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伪难辨并非不能辨，只要稍加细心，读者就会发现书信中的许多疑点。如该书开篇的《禀父母》一函，虽无发信时间，但依据家书中所言之事，尚能考出大致时间。函中言："当儿来此接篆之时，一般谋缺者纷来道贺，户为之穿。"这里的所谓"接篆之时"，当指李鸿章同治元年署理江苏巡抚之事。因在此之前，李一直任翰林院编修，并无地方实缺，后来虽擢道员，也未赴任供职，无篆可接。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赴沪，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清廷命其署理江苏巡抚，李方有篆可接。然而在此之前，其父李文安已早于1855年7月6日死于合肥军次，李鸿章根本不可能在此时去信同给父母请安，是信之假昭然若揭。再如第四封《禀姑母》，是函虽字数不多，却杜撰得更加荒谬离奇。信中言："高邮王怀祖先生，经学家也。昨接曾夫子来示云：怀祖先生广启门庭，招收问业弟子。如表弟有意于此，可由侄具函遣至白门曾夫子幕内，转送高邮可也。"王怀祖者，王念孙也。曾国藩对王念孙极为推崇，曾说过："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王氏生于乾隆年间，死于1832年，而曾国藩则在1838年中进士后才进京做官；李鸿章"受业曾门"更是在1845年，这些都是王怀祖死后多年之事。曾国藩决不可能对他的崇拜者死去多年而不知，李鸿章乃饱学之士，且又师事曾氏，更不会闹出要其表弟追随隔世之人去做"问业弟子"的大笑话。荒谬和离奇不仅证实了这些家书的作伪，同时也表露了杜撰者水平的低下。
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学照先生在《历史研究》上撰文，揭示了李鸿章家书作伪之事。刘先生的考据功夫扎实，文章极有说服力，唯不足者，则于李鸿章书写家书之习惯不甚熟悉，故而偶有失误之处。如刘文指出："季弟是指最小的兄弟，李鸿章最小的弟弟是六弟昭庆。……但第61函《致季弟》说："昨日高升来，知吾弟患湿温症"，紧接着第62函《致鹤章弟》开头即说："来书，吾弟患湿温渐愈，寒热渐退，喜甚。"从这两函联系起来看，季弟竟又表指为三弟鹤章弟。这种兄弟称谓上的错乱，充分暴露了作伪者的混乱。"其实这里作伪者倒并未"混乱"。以通常的知识而言，伯仲叔季，季弟所指当然是最小的弟弟无疑。然而以李鸿章惯用的习惯称呼来说，"季弟"所指就不是六弟李昭庆，而是三弟李鹤章。李鹤章号季荃，鸿章呼为"季弟"；李昭庆号幼荃，鸿章呼为"幼弟"。这些称呼都是李鸿章书信中所常用的，决不能以通常的知识来作泛泛的理解。对人物的确认出现失误，以此做出的考据就难免没有差错。
就现已出版的《李鸿章家书》而言，其中内容来自民国年间各种版本者，可以大致断言是伪作。在中国作伪也算得一种职业，但是伪造晚清名人的书信手札则不是普通人所能胜任的，非高手不可。前些年，笔者在南京调查李鸿章资料时，曾得知在解放前后，南京有一位姓马的老者，专事晚清名人手札的作伪，并以此为生业。他所做之物水平之高，令人难以辨识。据说他做的一批晚清名人笔记、书信，后来捐赠给江苏某市一文化单位，为此而获得奖励并由政府出面解决了其子女的城市户口问题。能以作伪之物挡过某些专家的眼并谋得实惠，这在当时无论如何也是很了不起的一桩事。可惜这位老者早于1956年就已经过世了，不然我真的很想去拜访他，和他聊聊天，以多知道一些有关晚清名人笔记手札作伪的知识。
虽然没有机会见到过去的作伪者，但我却有幸见到了一些他们的作品。1994年，笔者在安徽一所知名高校的图书馆作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部李鸿章书信的抄本。这批东西数量不少，约有十数册之多，长期被该馆作为善本珍藏，成为该馆的镇库之宝。要看这部书委实不易，我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斡旋，最后还是校长亲自出面，该馆才同意拿出来让我看。看的时候，图书馆馆长侧立一边，让我带上白手套，收起所有纸和笔，不允许作任何记录。在他的监护之下，我认认真真地看了约两个小时，最后断定是一部伪作。这个结论使图书馆的人大吃一惊，馆长用鄙夷的目光斜视着我，那意思似乎是说："你懂什么！"我只好稍作解释，随手翻出一页，指着上面的一段话讲给他听。记得那是一封李鸿章写给中国驻英法大使刘瑞芬的信，李在信中告诉刘说："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伯行者，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是也。李鸿章是个十足傲气的人，从未如此恭敬到在称呼自己儿子时也用号而不呼其名。习惯上，李鸿章通常在给朋僚的函稿中多称李经方为"方儿"，只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才直呼"臣子李经方"。我猜想这些信的作伪者，可能是根据当时所见某人函中提到"伯行将于下月抵英京"一事，将其移入伪造的李鸿章函内，这是过去伪造晚清名人书信时最常用的手法。这样做要比自编内容来得更加方便可靠，既可以给人一些实际的内容，又令所述史实经得起检验。可惜的是，作伪者并非当事之人，亦未能弄清伯行者何人，留下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而且此函在书写时，依据时人习惯，又特地将"伯行"做了挑行抬头，以示恭敬，更是令人感到可笑之至。
那么，李鸿章究竟有没有家书传世呢？应该说家书是有的，但这些家书从未在世人手中流传过。据我所知，目前李鸿章的家书仍然散见于各处，并未进行过统一的整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就收藏有李鸿章致哥哥李瀚章的亲笔书札数十通。另外，长期隐居上海的名作家张爱玲的胞弟张子静先生手中，今日仍然保留着外曾祖父李鸿章写给祖父张佩纶的亲笔手札数百通，这其中就有数十通手札是李鸿章写给女儿菊藕的家书。作为被批判多年的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人，保存这些家书的纪念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他们所理解的那些学术研究的价值。其实，同样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与曾国藩并不相同，他在家书中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的伦理说教，而是就事论事，所谈多以家务为主。这种家书即便出版了，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李鸿章之人，只怕也难能有耐心去认真读它。
