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弗洛伊德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大家觉得有异议，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做的东西是心理学，他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个人评价的问题。他的东西确实不能算是科学的心理学，但是他的东西有用；大家都知道，生活中有用的东西多得很，但不是有用的东西一定是科学。大家都知道迷信也有用，迷信也能让人治好病，但迷信不是科学，打死我也不能承认它是科学。所以，对弗洛伊德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他的东西是有用的，他的东西是有意义的，而且大家都是相信的，可能对社会有些积极的作用，对人的心理有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东西就不是科学的。因为科学有科学的标准，如果我们不遵守科学的标准，只是因为他有用，就认为他是科学家，这是不行的。
世界上什么叫科学？这是我前面谈到的理性判断的问题。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宁愿相信它有，相信它是真的，这是一个善良的意愿；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得遵守一定的标准。人本主义的东西是不是科学的东西？有些能实证的东西是，有些不能实证的东西，确实不是科学的东西，而往往有意思的是，越是不科学的东西，越要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东西。这个搞不清楚，得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个规则的问题，所以我谈……李强：艺术就不是科学，比如一幅画很好，很漂亮，但它不是科学。
彭凯平：
所以我谈，不能因为不是科学就贬低它的价值。科学的东西不一定都很好，但我们中国人是有普遍的心理，相信科学，认为科学总是好的；其实，科学可以是很邪恶，可以是很丑陋的东西，比如说复制人。这个东西可以是很邪恶的东西，可以是很坏的东曲。你怎么判断科学？科学不一定就一定是对，就一定是好，或者一定有意义，这两个东西的判断标准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个人意见的差别，这不是真正的学科的定性的差别。所以，对这些问题，你可以相信你的观点，我觉得你的观点很有道理；同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观点，我也觉得我的观点有道理。但是，在座的不要因为是我说的，就相信是我的观点，你也可以相信他的观点，只不过意见不一样而已。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态度。
周孝正：
对于科学，刚才彭教授讲不要原教旨主义。是的，简单说真善美可以，但科学就解决真，求真。刚才彭教授讲的这几个理论假设，人家用数据，用证实或者证伪，那就是科学。
其实，善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善恶科学解决不了。比如安乐死，比如说我父亲得了肝癌，到了晚期，止痛片失效，我到底是杀了他是科学的，还是看着他被病折磨至死是科学？有人说主动安乐死是科学的，撤管子撤抢救叫被动安乐死，我不管他了，止痛药不给吃，管子也不给插了。有的人更邪恶，你又治不住，还不如打一针打死。
美更解决不了。李强教授讲，艺术解决美，你怎么能科学解决美呢？咱们国家有一个科学主义，什么都是科学，美学说是美科学，史学说是史科学，文学就说是文科学。我说你也很科学，人是因为可爱才美，并不是因为美才可爱，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爱情就是瞎子，所以王八看绿豆才对眼了。这不是科学。而且人的欲望越高的时候，判断率越低，所谓饥不择食，慌不择路。老百姓说：“当兵三年，母猪变貂蝉。”旧社会军队里没有女的，小伙子判断力太低了，因为欲望率太高了，看见母猪说是貂蝉。
所以说，确实中国一方面缺科学，一方面又伪科学主义；一方面缺科学，一方面什么都得靠科学，我们叫做泛科学，同时有人装科学。本来宗教信仰就不是科学，他告诉我是科学，这就是所谓的伪科学。实际上科学一个对立面是伪的，一个是假的，还有一个就是泛的，或者叫原教旨主义。我们一方面要讲科学，一方面要讲人文，所以有人说把我们的社会学加一个科，叫社会科学，但我们是社会学；人文学也是一样，我们是人文，人文学不是人文科学。
样本、价值预设与理性思维提问：彭教授您好，我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做的研究，一直说中国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和熏陶的人，他这种思维定式对他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做的事，行为外在表现出一种很不理性的情况发生。您所做的实验具体有什么数据？有没有代表性？能不能代表中国人或者说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第二个问题，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它有差异。可是您所说的做的实验，或者说今天演讲的内容，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您站在西方的角度上，已经有一种价值预设，中国人在这种传统的文化熏陶下所做出的事情本身，就有一种不理性的行为存在。所以，这种情况下，您已经有这种预设了，做出这个结果，肯定自然就会意识到中国人行为做事很不理性，而西方人就很理性。
比如说，中国人有一种随大流的行为特征，这是很普遍的。但是我们说，有时候随大流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说结合行为的一种，比如现在大楼里着火了，有AB两个口，80％都往A口跑，你在那种情况下怎么能做出一种理性的判断呢？是随80％的往A口跑，还是我自己想，应该往B口跑？您做这个实验，是不是有一种价值预设在里边？
彭凯平：
