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王朝是个追求征服、喜好动荡、张扬武力的阳刚时代，因此相对于元前的中原南宋，也就更加显示出大元政治中的那种野蛮精神。与元朝不同的是：南宋，作为一个具有很强经济、文化活力的王朝，原本应该崛起强大，但或许是过分恐惧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暴力、叛乱，因此整个北、南两宋朝均显得文文弱弱，失去了男人、政治、国家、民族应该具有的阳刚之气。这个朝廷过分尚文、压抑尚武精神，患上了军事恐惧症，以致在不得不面对身边的军事强国辽、金、西夏、大理时，只得夹着尾巴、处于防守中，而且割地赔款、屈膝卖国、残害主战将领、奸细辈出，最终使其纸老虎的本质被大元看透，而终死在大元的口中，由此也被牢牢地钉在"尚文亡国"的历史耻辱柱上。
8.百花齐放，璀璨夺目
在大元朝，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得以相互碰撞，从而绽放出这个时代的文明之花。元朝广博的国家版图、缤纷多彩的中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及一体化。大元朝在入主中原、灭亡南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分别导致了中华文化的变迁。灭亡金朝后，形成北方蒙古文化、辽金文化两大文化圈；灭亡南宋后，则造成南北两大文化带--以大都为中心的胡文化，及江南的审美文化相并立的文化格局。但由于重武轻文的民族传统，大元的儒家文化出现没落的征象。
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左手，枢密院是右手，而御史台则是用来医治左右手的。因此，这三大系统再加上文化、宗教、思想上的控制，即能使大元皇帝实现对于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乾元大哉"帝国的统治。
蒙古文字的创立，可以说是蒙古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从此蒙古民族进入到文字历史时代，使得所有的文明成果能够通过文字的形式，世代传承。
蒙古原无文字，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时，即命乃蛮掌印官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语，以教授铁木真子侄--这就是畏兀儿体蒙古文。古文字学界则将其称作回鹘蒙文。但畏兀儿体蒙古文只是文字借用，且用畏兀儿文拼写蒙古语不准确，所以忽必烈即命八思巴再创新字。八思巴创制的文字是拼音文，基本字母41个，元音为9个，汉字译音分别为哑、伊、邬、翳、污、恶、也、口、耶。用这种文字来拼写汉语、蒙古语，相当准确，故深得忽必烈喜爱。回鹘蒙文和八思巴文都是蒙古文文献精品中之精品。
1269年，忽必烈下令推行"八思巴字"（蒙古新字)，规定一切诏谕都以这种文字为主。
1269年7月，决定在各路府州设立蒙古字学，吸取地方官员子弟和民间子弟入学；又规定蒙古字学教授的品级比儒学教授高一级。1271年，元朝廷明令"不得将蒙古字称作新字"，应直称为"蒙古字"，成为"国字"。1281年，规定省部台院、各处大小衙门的奏文、表章和其他文书，都要用这种蒙古字。自此，八思巴创制的文字就成为蒙古正式官方文字。忽必烈为表彰八思巴创制新字，敕封其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且赐六棱玉印、黄金百锭、银2000锭、绸缎4万匹。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嘉派"五世祖师，1235年诞生于藏"昂仁鲁孔"的萨嘉家族，本名洛追坚赞，3岁时便能讲法，被人们称为八思巴(藏语"圣者"的意思)。八思巴本人则在大元帝国的统一、西藏的安定、吐蕃与中原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是藏史上继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这"藏王三杰"之后的又一杰出人物。
元朝时期的科学也有所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最有名的应该是水利、立法方面均有突出成绩的郭守敬了。郭守敬出生在一个学术气氛十分浓郁的书香世家。祖父郭荣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精通数学、水利。郭守敬从小沉静好思，学习十分专心，颇爱钻研，对自然现象很感兴趣，特别爱好天文学。他跟着祖父一面读书，一面观察自然现象，学得不少实际知识。并且在邢台西紫金山跟刘秉忠上学时，曾创造过一些天文仪器的模型。
据史书记载，有一次，15岁的郭守敬偶然得到一份《石本莲花漏图》，立刻被它迷住了。这"莲花漏"，原是北宋的一种计时器，由几个漏壶配合组成，结构特别复杂，因而计时也比以前的漏壶精确得多。遗憾的是，到元代时，莲花漏已然失传，不少著名机械学家对着图纸冥思苦索多年，仍然琢磨不出个道道。而郭守敬只用了几天工夫，就摸清了它的来龙去脉，并照着图纸成功地复制了一个莲花漏。
元朝初年，20多岁的郭守敬就勇敢地承担了邢台五里的疏通淤塞河道修建石桥的任务。全部工程用了45天就胜利地完成了，当地人民都很佩服他。郭守敬对发展生产非常重视，符合了元朝统一中国后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统三年（1262年），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郭守敬习知水利，巧思绝人"。
在与忽必烈见面时，郭守敬不卑不亢，侃侃而谈，面陈了自己关于兴修水利的6条建议。他每说一条，忽必烈都要赞叹一声，最后，这位君王感慨万端地说道："天下管事的人要都像这样，哪会有不劳而食者？"立即任命郭守敬为管理水利的提举诸路河渠。看来忽必烈是从心里喜爱和佩服这位学者型的臣下。
