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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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史鉴(7)

所有贡士都要参加由皇帝出题策问的殿试。殿试后排出名次,分为三甲:一甲三名,按顺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三甲统称进士。进士录取后,一甲进士立即受职翰林院,其余进士还要参加朝考,以最后确定任职级别。朝考的第一名,曰朝元。资料中一份"提塘官报",即是朝考复试后分发之捷报。记载了进士叶新滋经朝考二等第三名,参加了保和殿复试,为一等第十一名,以知县分发湖北补用。捷报送喜,特意逢迎,"指日高升",喜庆之情跃然纸上过去,每逢考试,四乡皆有跑报之人。到出榜日,有应考者之家必彻夜等候,待报喜人到,则本家及街坊均来庆贺,并分派人到亲戚家报喜。每到一家前先放三声炮,以便阖村皆知。在那个时代,获取了生员、举人和进士之衔,便为功名之士,可以挤身社会上流,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即便作为士大夫阶层最低级的秀才,也可享有许多特权。秀才遇有诉讼,知县只能传讯不可拘提,过堂时平民皆要下跪,而秀才可以站立回话。这样,与之打官司的平民自然气馁许多。另外,秀才犯有大罪,先要革去功名才可动刑;有小过受责,也只许打手板,所以浙江俗语唤秀才叫作"屁股盖儿"。穷人家的孩子能够跟随先生进城过一次考场,胡乱涂写几字,即便榜上无名,回家也算出人头地,众人便会另眼相看。故而民间常传:"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挣口气。"

废除科举

在晚清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科举制度首先受到冲击。西方的学校教育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良好教育,于是改科举为学堂一时成为风气。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大力兴办学堂。县有小学堂,省办中学堂,国家建京师大学堂。学校教育与科举有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教育内容的更改。科举时代的私塾和社学为应付科举考试,所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到学堂教育时,为适应时代之需要,多改为数学、物理、化学等西学知识。如果说《四书》《五经》的教育目的是"做人",那么学堂中的西学知识传授的则只是一种技能了。学生疏离了两千年的传统道统,道统的后继乏人,使政统失去了依持。同时学堂毕业出来的学生因无科举取仕的分配渠道,只能走向社会,成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在晚清纷纷加入到袁世凯的新军,成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主力。有文化的人群,不能为当道所用,必然弃当道而去,人心一去,江山社稷便难保不变。这是晚清科举制度改革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慈禧决心要锐意改革之时,由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改由西方的学校取而代之。奏准之后,慈禧太后下诏书,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废除科举。全国各地县里设小学,省上设中学,北京设京师大学堂。中国自隋唐以来,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了。足见即便千年僵习,只要肯改,没有改不了的事情。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改得动,而是想不想改。

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遂使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识字比例大幅提高,伴随解放后的扫盲运动和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推行,中国的教育水平正在一天天地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化。但是,科举制度并非只涉教育制度一事,它还是中国延续千年的用人制度。

早在三代时,行的是禅让制,谁有能耐谁上。自大禹传其子后,中国开始了世袭制。那是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岁月,一直发展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皆是世袭,谁的门第高谁接班,谁当官。自隋唐以降,科举制取代了世袭制,这是一种进步。科举用人凭的是知识水平,取官废除科举以知识的水平高低为衡,不分贫富,只要进士及第,国家皆包分配,保你终生荣华富贵。所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诱惑了读书人一千年。以知识水平取人,做文人是要有操守的,这就是宋人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知识水平的高低,其中蕴含着文化人的价值观念,这也保证了封建朝廷用人取仕有了一个基本的条件。正是这个基本的条件,使得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源源不断地为统治者输送着一流的人才。可知,科举制不仅仅只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更是一种用人制度,而后者则正是封建统治者要实行这一制度的根本用意。

然而,一个制度一成不变地沿用了千年之久,不由得不滋生出诸多弊端,科举制度终于在清朝末年被废除了。

废除科举以后,由学校毕业出来的人,政府不再包分配了。这些读书人开始走上社会,以知识为谋生手段,当教师、律师、医生等等,中国传统的四民---士、农、工、商,少了一个士大夫阶层,多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

读书人不去做官,而以知识谋生,一改千年的传统。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是知识分子由社会中心走向社会底层的过程,这个过程标志着往昔极受恩宠的知识分子(士)被彻底地边缘化。伴随着读书人从权力核心的日渐流失,中国权力核心所空缺的位置亟需填补,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农、工、商阶层向权力核心急速移动的潮流。那些数千年来被压抑着、从来没有接触过权力的人们,急不可耐地填补了士大夫留下的空缺。中国的统治权力于是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即由读书人向农民和商人等的交接班,中国的官僚制度开始变得职业化。过去读书人当官要有基本理念和做人操守的那些条件,便被急促而来的农民们彻底地废除了。做官不再有条件,谁有关系谁上,谁有钱谁上,谁有手段谁上。在拥挤中,被挤下来的多半是些温良恭俭让的君子,爬上去的只能是那些手脚并用,能拳打脚踢的角儿。于是,官场再也没有了读书声,也没有了基本的操守和理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昏暗,与这一巨大变迁是分不开来。用人制度在没有进入一个更昌明的新时代前,社会是不可能出现光明的。

在科举盛行的千年中,中国官员不论升至极品,都有告老还乡的一天。这些回家乡养老的高官,大多以其清操和声望影响着周围乡里,成为农民的榜样,起着净化乡里的作用。而废除科举后的读书人以知识谋生,皆群聚在城市里,再也不回农村去了。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贫。于是,20世纪的中国农村,伴随着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土豪劣绅。读书人的日渐流失正是农村状况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一项小小的科举改革,牵动了中国多少变化。变化在迅速的蔓延中,又有谁能自觉地体味到这些变化的因果之链呢?

