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赶跑，最后也将之射杀。
李建成和李元吉虽死，但秦府军队跟太子府、齐王府军队仍旧在激战，而且秦府虽然兵精但数量实在太少，已经渐显劣势。就在这千钧一发中，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顿时军心涣散，作鸟兽散。
一切尘埃落定。李世民取得了胜利，李渊见形势如此，做了识时务的俊杰，让位给李世民，自己去做了太上皇，安稳地度过了余生，最后死于太安宫，庙号高祖，葬于献陵。
玄武门之变，血亲相残，虽然是李氏皇族的家族悲剧，却是大唐帝国的幸事。从此，李世民取代李建成成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带领唐朝进入了繁荣昌盛的"贞观"时代。
4.督建盛唐，和亲四方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将李世民的统治时期称作为黄金时代，他说："黄金时代的来临，原因之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比较容易。原因之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但仅此两个原因不能促成什么，将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大混战，人民也有这种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所以，另一个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的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再大的船舶，掌舵的只有一人，负责航行的只有少数人，这少数人即国家领导人，其重要性用不着解释。李世民大帝和他的干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每一件措施都求其跟杨广不同，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在人民尊重和信任的支持下，推行廉洁政治，获得空前成功。"
正如柏杨先生所说，李世民的战斗团队"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尤其是李世民在位的二十多年中，时刻保持着警醒，"他严厉地控制自己不去触及无限权力的毒牙，并且鼓励和接受最难堪的逆耳之言。他对官员们要求："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报告给我。""
李世民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最是有名。其实，他登基后不断地接受魏征等人的批评，不仅出于他的诚意和巨大的耐心，还在于借以昭示天下：他，李世民，虽为一国之君，时时有忧患意识，处处小心谨慎，不会翻船，自信非常。
"李世民的反省和勤勉有时达到自虐的地步。他时常检点自己，显得非常谦虚，说"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他处理的政务过于繁重，几乎是事必躬亲。他的充沛精力不仅用在军事和政务上，而且在讨论义理上，招杜如晦等18人为学士，轮流值班以随时与他应对；理朝时大臣时常与之争论，依照传统的眼光看，有的简直是"多嘴多舌"。更有在朝廷上顶撞的、论辩的、讥讽的，甚为令人不安，但李世民时常一笑了之，并不责备。即使听了一些无理取闹的话，他也只是悻悻然退朝回宫。"（《天马嘶云--新旧唐书随笔》）
最为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632年。李世民喜欢狩猎，有一天，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到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抽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这一次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都替魏征捏一把汗。
李世民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李世民大吃一惊。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说："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李世民这才想到他自己过分，不久之后，即擢升魏征当宰相（侍中）。
虽然李世民常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是"向理性屈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种高度智慧的认识。"（柏杨《中国人史纲》）
但是，李世民的这种"高度智慧认识"仍旧是背后有因，这就要追溯到"玄武门之变"，他手刃亲兄的血案上来。李世民并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个英武又敏感的人。杀兄之事发生后，其心态肯定是十分复杂的：既为除掉隐患而感到快意，又因自相残杀而愧疚。他在日后脱颖而出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而这种愧疚和自责，以及一辈子都想摆脱阴影的愿望，竟可以化为如此巨大的动力：做一个英明的君主，尽善尽美地料理一切事务。这种救赎的意念压倒了一切，正如基督教义中的原罪之说，在后世为平等的契约社会学说铺平了道路。