此后，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水利专家身体力行，排除万难，先后完成了20多项农田灌溉、河道航运等工程，件件设计科学合理，收效显著，深得后人称道。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元大都（今北京）通惠河工程的修复。
当时，元大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需要从江南运往京城。为长途运输方便，就必须靠大运河这条水路交通干线。但由于地理及历史的原因，大运河无法直接通到大都，只能通到河北通州。更为严重的是民赖以生存的粮食不能及时地运到京城。所以把运河开凿到京城就成为了多年来人们盼望已久的愿望。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水利方面的专家试图开凿它，终因水源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告失败。郭守敬上任后，首先想到这个重要工程，并做了开凿河道的尝试，开始也没有成功。
水源问题也成为困扰郭守敬的最大问题。公元1291年，郭守敬经过多次实地勘测，找到了水源，立刻向忽必烈提出开凿大都运粮河的新方案。他根据大都周围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将大都西北昌平神山（今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先引入瓮山泊，并让这条引水河在沿途拦截所有原先从西山东流的泉水，汇合成流，这样，便可使运河水量大大增加。另外，由于这些泉水清澈明净，几乎不含泥沙，在运河下游还可建立一系列控制各段水位的闸门，以便运粮船能够平稳行驶。
忽必烈听着这个颇具科学道理又切实可行的开凿计划，深感满意。于是立即下令重设掌管水利工作的专门机构--都水监，任命郭守敬全权负责。第二年刚开春，这项千秋功业在郭守敬的精心打造下开始了。
60多岁的郭守敬雄心不减，他率领几万军民，夜以继日，艰苦奋战，只用了一年半时间，这条全长160多华里的运河便全部竣工，一切就像郭守敬预想的一样成功。忽必烈喜不自胜，亲自为这条运河取名为"通惠河"。从此，南来的运粮船及各路商船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内了。以后明清两代的水路运输，都始终受益于通惠河。
除了水利方面，在历法方面郭守敬也是成绩斐然。元世祖忽必烈从巩固其封建统治出发，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重视发展农牧业生产，这也就必然会导致历法改革，于是他派王恂主持这项工作。同时，郭守敬率先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的革新主张。他认为只有打破陈规，根据天象观察、实验，才能定出比较准确的历法。
于是，郭守敬就在宋代原仪器的基础上进行改制，并在实践中重新设计，在3年的时间里，改制和重新创造了10多种天文仪器。其中主要的是把简仪、赤道经纬和日晷三种仪器合并归一，用来观察天空中的日、月、星宿的运动，改进后不受仪器上圆环阴影的影响。高表与景符是一组测量日影的仪器，是郭守敬的创新，把过去的八尺改为四丈高表，表上架设横梁，当石圭上放置的景符透影和景符上的日影重合时，即当地日中时刻，用这种仪器测得的是日心之影，较前测得的日边之影精密得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郭守敬还根据"四海测验"的结果，并参考了1000多年的天文资料，70多种历法，互相印证对比，破除了子午线日月五星和人间吉凶相连的迷信色彩，按照日月五星在太空运行的自然规律，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编制成了新历法--《授时历》。
《授时历》推算出一个回归年为365.2425日，即365天5时49分20秒，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和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格里高利历》（俗称的阳历）的周期一样，但《格里高利历》是1582年（明万历十年）才开始使用的，比郭守敬的《授时历》晚300多年，可见郭守敬所编《授时历》的伟大性。郭守敬一生为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直到年近七旬之时，还担负着兴建铁幡竿水渠工程的重任，并亲自勘测了这一地区的全部水文地质情况，制定了工程方案。可惜，当时主管这项工程的官员缺乏远见，把郭守敬所定的河道宽度减少了三分之一。结果，一到雨季，山洪直涌河道，由于河道狭窄，大水外溢，两岸顿时变成一片汪洋，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连元成宗的行宫也险些被冲毁。这位皇帝不由跌足叹道："可惜当初没听郭太史的话！"
戏剧是元朝文学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唐代的时候，戏剧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戏剧还显得比较单薄，内容远远没有元代那时充实。戏剧在元朝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什么戏剧会在元朝这样的朝代有它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在文化空前繁荣的大唐盛世流行？
这与当时元朝所制定的等级政策是分不开的。能够写剧本的人必定是有文化的读书人，而读书人在元朝却被列在第九等，比第八等的妓女身份还要低下。在元朝之前，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来走上自己的仕途之路，所以那时的读书人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可到了元代，朝廷取消了科举考试，这样读书人就没有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