这个问题是所有做文化研究的人经常碰到的，你到底有没有这种价值偏见在里头？你可能误解了我做研究的主要目的。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传统文化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提到传统文化，我在儒家思想后面打了一个问号，我实际上没有研究传统问题，我也根本没有测量传统问题，我全部做的是现代人。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我描述的是当代中国人的这种社会认知的特性，而不是传统文化下中国人的认知思维特性。我不知道传统文化对现在有什么影响，因为我没有做过研究，我只做现代人。我第一个问题没谈传统文化和现代认知的关系，这个问题没搞清楚。儒家的思想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没搞清楚。
第二个问题，样本的代表性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你到底要挑多少中国人，才能够说明你的东西是代表中国文化？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主要的目的不是研究文化，我连中国传统文化说些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研究的是行为，研究的是认知结构，研究的是心理的东西，而不是文化的东西，我谈的文化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受到文化的影响，我是把文化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来做，但是我没有做文化。我不是人类学家，也不是文化专家，我是谈行为的东西，只是说有些行为的东西我认为是跟文化有关系。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挑的这个案例，基本就是在很多方面都是匹配的。比如他们都是两个文化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后代，他们都是聪明的人，他们都是未婚的，他们很多方面接近。只有什么不一样？他是在中国文化下长大的，他是在西方文化下长大的。如果做出差别来，我只能说他是由于那个文化和经验的差别，而不是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是我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样本的代表性很重要，但是对我的研究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要控制其他假设，说明最后这个变量和差异只能由这个文化的差异解释。这是我做研究的一个特点。
第三个问题，你谈得挺有意思，很有道理，我到底有没有这种价值偏见？我个人认为，我肯定有价值偏见，但是我是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偏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如果你仔细听我的研究分析，你就知道我对西方的非理性判断同时做出了研究。比如归因误差，中国人强调外因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也说西方人强调内因的作用是一种误差，也叫做基本的归因误差。我谈到明星崇拜就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所以我不是只强调中国人非理性的行为，我也谈西方人非理性的行为，比如对矛盾信息的判断，我说西方人叫做第一类的判断错误，中国人是第二类的判断错误，我个人觉得相对而言是比较平衡的。主要的目的还是想说明一下，西方人有他们的优点，有他们的缺点。中国人有思维的优点，中国人也有思维的缺点。
所以，我个人不认为我是要从西方的角度批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你要看英文的东西，你就会发现，我实际上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批评西方人。所以，你上网去看我谈的东西，实际上我都是批评。我明年有一本书出来，叫作《单向思维的美国佬》，全部骂的是美国人。所以，你要说我在偏向，从西方角度批评中国人，我个人是不承认的。但是，我的第二本书就是要批评中国人的思维，因为我们中国是个弱势文化，我要做的事情是先批评老美，然后再批评老中，这样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我的观点。不然，中国人把我归到美国人里头，不管我说什么都怀疑我的道理。
第四个问题是随大流到底是理性的行为还是非理性的行为，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情景特有的现象。你说的在起火的情况下，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是不进行理性思维，当然是跟着大家跑，但是跟着大家跑是不是就是理性的？不一定。你要冷静地想一想，也许就不会跟大家一块被烟熏死了。所以，随大流并不一定总是理性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时间，没有条件进行理性思维，也不可能谈理性思维的问题。
还有一个，在家庭关系里，你真的不能理性思维。比如，你和你太太冲突的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心理实验，找三组大学生。一组大学生让他分析，你为什么谈恋爱，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人。另外一组大学生不分析，记录一下你们俩一起干了什么。第三组大学生就是记录一下日记。发现了什么东西？发现天天分析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人的这一组，一个月以后就分手了；而那些不分析的人，呆了半年、一年还在一起。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人际关系在家庭关系里是不要理性的，理性越多，越对关系不好。
所以，我谈的这个理性思维，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谈的决策、信息判断，跟关系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理性有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你谈的随大流是理性不理性，我也觉得它应该有一种理性分析，它有它的适用范围。交通规则实际上是要求大家随大流的，这是理性的，遵守交通规则是理性的；但是有时候进行个人的价值判断、个人的利益分析的时候，不要随大流，这也是理性的。这说明现实世界就是这么复杂，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理性的态度、一个科学的态度。
