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张耀曾（1885—1938），云南大理人，在民国前十五年的政坛上，他是一个活跃的国会活动家，曾三度出任司法总长。他是宪政民主的积极推动者，手草《临时约法》和流产的《天坛宪草》。民国初年，他是宋教仁的得力助手，组建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之一。梁漱溟曾在他第一次司法总长任上做过秘书，终生对其保持敬意。他是法学家，曾为北大教授、法科学长。他把自己的书斋叫做“求不得斋”，文集叫《知非集》，一九二七年元旦他自撰一联：“不辞播种，不争收获，常求人是，常疑己非。”退出政坛以后的十年，他主要以律师身份服务社会，同时在上海法学院等高校讲授民法，留下了《民法讲义》等著作，参与发起法学协会。
一九〇三年，张耀曾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一九〇四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最初受到西方法治思想的熏陶。一九〇五年，他加入同盟会，与同乡创办《云南》杂志，发表了大量有见地、有血气、振奋人心的政论。这个杂志一共出了二十三期，是所有各省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的，对云南读书人的影响尤其深远。一九〇八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专业学习。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尚未毕业，提前回国，以云南代表的身份被推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参与起草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并执笔起草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重要法律。一九一二年七月，他鼎立协助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与其他党派合组国民党，担任总干事兼政务研究室主任，参与起草《国民党宣言》。在一九一二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初的国会选举中，他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出任全院委员长，是国民党在国会的重要领袖和发言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他和李庆芳（李锐之父）、丁世铎等五位委员殚精竭虑，起草了具有权力制衡构架和保障人权等基本内容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天坛宪草”，不顾袁党的跟踪监视、威胁利诱，终于在当年十月底通过三读，袁世凯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制约，悍然解散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张耀曾的住宅易君左其行其状被搜查，他被迫流亡日本。临行之际，他还从容地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佛海被派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顾墨三（祝同）时为江苏省主席，之后，是陈果夫。此时的周佛海甫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第一名的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被朋侪戏称为“状元中委”，他在《往事矣》中写道：“蒋先生原意，仍要我在身边帮忙，因为墨三因军人而任封疆，没有把握，要我帮忙，所以蒋先生只得徇其请求了。”（周佛海著：《往事矣》，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页76）
次年一月四日，周上任，即驰电邀请留日同学易君左（家钺）担任该厅编审主任一职。彼时易君左正在安徽省会安庆，任安徽大学教授，兼安徽省民政厅主任秘书及安徽《民国日报》主笔。周佛海之邀易君左来江苏教育厅共事，不仅因为湖南老乡、留日同学或北大校友之故，或许还有当年在上海共同创办过一份有名的刊物，即《孤军》杂志，其主干人物包括何公敢、林骙、周佛海、易君左等。参加这一杂志的人后来被称为“孤军派”，“其后为资号召将杂志改名《独立青年》，很有结合成‘独立青年党’的倾向”，这些人的政治理念适与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等青年党的主张相去不远，即标榜所谓的“国家主义”，鼓吹“内驱****，外抗强权”。直至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光复南京，何公敢出任政治部宣传处长，周佛海则经戴传贤（季陶）推荐踏入仕途，“独立青年社才正式宣告解散”。