为了自己的生存，同时又可以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方式，许多读书人结交了当时同样地位低下的戏剧人，开始写剧本。至此，大批读书人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戏剧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这大批的读书人中就包括日后戏剧界的泰斗关汉卿。
以关汉卿的才能若生活在重学的其他朝代，考取一个功名是不成问题的。可生活在公元13世纪元朝的关汉卿则没有他自己的出路。关汉卿并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人，他为人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擅长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
关汉卿长期居住在都城大都里，曾经在皇家医院任职，但是他对医术不太感兴趣，由于上述的那些独特的个性和才情与特定的时代环境，便驱使他热心于剧本的创作，走上了终身以戏剧创作为职业的人生旅途，于是一位世界级的剧作大师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元朝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冤案多得数也数不清，各族劳动人民都过着悲惨的日子。关汉卿非常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辞去官职，进入社会底层了解人民生活，借助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来揭露现实黑暗，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杂剧在内容上丰富了民间说唱故事，而且广泛反映了社会现实，达官贵人和普通百姓都很爱看杂剧。
关汉卿了解人民疾苦，多方面接触和了解到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与世态人情，感受到底层人民的痛苦、挣扎、反抗，以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使他形成了强烈的平民意识。同时他又具有卓越的艺术修养，这都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活力。当时，演戏的人社会地位很低，关汉卿却经常和他们交往，甚至亲自导演和上台演出。在他写的一支曲子里，他描述自己坚强、耿直的人格时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所以，他创作的剧作，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且还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
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写下杂剧60多种(今存18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他的作品均为元杂剧之冠。杂剧而外，他还创作了许多散曲，今存小令50多首，完整的套曲12篇。
流传下来的18本"关剧"，依题材划分，可大致分为公案剧、爱情婚姻剧和历史剧三类。作品的题材大多与元代社会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有的直接取自当时的生活，有的虽然借用了历史文献或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框架，但所反映的仍然是元代的生活，即使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也打上了作者那个时代的浓重烙印。他的剧作中以《窦娥冤》为最重要的代表。《救风尘》、《望江亭》、《鲁斋郎》、《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几部作品，也分别代表关汉卿杂剧在不同方面的成就。关汉卿的戏剧语言十分有特色，他是中国古典戏曲本色派的语言大师。他继承古代诗词精心提炼语言、注重表现意境的优良传统，熔铸经、史、子、集的各种语汇，吸取平民百姓生动活泼的口语俗谚，锤炼成质朴自然、生动鲜明、丰富多彩的戏曲语言。
在他的作品中，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语言都带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色彩，关剧在艺术上有着卓越的创造性。在人物唱词的动作感、舞台性以及曲白方面，都处理得恰到好处。这显然得益于他通晓音律、长于歌舞、拥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正如王国维所说："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由于他的伟大成就，关汉卿被后人列为元曲四大家之首。同时，关汉卿的戏剧创作在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元杂剧的鼻祖"。他的剧作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因此，关汉卿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也享有极高盛誉，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元朝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发展状况也是历朝历代所不具备的，由于元代鼓励贸易的自由及其特殊的超大疆域，所以形成了一类特殊的科学家队伍，这支队伍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一起把元代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