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自南方来信
跟我打听长安的诗人
我说该逃的逃了
该在的仍在
死的是李白
——《消息》
大概是1990年初,季珊带我去见过一个,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本码头赫赫有名的“白水先生”。那时我跟季珊也才认识不久,是经由一名叫“紫鸟”的家伙介绍的,紫鸟曾去过北师大推销他编选的一册诗集,到宿舍来找我帮忙。后来我分回了西安,给他写了封信,他便骑着摩托车来外语学院找我。当时,除了紫鸟,本城写诗的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最初结识的几位也都是经他介绍的,包括季珊。紫鸟给我讲述了这位才女18岁四处闯荡的故事,头扎小辫,足蹬皮靴,怀揣一把藏刀,西至新疆,南到三亚……紫鸟讲得绘声绘色,颇具传奇色彩,他有这本事。那年他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令我叹服的,他说:“我们被人和了!”——这句麻将桌上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大伙的心情。听完他的介绍,我说:“那就认识认识。”季珊当时正在我所任职的学院进修,没走几步就到了她的宿舍。下一个场景便到了一家饭馆,紫鸟要了凉菜和啤酒。季珊一看便知是经过些场合的女孩,她不吃菜(声称吃过饭了),只能喝酒,还不忘给两位男人斟酒。从紫鸟嘴里听出季珊很能喝,这在后来的交往中被反复地证实过。我也看出季珊对这只鸟不是很待见,她基本上一直面朝我说话。应该说,我和季珊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投机。后来我们转移到我宿舍,紫鸟因为不大能插上话便怂恿我读诗,读我自己的诗。他在北京时见识过我的朗诵——提起朗诵,在中国当代的诗人中间我和黑大春可以并称最好。黑的朗诵富于感伤,颇具行吟的味道;我的朗诵则类似摇滚中的RAP(说唱),有些杀伤力。从听众效应来说,黑多感动女士,我多煽动男人。那天晚上我借着酒劲读了不少自己的诗,能看出季珊很欣赏。我记得她十分喜欢《旅馆》一诗中的几句:我醒来的时候/我的香烟/在她的手上/姿势优美地燃着。那首诗后来被我编入我的第二部诗集《一行乘三》。与季珊的结识,使我对这个码头上的诗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这个了解当然是不全面的:我首先感到的是韩东遗风不散,或者仅是因为我首先闯进的是韩东当年留下的残部。也是在季珊那里,我看到了《他们》创刊号,后来听说它在香港以500港币的标价出售,不管它到底值多少钱,仅就我所看过的诸多民刊来说,《他们》创刊号无疑是最好的。当时,一边翻着这期《他们》,一边与季珊聊天,一种“西安回对了”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急于找到这种感觉以抵消毕业留京未遂的被放逐感。不过,北京那种复洋古的诗歌氛围确实不适合我。季珊问我是否想再结识一些朋友,我说是。毕业离京的前夕,我和我的朋友洪烛曾在北师大的一座凉亭下面有过一番谈话。他当时已从武大分到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我也正准备向西安撤退,谈及今后创作方面的打算,他说他是要走白道的,我说我只能走黑道。我说这话当然不是戏言,是基于我对中国现代诗发展状况和对自身的了解。可黑道在哪儿啊?它又没挂牌子,所以只能找——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去找“白水先生”的那天,街面上有风。路不算远,可我们骑得很慢。由于是临时决定去找他,所以季珊也来不及做些必要的铺垫,以把这位“白水先生”深入介绍一番。只说他叫于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当年和韩东、丁当、杨争光玩得不错。我们在建国路拐弯,从“71号大院”——省作协门口经过——这个院落中的人和事,读者想必已经在贾平凹同志的《废都》中有所领教,本篇关注的东西不在此。我们骑车进入省政协大院,拐进那片二层小楼的高干区,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身材瘦长的男子,近三张的模样。我感觉他很像陈凯歌拍的《孩子王》中那个谢园扮演的“高杆”。季珊叫他“于明”——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落座之后,我注意到这套房子实在很大,有四室一厅。趁于明进屋去做什么的时候,季珊给我介绍说,这是他老丈人的房子。老丈人已经过世,现在住着丈母娘、老婆和他。