易君左既往镇江江苏省教育厅任职，“从此与周朝夕相处者近六年”。自“九一八”事件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即步步加紧，“江苏实已为最前线”。此时周佛海尚未“低调”（指日后所谓“低调俱乐部”），“与君左均以鼓舞国民同仇敌忾、抗敌御侮的民族精神为亟务”。易君左以江苏抗敌英雄为题材，撰写了一册《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作为全省学生的课外读物，并在省政府主席陈果夫的指导下整理乡贤史迹，刊行《江苏乡贤专集》。作为享有声它山画语的诗人，易君左创办了江苏文艺协会，“将居留在江苏境内的文艺作家联合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一个漫画作家，决不是冷眼旁观，站在斗争的圈子外边做纪录，把个人看作特殊地位的存在。（1938年）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必须表现出中国人的民族性，抓住中国人的典型，要有大陆气候，闻出黄土的气息来。（1938年）大众化不等于利用旧形式，更不是被旧形式利用。我主张用现代绘画技术描写工农，同时在民间艺术中吸取养分；经过创作实践，欧化美术、民间形式定会发生变异，化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因此，大众化要停止卖弄近代绘画上中国现代美术的”守护神——缅怀张仃。
李兆忠“形式主义”的趣味，也不能停止在旧形式的利用里；大众化不是无原则地标张仃先生走了，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作为他的忘年交，我对他的研究已持续多年，越研究越觉得他了不起：长达七十多年的艺术生涯，纵横捭阖于众多的艺术领域，其最大的贡献，我以为是为中国现代美术搭建了一座绝无仅有的“立交桥”。革命与艺术，在这里微妙地平衡，精英与草根、古典与民间、本土与西洋，在这里沟通交流，圆融无碍；由于它的存在，中国现代美术得以血脉畅通。
张仃先生病危住院的那几个月，我正为山东画报社编《张仃文萃》，重读先生半个多世纪来的谈艺文字及画作，令人感慨万端。我发现：中国当代大师级画家中，张仃先生是为他人作嫁衣写评论最多的一个，评论对象中不仅有鲁迅、张光宇、黄宾虹、齐白石、李可染、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大师，也有脱颖而出的绘画新秀，更有名不见经传的艺人，甚至还有儿童。通过这些文字，我不只看到了张仃先生作为一个“大美术家”的渊博通透及老辣的眼光，也看到了他爱才惜才的殷切之心，更看到了他艺术兴国、提升民族精神的抱负与理想。事实上，张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大美术家”，也是一位先知式的艺术守望者，每当中国美术出现危机，文艺思潮发生倾斜，艺术本质受到异化时，他总是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声音，力挽狂澜，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以下是对张仃艺术批评史的简要梳理——
《谈漫画大众化》是张仃最早的一篇美术评论，写于一九三八年冬，其时张仃二十一岁，正带领着一支抗日漫画宣传队，颠沛流离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大漠中；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左翼漫画青年，思想起点之高，审度艺术形势之准，不能不令人惊异。文中指出：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必须表现出中国人的民族性，抓住中国人的典型，要有大陆气候，闻出黄土的气息来；还指出：大众化不是无原则地标新立异，也不是庸俗化，使艺术降质，而是用现代绘画技巧描写工农，同时在民间艺术中汲取养分，经过创作实践，使欧化艺术与民间艺术发生变异，化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这些观点，早已经受了与张仃共同生活的日子时间的考验，堪称中国现代美术史论的黄钟大吕。
我少年儿童时期在延安度过，张仃是我们的艺术导师，一直时有往来求教。再后来我与他共同生活，至今已二十余年，漫长的时日，我了解的他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并且还是一位天才而刻苦的艺术家，他以艺术创造为乐生要素，但本人并不觉得，这也正是他的可贵、可爱之处。生活中，他的幽默风趣随时可遇。我却从未见过他为了名利地位而有丝毫的故作姿态，或有意地张扬自己，显摆自己。如果打一个比方，正如他自己说的，艺术之于他，就像一个吸毒犯之于毒品，上瘾，戒不掉。此外他别无爱好。