在生命鼎盛时期，他做的事几乎涉及了文治武功的一切方面，再多再烦的事务也压不垮他。面对堆积如山的谏书，他竟将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考虑，直到深夜。他的许多公开举止，如谦虚优待学士，同他们讨论经义时常到深夜；他的一番创守难易的宏论、一席前车之鉴的著名话题；他的到处罗致天下人才的实际行动，以及休养生息的政策，与其说是出于本意，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和百姓赞扬的愿望。他想向天下证明自己取代李建成成为国主是更有资格的。他的潜意识里，他在与建成争，看我李世民这皇帝当得如何，是不是比你李建成强多了？就算不杀你，让你当了这皇帝，你也做得没我好！我才是命定的天子，所以，杀你，也是应该的。当然，这种想法，有些自欺欺人，但是李世民一直都在以这样那样的法子让自己为弑兄而焦躁不安的良心安静下来。
《剑桥中国隋唐史》说李世民"具有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并举了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公元628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到皇宫北部的御花园中亲查灾情。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他举起这把蝗虫往嘴边送，准备吞食。侍臣们阻止他说"恶物或成灾"。他坦然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说着，把蝗虫吞食了。
心中的隐痛不仅让他严苛对待自己，还让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改动历史的皇帝，他命令史官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美化他的历史形象。这些所作所为虽然不能说是"殚精竭虑"，也可谓达到了"处心积虑"的境界了。
不管怎样，李世民的这种"赎罪感"，促使他用全身心去治国安民、发展民生、肃正政治，因此几年之后，大唐即出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皆外户不闭"的社会安宁局面。而这种局面的来临，则分别是太宗朝君勤国务、重用贤臣、为政清廉、轻徭薄赋、选用贤才、加强中央集权、团结各族、发展生产等措施的必然结果；政治的清明，为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政治制度史，尤其是行政制度史中，很多王朝的兴衰成败都与其奉行的国家行政制度（如行政区划分、行政组织设置、行政层级设计）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行政制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权力架构的合理与否，尤其是关系到国家最高权力的划分、分配等问题，因此，真正的富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对此均会非常重视。
在这点上，李世民即表现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素养，制定了一套与当年大汉高祖朝完全不同的开国行政之策。具体表现在：一是李世民没有将前朝速亡的原由归结到没有大封同姓诸王，因此大唐没有实行大汉的那种诸王屏藩四周的国策；二是在中央机关的权力架构上形成了完备的三省六部制度，形成宽度管理（即综合管理，三省）与窄度管理（即专业管理，六部）的科学的国家机关体系；三是在地方政权层级与区划的划分上，大行州县制度，及中原与边疆共同开发的政策，取消了大汉时期存在的郡国制度；四是实行科举制度选官，扩大了官员来源，疏通了社会的参政渠道。这些行政制度的推行，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必需的规则及安全保证，有利于政治的秩序化。
在李世民殚精竭虑的治理下，贞观王朝成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盛世王朝。
治理出一个强盛的国家还不是李世民的目标终点，他还想扩大唐朝的版图，建立一番霸业。626年，玄武门事变刚刚结束，李世民刚刚即位，老对头加老搭档东突厥即向长安发动奇袭。大可汗颉利可汗（启民可汗幼子，始毕可汗幼弟）和他的侄儿小可汗实利可汗（始毕可汗长子），长驰南下，直抵渭水便桥。距长安只隔一水，上下震恐。
李世民无可奈何，只好亲自到渭水便桥向颉利大可汗乞和，除了重申誓言继续臣服外，并答应增加进贡财物的数量，颉利大可汗才行撤退。这对李世民大帝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他决心雪耻。三年后，李世民派遣大将李靖北征，出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深入阴山，颉利大可汗全军覆没，只身向西逃走，被大唐追兵擒获。东突厥汗国所向无敌，竟被唐军一战击溃，使北方各部落大为震骇，李世民从此赢得了"天可汗"的尊称。