随着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文化立市大会的召开，一系列关于文化立市的政策文件陆续出台，如何发展高品味文化，成为深圳人讨论最多的一个中心话题。
发展学术文化
文化问题同政治、经济一样，是为社会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它为社会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人又是精神的存在物，需要有精神支持，因此，文化发展同样重要。如不重视文化发展，就会破坏社会系统的协调性与全面性，阻碍社会的进步。一个国家、城市的文化发达，人民文化素质高，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创造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深刻、广泛。主要表现为：一是文化的先导作用；二是动力支持作用；三是环境制约作用；四是渗透参与作用。科学的发展，解决不了人生的价值问题。现代西方社会创造了像人一样灵巧的机器，同时也造就了像机器一样无情的人。大工业的发展，使人的内心世界日益空虚。宗教、道德、艺术、文学、思想等都是为人生提供意义的活动，无论有无权势或财富的人，都同样需要一个"精神的家"。因为，人生中有许多遭际，如生老病死等，权势和财富在这些问题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种精神资源必须通过长期不断的开发才能积累起来，临渴掘井是不济事的。
有人将文化品位的高低，看做是纯粹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于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作为个人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一个城市则不然，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形成这种文化的氛围和对于文化的长期关注。我们说真正高品位的文化是由理念产生的，而理念则来自学术文化。文化是可以分出层次的，有大众文化，有贵族文化，但是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则是具有思想导向意义的学术文化。克罗齐说过："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不关注学术文化便不可能有思想的高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已习惯于用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更加通俗地说就是用钱来解释历史，把功利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动机，而将其他一切因素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反映出主张经济决定论的巨大影响。其实，利益只有被认定是有价值时才能成为利益，在这里体现的正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总是通过他的视场来审视自身利益，这种视场犹如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同一利益既可以被放大到不惜背水一战的程度，也可以缩小为忽略不计。当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面对同一事物时，事物实际上怎样这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应该是怎样。中国人以进步、近代化的观念来取代自己原有的价值，以达尔文的科学观来解释一切，是近代中国所有变局中的关键。西方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了"9.11"，拉登不相信也不同意这个理念，于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这就是今天世界所有一切变化的由来。
文化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人们欣赏水平的高低，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会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社会的发展便有了一种持久的动力，缺少了这种凝聚力，社会就会滋生毒素，产生各种病变。腐败是怎样产生的呢？美国学者斯葛特分析认为：腐败产生于政治凝聚的匮乏状态。在任何一个社会，当政治所需的凝聚资源（共同的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缺失的时候，腐败就可能发生，因为腐败可以作为一个"最小公分母"形成一种另类的政治凝聚机制。所以腐败问题的根本解决，仅仅依靠法制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社会高尚文化的健康成长。
这种高尚文化究竟是什么呢？有人把它概括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极大。如果把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比喻为打仗的话，弘扬民族精神就是占领制高点。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骨。一个没有自己民族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骨的民族，是一个不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自己伟大足迹的民族。中国正在跨世纪，21世纪的中国有没有希望，关键在于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再造。这种新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民族精神的实质，说到底，是对人之为人的思考，其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做人。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涉及的是一种人生观，也就是说，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