办集体受洗活动。北欧国家大多以路德教为国教，当地人通常会在小孩子出生后的几个月内，带他们到教堂去，请神父给小孩子用“圣水”洗头，同时还要给小孩子找教父教母，就跟中国认干爹干妈差不多。
我在教堂里还见到一个两三岁的金发小姑娘，长得有点像美国着名童星秀兰·邓波儿，我要给她拍照片，她很怕、很害羞，总是躲开，而站在她旁边的一个小男孩，一开始有点拘谨，后来简直就是故意抢镜头，他不断在相机前摆着姿势表情，一副很喜欢上镜的明星模样。
从大教堂出来，我又向乌普萨拉城堡走去，因为这是整个城市的最高点。在高台上有一口大钟，好几门大炮，还有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瓦萨的雕像，站在堡垒上面可以俯瞰整个乌普萨拉城。
“你去看看乌普萨拉大学吧。”城堡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样热情地介绍着。
当时初来乍到的我，便问他们：“乌普萨拉大学的具体方位在哪里？”
他们微笑着回答：“城里到处都是啊。”
原来，乌普萨拉大学也是分散在整个城市里的，到处都有它的建筑物。结果我这么随便一走，就发现好几个已经走过，或者看到过的地方，居然就是该大学的建筑物之一。我看见的一些黄色的普通房子，原来就是乌普萨拉大学的图书馆和医院，之前我还以为是普通民房。这所大学的主建筑物外观十分朴素，而它的大学博物馆非常有名，我当时找了半天，却没找到，结果返回斯德哥尔摩的火车上，在翻看介绍图册时才发现，居然就是我看见过的一个圆顶房子。
乌普萨拉大学既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第一所大学，也是瑞典的第一所大学，它的生物和医药研究非常知名，与瑞典其他高校都有合作项目，彼此共享实验设备。
16世纪，当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修筑这座城市和堡垒，并在此加冕为王的时候，他大概就曾想过，一定要借此开辟一条瑞典人的崛起复兴之路。后来他不但率领瑞典军队对抗丹麦统治，收复了被侵占的斯德哥尔摩失地，还废除了丹麦、瑞典、挪威三国多年的卡尔玛联盟。在瑞典克朗一千元纸币上，就印着这位强势老国王的头像，而他当选为瑞典国王的6月6日，也被定为瑞典沿用至今的国庆日。
乌普萨拉城总的来说很小、很安静，甚至有点平静得过分，不过作为瑞典曾经的古老首都，它确实是很有历史感。我走着走着，居然走到一片墓地前面了，就在城市的街道上，很幽静，也见不到什么人。
在市中心的河边上，很多乌普萨拉居民都在摆摊卖东西，有不少摊主都是瑞典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卖的是自己做的果酱、蛋糕、点心、手工艺品，还卖花草盆栽。一对对老夫老妻，虽然满脸皱纹，却始终笑嘻嘻的，还都很能干，一边晒太阳，一边招揽生意。有个女游客开始想买个花环戴在头上，后来嫌贵没买，但是她在一个瑞典老奶奶的摊子上买了一瓶果酱，老两口之间分工协作很明确，老头子坐在后面椅子上负责拍板定价，因为他的英语要比他老婆好一些，所以也负责跟客户讨价还价，坐在摊位前方的老太太就负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跟客户直接打交道。为了防止打破，老太太还很仔细地把瓶子包好了，这才递给顾客。由此，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们从维京祖先身上继承下来的商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