共同生活一开始，便是进山画画，那种紧迫的速度起初我不能适应，偶尔丢三落四，到了山里造成一些困窘。但很快我便适应了。每次从山里写生归来，我即着手下一次的进山准备，等到出发，一应俱全。除笔墨、册页、遮阳伞、小马扎等写生用品，食品、漱具、衣物、鞋帽、被单、纸巾，都得准备齐全。到达目的地后，还须费一番周折，打听景点、食、宿、交通情况，提前作好安排。写生地如无住宿条件，则必须天不亮就出发，如有，就与当地山民同吃同住。
张仃对食、住条件毫不在意，只要能画画，多苦多累都可以。他整个心思都倾注在作画这一件事情上。他被造化吸引得痴迷不醒。在太行，当我们初次走进八里沟石门，在山间小径上抬头望见四周高处飘飘渺渺雪亮的云絮中，耸立着高低参差的群峰，半晌静默后，不约而同说：“梦里的山！”那敬畏的一声慨叹，仿佛融化于茫茫的造化之气中去了。张仃开始作业，抬头仰望山峰，低头在册页上快速地画着，凝神静气，心无旁骛，似乎整个人化于造化，融于自然，与群峰合为一体。他的忘我和专注令四周仿佛亘古一般沉寂，只听见他急促而匀实的呼吸。
同行的年轻人有时夜间侃大山，早上醒不过来。我睡到六点起床一看，不见了张仃，我赶紧叫醒年轻人，分头出去寻找。只见他站在悬崖上专注地画着，急浪正冲击着堤畔的土往下掉落，我们不敢大声喊，怕惊着他，于是静悄悄走到他身后，把他拉向离悬崖远一些的地方。
有时在山间走着，一旦发现好的景海外书情致，他便扔下手杖，抢步向崖边跑去，而不顾崖下就是万父子同一职业的并不希奇，但是同在哈佛大学供职并且同在一个系里当教授的就难得了。上个世纪哈佛的历史系里曾经有过两个姓施莱辛格的教授，他们是父子，并且名字也都叫亚瑟。这在哈佛历史系甚至整个哈佛大学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哈佛历史系不顾避嫌同时聘用一家人，这是因为他们俩都是第一流的学者。
虽然都是最杰出的历史学者，但是这两个施莱辛格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学者类型。老亚瑟·施莱辛格是个纯学者，静心于象牙塔里的钻研，讨厌一切与学术无关的活动，特别是政治。甚至他的研究题目也远离政治、外交和战争这样的内容，是一位日常社会生活史的专家。而他的儿子，尽管从小是在他的熏陶下对历史学感兴趣的，但是并没有继承他的安身立命的方法。小亚瑟·施莱辛格热衷政治，爱好社交，喜欢和上流社会和权势人物交往。他最终完全投身于华盛顿的政治圈子，成为学术政治两栖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主党人史蒂文森两次竞选总统，两次都是小亚瑟·施莱辛格当他的演讲稿撰写人，两次竞选都失败了。后来他转而投向肯尼迪的竞选班子，这次成功了。最后他接受了肯尼迪的邀请，进入白宫当新总统的幕僚，还辞去了在哈佛的教职。
作为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后来的学术声望超出了他的父亲，这倒不是因为他攀附权贵的结果。他是美国史权威，早年写的《杰克逊的年代》一举奠定了他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地位。后来写的《罗斯福的年代》被评为是美国史学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叙述体历史著作。可惜的是，因为他投身现实政治，没有时间最后完成这部原计划要写六卷的巨著，写了三卷就搁笔了。
进入肯尼迪白宫班子后，小亚瑟·施我国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在私营企业工作莱辛格在学我国白领健康状况堪忧术研究和政治活动两方面都达到了顶峰，更值一项面向全国城市展开的健康大调查活动二〇〇九年年底揭晓。这次调查为期六个月，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大连、武汉等十余直辖及省会城市三百万健康体检数据样本为基础。结果显示，我国人群整体健康指标仍不理想。
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会长韩小红博士根据调查问卷和三百万体检数据分析，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极低（不到3%），三十五至五十岁的高收入人群中，“生物年龄”超龄趋势明显加快，平均超过“日历年龄”十年左右。
精英人群易患的疾病主要为脊椎病、血脂增高、血糖增高、脂肪肝和眼科疾病。企业高管人群健康问题也非常突出，高达56%的企业高管存在过劳。企业高管易患的高危疾病，主要为超重、肥胖或俗称“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
韩小红博士指出，熬夜生活、网络生活、空调生活和过度追求塑身、排毒等四大不科学的生活方式，与受调查者体检结果异常有密切联系，也是近年来心血管、糖尿病等疾患年轻化趋势的主要因素。白领人群年龄越小锻炼越少，年轻人没有老年人锻炼多；年轻女性受盲目减肥塑身等误区影响，饮食比其他人群更不规律等现象应引起重视。韩博士提醒，“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心理平衡”能减少高血压、脑卒、冠心病、糖尿病、肿瘤发病率，延长平均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