大唐统一西域后，设州设县，又设军区，把西域纳入中国行政系统，正式成为中国领土。同时，大唐的均田、府兵、租庸调等制度，也在此处推行。大唐政府还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将中原先进农业技术传播到西域。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人员也进入内地，带来了独特的西域文化和农副产品。大唐统一西域，与大汉时期的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不同，当时主要是为了斩断匈奴的军事联盟；而大唐则在此处设立州县、组建军区、推行中原政治制度，正式把西域纳入中国行政版图。另外，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再次畅通，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李世民对外并不是一味用武力加以解决，他对突厥一手硬，对待吐蕃王朝却是一手软，采取和亲的方式，将吐蕃与大唐紧密联系了起来。
公元633年（唐贞观七年），唐王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开始互相遣使往来。大唐王朝的特使冯德遐来到吐蕃，见到了17岁的松赞干布。言谈中，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和吐谷浑都"尚公主"（当时前后只有突厥处罗可汗子尚衡阳公主，吐谷浑尚宏化公主，回纥尚咸安公主），欣慕不已。遂在贞观十年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珠宝随冯德遐入朝，向唐太宗李世民请婚。
然而这第一次求婚，李世民却没有依允。史籍中记载的理由则说，李世民拒婚的原因是因为吐谷浑王挑拨离间。《册府元龟》记载说，求婚的使者这样回报松赞干布："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入朝，有相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嫁。"远交近攻，吐谷浑当然对吐蕃没什么好感，更不会想让吐蕃也当大唐驸马。
另外，松赞干布在向唐太宗李世民请婚的前一年即贞观九年，已经娶了尼泊尔德瓦王印铠甲光王的女儿--尺尊做为正妃。除了尺尊公主外，松赞干布还有三个藏族妻子。堂堂大唐的公主怎么可以嫁过去与藏地蛮女一起当小妾，这有关国体颜面，李世民恐怕也有这样的考虑。
松赞干布请婚遭拒，心里非常不爽，因为这不仅是有关吐蕃国王的面子，还关系着他的国家大计：他渴望公主能将先进的唐文化带进雪域，实现自己的"文治"梦想。为了出这口气，松赞干布立刻出兵攻打吐谷浑，一方面自然是为了报复吐谷浑的从中作梗，另一方面，是为了向唐王朝炫耀自己的实力。很快，吐谷浑王就败下阵来，旗开得胜的松赞干布亲率二十万大军攻破白兰羌、丽江等地，一直进入唐朝领地松州，驻扎之后再次派使者带着贡品去长安请婚。这一次态度比较生硬，直统统地宣布请完婚就要立即带公主走。
唐王朝的公主能让你说要娶就能娶的吗？李世民自然不爽松赞干布的这个态度，立刻派兵攻打，没想到，第一次因太过轻敌，兵败，导致唐王朝的一些属藩如南诏就成了墙头草，纷纷掉头归附吐蕃。阎州刺史别丛卧施和诺州刺史把利步利也跟着连人带城地投降。这下子，李世民可就真来气了，立刻正式下诏发兵，以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领兵5万讨伐20万吐蕃军。
在大唐训练有素的军队进攻之下，吐蕃兵败而返。松赞干布不愧是吐蕃王朝一代有名的君主，这次的惨败，非但没有让他放弃迎取大唐公主的决心，反而坚定了他迎取大唐公主的决心。如此强盛有力的大唐，不与其和亲，实在是太蠢了。于是，松赞干布派使者上表向唐太宗李世民谢罪，同时仍然不屈不挠地提出请婚。这一次，李世民终于点了头。这段时日的交锋，让李世民充分了解了松赞干布，也充分了解了吐蕃的实力。大唐的公主下嫁至少不会太委屈了。
在贞观十四年的冬天，松赞干布派遣自己的重臣大相禄东赞（大相即宰相。禄东赞又称噶尔东赞）率领一百多位大臣骑士，带着"一等金绿绫缎衣服"和"镶嵌着红宝石的琉璃铠甲"等大量黄金宝物来到了长安迎请公主。贞观十五年的初春正月，唐太宗李世民当着印度、波斯、格萨、鞑靼等多国使臣的面前，公开宣布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做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王妃的消息。
为了展现大唐的富庶，唐太宗李世民为文成公主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其中不但有各种五行经典、工艺技术、纺织农稼，还有医学论著和医疗器械，而最珍贵的一件陪嫁，则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唐太宗还派自己的族弟、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节护送公主。
当一应事宜都准备妥当之后，贞观十五年的正月，宗室之女文成公主便随着吐蕃请婚使节踏上了西去的道路。那尊珍贵的佛像则供奉在一辆木轮车上，由力士嘉嘉拉嘎和鲁嘎牵扯引，也和她一路同行。而这漫长的路途，成为富于想像和传奇的路，文成公主所到之处，留下了数不尽的瑰丽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