给我们沏好茶,他自己的茶杯很大——是那种最大号的雀巢咖啡的瓶子——那天上午,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也就是这只茶杯。谈话的内容也是我熟悉的,基本上都是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人往事,再加上主人没有应允抽烟(茶几上摆了一盒红塔山),我便更无谈话的状态。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在这个码头上,你越是对诗作不经意状才能越显得你是“高人”。
于明透露的信息似乎是:他认识的人很多,各条线上都有其“熟人”。也不掩饰针对某些人的不屑,说谁谁谁曾来被他轰走。后来他很正式地透露给季珊一条信息,说他即将调往文联。
我问到了丁当。在北京读书时,我曾见过一个假丁当——一个颇有名气的江湖骗子。
他说可以马上打一电话,把丁新民(丁当原名)叫来。我当时吃了一惊,据我所知丁当已迁居深圳。那个电话当然没有真打。后来他老婆出来了,一副刚起床的样子。她说话挺逗,刚来了气氛。
话题不知怎么又绕到了骗子。他老婆说有一次于明因公差外出,来了一个自称是“尚仲敏”的人,是晚上来的,说没吃饭。她边热了点剩饭让他吃了,哥们儿又称没地儿住,她便应准他留下来,觉得他身上的异味儿很大,还让他洗了澡。熟料这位自称是她丈夫哥们儿的人在半夜来敲她卧室的门,并劝她跟其私奔。后被她轰走,那天幸好老太太也在。
她叙述得很逗,给这次谈话增添了一些笑声。
临到走,竟出现我的尴尬局面。季珊随身带着本我复印给她的几页诗,递给于明请他看看,他看了几眼后很快就搁在茶几上,一言不发,他老婆又拿起来看,说其中一首还不错,并问他是不是,他仍旧一言未发。季珊看我十分尴尬,就说:“留在你这儿慢慢看吧,伊沙的诗还是挺不错的。”也是到后来,我才明白绷得住也是一种江湖做派,高人是不轻言好坏是非的。
从于明家出来,站在路上,季珊安慰我说:“今天于明不在状态。”我说:“能看出他不喜欢我的诗。”其实这件事我并未往心里去,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于明是何许人物,不就是跟韩东、丁当、杨争光玩过几天吗?
那段日子常往来的朋友还有唐欣。我与唐欣在大学时代均是《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的宠儿。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党史。与我所在的学院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常在一起聊天,每周都会有一两次。那次是在唐欣的宿舍。我跟唐欣说起拜见于明的遭遇,唐欣忽然站起来说:“哥们儿!你可见到了一位高人,他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白水先生’,韩东、丁当、杨争光这拨人的‘教父’。”我说:“那我应该感到荣幸?”唐欣说:“那可不!不是随便谁都能见到这位‘教父’的。”唐欣便开始讲述‘教父’的来历。
早年,于明曾与韩、丁、杨三人共组“老家”文学社,这“老家”就是后来《他们》的前身。“教父”对韩、丁、杨三人的创作有过理论上的启示和点拨。他当年钦定过的作品后来大多成为诗坛的名篇。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丁当的《背时的爱情》、杨争光的《乾州》。当时有位政法学院的大学生,也有一首诗曾得到过钦定。于是,那位大学生顿时身价百倍,成为本地大学生诗坛的领袖。
我问唐欣:“‘教父’这么牛逼,都有哪些大作?”唐欣说:“早年写出一两首诗,发表过一篇胡风研究的论文。”
“仅此?”
“仅此。”
“真他妈牛逼!”