心理学是经济学的基础
提问：
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角色，您怎么看？因为经济学也通过人的心理分析人的经济行为。
彭凯平：
关于经济的理性问题，我个人认为，心理学实际上是经济学的基础，或者说心理学是任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大家认为你这么牛，其实不是牛，是最基本的东西。任何的社会现象，任何的政治现象都得通过人来理解，都得通过人来实践。如果这个人的思维我们了解不够，我们对社会现象了解也不够。
我先谈谈经济学为什么是一个心理学的东西。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有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实际上我们面对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就是有限的资源和无穷的欲望的矛盾。我们的需求太多，我们要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又得不到这些东西，因为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学就是研究怎么有效地匹配满足人的欲望，以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人的无限的欲望，这是最佳匹配，这就是经济学干的事情。还有很多理论、很多原则，实际上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冲突之间的问题。大家想一想，如果资源是无限的，你要什么就有什么，还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如果欲望有限，如果大家都像骆驼一样，不吃不喝都能活下去，也不要经济学，你不需要那些东西。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能够得到的东西有限，这是经济学产生的最基本的原因。心理学是经济学的基础，谈到经济学，你要不谈到心理学，实际上有点脱离了人的方面。
但是经济学确实有它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经济学毕竟还有一些数据、定量的东西，它描述的东西又对人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人的生活恐怕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时候，都跟经济生活有关系，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跟经济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把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心理学家对经济感兴趣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为什么去年诺贝尔奖给心理学家，他们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也很感兴趣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爱说假话
提问：
彭教授，你刚才讲了中国人的心理在一定情况下跟外国人的不同，我自己用两个事来概括一下：中国人的心理行为表现为爱说假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所以，我希望特别是搞科学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也说一些假话，为了应付当时的政治需要。就拿儒家来说，我们有时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提倡法家。我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北京大学的哲学家也是非常尊重儒家的思想，但是也把儒家说得一无是处。所以，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在内，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说一些假话，我希望你能够研究研究中国人为什么老说假话呢？在你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说假话的地方，而且这些说假话的地方是违心的。
我们有一个同志本来就不爱吃羊肉，他为了迎合领导的喜好，就把那个领导领到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他说这个羊肉真好吃，一点膻味儿都没有。他就说了违心的话。我们经常说要坚持真理，坚持这个，坚持那个，中国人有时候心里想的并不敢直接这么说。比如，本来出国了，在国外生活待遇比较好，但是他却冠冕堂皇地说，到国外学点本事，回来以后报效祖国。这样的人有，但是确实他是说违心的话，出去以后，不回来了，老婆孩子也带走了。您研究研究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周孝正：
最近，北大学者有这样一个总结，登报了：第一条底线就是，作为一个学者不说假话。第二条底线是，非说假话，不说不成时，就沉默。因为学者不是神，也是人。第三条底线是，必须说假话，不许沉默时，就说不害人的假话。
李强：
我先帮彭教授回答一下。刚才这位老同志说的，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做调研比较多，到处跑，觉得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比较普遍地说假话。为什么？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文章叫《中国人的心理二重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