新式学堂

自晚清废除科举,改为新式学堂教育之后,学堂取代私塾,成为人们受教育的重要场所。学堂由西方传入中国,最早建立的是翻译学堂。清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广方言馆,开风气之先,1905年改为兵工中学堂。清政府为统一办理学堂事宜,早在废除科举之前的1年,就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新学制的基本模式。此后,新式教育蓬勃发展,据统计,1902~1911年,新式学堂由700余所发展至52500所,在校学生最高时达到163万人,其中以四川、直隶、河南、山东和湖北等省发展最为迅速。日前,我见到一些有关新式学堂的实物,可以说印证了我国新式学堂的发展。

有一份这样的修业证书,证书封套上书:凤山正谊两等小学堂修业凭照,右给查辅楠收执。

证书中云:凤山正谊两等小学堂第一次第二年修业生证书第十二号,新式学堂高等生查辅楠照本学堂所定之课程修业一学期已完备,特受此证书。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光绪三十四年,是光绪在位的最后一年,也即1908年,乃新式学堂始建初期,因社会变动和经济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许多人不可能按照学堂的设计从头学到底,所以学堂是按学期颁发修业证书的,全部学完者发给毕业证书。证书上盖有"凤山正谊两等小学堂"的印。凤山原为广西凤山土州,属庆远府所辖,民国后改归田南道凤山县,是中国较偏远的边区。可见清末的新式学堂虽为初建,但已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偏远的广西边区也没有例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民国之时,大部分学生已经能够修完全部学业,获取毕业证书,所以现在能见到的多为毕业证书。我所见的两张民国时期的毕业证书,一张附有照片,其记载:学生祝彩章系湖北省孝感县人,现年十六岁,于三十年七月在本校初中第四班修业期满,经本校毕业考试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私立武昌安徽旅鄂中学校长徐昌颐。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

16岁初中毕业,已与今日的学制大体一致。另一张没有照片的毕业证书记载:毕业证书,左教字第七号。学生孙海黄现年二十岁,山西省左权县人。在本校肄业期满,经考试成绩及格,准予毕业,特发给此证。县长黄明、副县长巩敬庭。左权县第四高级小学校长连子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日。

这张毕业证书的奇特之处在于,小学校的毕业证书居然还要县长、副县长签字盖章;而且还有"左教字第七号"的文头,就像一份公文,或是委任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张毕业证书的上端皆印有伟人像,湖北的证书印的是孙中山的画像,画像的右边是民国的国旗,左边是国民党的党旗;而山西的证书印的是毛泽东的画像,画像的右边亦是民国的国旗,左边则是共产党的党旗。山西毕业证书颁发的时间是1947年1月,其时的山西是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虽然这时正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前夕,但那时解放区的学生毕业证书上依然印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表明当时的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微妙之中。

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今日有许多不同之处,最重要的是老师不是由国家包下的,而是每年发聘书,工作做得好就续聘,不好则不聘,人才也是可以流动的。关群雁的聘书即是一份少见的珍贵资料。所谓的聘书就是校长的一封信,聘书的内容写得很实在:二十九年度第一学期聘先生任本校专任教员,兼一年级主任,全期工薪额国币伍拾元,并由学校津贴膳食。所教学科及每周授课时数,俟编定后再行送发。为此先行至达,即希查照是荷。

此致关群雁先生。开平县第三区私立培英小学校校长周兆安。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民国二十九年为1940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教师一个学期的工薪仅有国币50元,为弥补工薪的不足,学校只好补贴膳食。

民国时候的学生与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智育方面今天与昨天相去不远,所学不过数理化与国学,相差较大的是德育。今天要找到一份民国时期小学生的学习成绩单已是极不容易的事了,但我还是见到了。这是一张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十四日,一个名叫郭桂香的八岁小女孩的考试成绩单。郭桂香,湖北黄安人,1948年在武昌市武胜区中心国民小学入学,学习成绩一般:学业的平均成绩是67分;操行的平均成绩是71分,被评为丙等,在班级排行第27名。郭桂香如果今天还健在,应是已过花甲之年,看到自己孩童时代的考试成绩单不知该作何想?从这份考试成绩单,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小学生的学习内容。当时学生的学习科目分为两大类:学业和操行。学业类的科目共16门,分别为:说话、读书、作文、写字、笔算、珠算、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美术、劳作、音乐、体育、童训等;操行类的科目共10门,分别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节、服从、勤俭、整洁、助人、有恒等。那时在德育方面将操行分解为十个方面,可以用于比较和观察,不似今日只要一个笼统的思想政治路线,没有具体的观察角度和分析视点。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民国时期的教育亦确有许多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