“这就叫‘不着一墨,尽现风流’!”后来我读过“教父”的那篇论文,在季珊家,在一本叫《社会科学研究》(现已停刊)的杂志上,没什么名堂。那期杂志倒编得不错。我注意到责编就是“教父”本人。有韩东、周伦佑的诗,还有他老婆的诗,要说他老婆诗不坏,挺有灵气的,大概是受了“教父”的点化吧。据季珊介绍,那篇胡风研究不过是“教父”的毕业论文。
那天晚上我和唐欣聊得正热闹的时候,陈刚来了。陈刚是《当代青年》的一位编辑,那是我和他初次见面。话题还是顺着“教父”往下走。陈刚也是位老江湖了,上学时就是政法学院文学社的头儿,对“教父”,比兰州来的唐欣有更多亲眼所见。他说:“什么他妈‘教父’!这哥们儿整个儿一‘云山雾罩’!他在江湖上的那些个‘传说’全是他自称‘白水先生’云云,说他的文章被安排在《文学论坛》某一期,多少年过去了,也没在《文学论坛》上见过他一个字。还有那‘教父’的称号,他说他是这些人的‘教父’谁他妈知道,后来韩东写了篇小说,叫《天知道》,写的就是这哥们儿。”话题不知怎么又跑到了季珊那儿。陈刚仍显得很激动:“就是当年这帮人的红外围吧,穿一双靴子,扎一头藏式小辫儿,在公共场合抽烟,我怕这种女的……”
几年后的一个春节,在我北郊的新居,喝了酒之后,陈刚对季珊说起当年对她的这番印象,并说:“后来我才发现季珊是个好人。”那时的陈刚已是老板了,经营着本地最大的一家娱乐城,季珊也正在幸福的热恋中,并且就要结婚了。
那天晚上从唐欣宿舍出来,走在陕西师范大学有一盏灯没一盏灯的林荫道上,陈刚以老江湖的口气,不无感慨地说:“这个潭子里的水深着呢!鱼虾王八什么都有……”
之后我与“教父”又有过两度相遇。
一次我对他的谈话印象颇深,那大概便是“高人”的偶露峥嵘。在谈到一个语言问题时,他触及了“生命”一词,他说:“什么是生命?难道就是我们这一百多斤?”仍然是语言问题,他说他曾这么跟杨争光说过:“陕北人把出汗叫“出水”,从我们的直觉来说,哪个是真的?从皮肤表面冒出来的那些水,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它是‘汗’呢?”这两句话叫我很服,非高人不能道出,搞理论的人我也不是没见过。
另一次是在《文友》编辑部。我记得那是1994年底,诺贝尔奖刚颁给大江健三郎。《文友》搞了一次题为“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的小型座谈会,应邀到场的有“教父”和我,还有季珊、秦巴子和李震,另有一位西北大学的教授,我没记住名字。刚开始时免不了有些推推搡搡。我提议请于明先发言,因为他是“教父”。“教父”坚辞不受,说最后再说,先听诸位的。大概高人喜欢压轴。是秦巴子起的头,但最引人注意的发言者还是那位教授(我和秦巴子悄声嘀咕这位大概是位“小学教授”)。教授顺着上面几位的走势批驳了中国作家的“诺贝尔奖情结”,并将之阐释成“向钱看”,还将陕西作家树为榜样,说:“‘陕军’从来没有所谓‘诺贝尔奖情结’。”我忍不住插了一句:“‘陕军’是没有诺贝尔奖情结,但有‘茅盾奖情结’,近来有了‘地摊情结’。”众乐。后来不知怎么让他把话题引到了明清。我们这才知道他是位历史系教授。教授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比较之后开始为满清大唱赞歌,并不打自招地供出自己是满清皇族的后裔,正黄旗——那已到了饭桌之上灌下两杯猫尿之时。在被教授搅乱的气氛中,“教父”开始发言。坦率地说,他的发言让我感到失望,众人不以为然。他在其发言中套用了韩东早年的一篇论文《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中的观点,政治动物、文化动物什么的,来为诺贝尔情结把把脉。在座的我、季珊、秦巴子都是写诗的,李震是搞诗评的,对韩东的那段动物学说耳熟能详,自然不会对他炒出的冷饭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午饭以后,季珊请大家去她的住所坐坐。她住的地方离此处不远。那段时间,她正和一个大男孩在那儿同居。大家喝茶、聊天、气氛还可以。只是“教父”让人觉得别扭,像个多余的人。他只和我,主要是季珊聊,不大理睬其他两位。其他两位也不搭理他。他们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物,也对他刚才的发言不感冒。趁季珊、李震、秦巴子他们聊着什么的时候,“教父”压低声音,颇为神秘地对我说:“韩东去年回了趟西安,在我那儿住了两天,他谁都不想见。”我说:“是吗?”我和韩东近几年一直保持通信联络,没见他提起要来或已来过西安。韩东当年的许多旧友也是我现在的朋友,如沈奇。韩东回西安不可能不去找他们而只找这位与之早已决裂的“教父”。沈奇跟我说起过当年那个“老家”的解体,是两位城市孩子(韩、丁)与两位农民孩子(杨,于)的决裂。我已看过韩东发表在《今天》上的长文《他们:人和事》。该文的国内版还是由我责编发在李震主持的《创世纪》上的,文中未见提起这个“老家”,更不必说,“老家”即《他们》的前身云云,是韩东因与“教父”决裂而有意隐瞒吗?那天我总是想起陈刚的那句话:“云山雾罩。”
晚饭秦巴子说他来请,他刚从《文友》领出一笔两千元的奖金,是一项青年文学奖的二等奖。大家商量了一番之后,决定去大雁塔附近的火锅城。吃的时候大家的话多了,并忙着从滚沸的红油锅中捞东西。我只记得“教父”喝了几杯之后的一番感慨:“江湖险恶,人心叵测。我是不想玩了。现在挺好,有官当,有车坐,吃吃喝喝,卡拉ok,挺好!”并向我等透露他将从文联理论副处长的位子上离任,出任作协办公室主任兼秘书长(正处级)。
在我已经认识的江湖人士中,言语间必提及的人物,除了“教父”,还有古贝和孟依。
在我第一次见到“教父”的那年秋天,我也第一次见到了古贝。是紫鸟带来的。在此之前他已久未露面了。原因是我东北的朋友中岛曾在我处小住了一段日子,大伙一块玩时他撬了紫鸟的一个女朋友。紫鸟一怒之下非要揍他不可,被我拦住了。我说:“打狗也得看主人呢,对不对,有我在,这人你不能揍。”从此这只鸟再未飞来我处,直到那天他和古贝一块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我还听说他欲办一项诗歌大奖赛,收费上万元,可对参赛者的许诺一项也没有兑现,连奖也没评,结果有人告了他,被公安局逮捕了,劳教了一段时间。可能这是他久未露面的另一个原因。
古贝给我的初次印象与传说迥异,像个谦谦君子。他的长相比其近四张的实际年龄小许多,面容清俊、身材挺拔、举止得体、不爱说话。我当时纳闷这难道就是江湖传言中的著名“铁嘴”吗?
我曾在紫鸟的窝里读到过一本古贝自印的诗集,名叫《开山鼻祖》,印象很乱。怎么说呢,外表绝对现代,但内容很乱。据说他是本地涉足现代诗的第一人,大概在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后来李震曾在一次会上称其为“西安的郭路生(食指)”,当时我也在场,当李震一本正经地说出这句话时,同样在场的古贝似乎并未听见,他正忙着泡妞——一位坐在他旁边的电台主持人令他闲不住。那句话在与会者当中也未引起什么响动,本地的主要诗人是一些史前的黄土诗人(与本地的小说家步调一致),他们连郭路生(食指)都不知为何物,怎知你“西安的郭路生”是什么意思呢?秦巴子也曾跟我说过早年初读古贝诗的印象,满篇尽见“乳房”一类的字眼,占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据说古贝在公共刊物上从未发表过一首诗。作为诗的“世家子弟”——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七月派”老实人古正。他不是没有门路,也并非未做努力。父亲的老哥们儿牛汉曾主编《中国》,沙陵曾长期分管《长安》的诗页,但都未曾发表过一首古贝的诗。他也从未加入过现代诗在民间的大循环——那自80年代开始形成的极其庞大的由民办诗报刊所构成的交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