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每一个人都想有尊严，都希望体面地活着。蔡耀堂用官银留学归国，当然想比别人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无奈朽木不可雕，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一表演，便露出了怯怯的马脚。海归艇长百无一用的表现与他一次次受重用的官运，构成了其颇具讽刺意味的一生。它给人们的启示是：房子有时还真是用朽木来支撑的，只要不塌，谁也不会去说。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人。幼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年赴英国学习轮船驾驶。甲午战争时，为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管带"济远"舰。因在黄海海战中临阵脱逃等罪名，被清廷军前正法。百余年来，国人一直视其为民族败类，特别是《甲午风云》电影的放映，更使这一形象得以家喻户晓。但自方氏问斩后，为其鸣冤叫屈者亦代有其人，成为百余年来一直聚讼不休的事情。
1989年，方伯谦的侄孙女，一位美藉华人向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提出，要求停止使用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停播电影《甲午风云》。在她的赞助下，1991年"方伯谦问题学术研讨会"在福州召开，开始为方氏平反。后来福州方伯谦故居正式揭匾，还请来了军方首长题词。一位海军老兵王宜林更是撰写了《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来为方伯谦歌功颂德。但时至今日，真正能说明问题的新材料并未发现，所谓平反冤案的研究，仍是在原有材料基础上的重新解说。王宜林的书，更是虚构了诸多情节与对话，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正是这些充满想象与神思的精致创作，使人们感到这种研究不像史学而更像文学。
"冤魂"方伯谦
要说方伯谦在甲午战争两次海战中的表现实在难以恭维。在丰岛海战中，方伯谦与日舰甫一交手，即转舵逃走，置"广乙"、"高升"、"操江"三舰于不顾，致使"高升"被击沉，"操江"被俘。在黄海海战中，"济远"提前两小时撤出战场，牵乱队形，撞沉"扬威"，退避旅顺。这些都是难以改变的事实，是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有人说方氏提前撤出战斗是为了保船，是"正确的战略退却"。人们都知道，海上作战就是为了要摧毁敌人的机动力量，取得制海权。离开这个大目标，强调保船，你还打什么仗？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临阵逃亡者，斩立决。"方伯谦以临阵逃亡罪问斩，就罪而言，并不冤枉。
但方伯谦又的确是个冤魂。就在黄海海战中，与方伯谦同时逃跑，并搁浅毁船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因与李鸿章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系合肥同乡，仅予革职留营，"仍复月给薪水"，在当时就引起北洋海军中闽人的愤怒和不满，使原已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进入民国后，原北洋海军诸多将领的迅速升迁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更促使闽人同情方伯谦。在威海卫之战中率鱼雷艇逃跑的蔡廷干、王平，战败投降受处罚的将领叶祖圭、邱宝仁、林颖启、李鼎新，李和、牛旭炳等，他们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在民国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叶祖圭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林颖启任福州海军军港司令；李和任北洋政府海军次长；程璧光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萨镇冰代理国务总理；李鼎新为北洋政府海军总长，授上将衔。看看这些北洋海军的故旧，他们都是方伯谦的同学或战友，在那次失败的战争中和方伯谦一样扮演了逃跑或投降的角色。由于他们没有被杀，活了下来，于是都成了中国海军中璀璨的明星。后来的人们早已忘却了战争中那些不愉快的往事，看到的只是他们那显赫的地位和耀眼的光彩。人就是这样实际，虽不能改变事实，但可以改变看法，把一切努力都朝向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从而获得实惠。作为方氏的部属及同乡，尤其是方伯谦的后裔，目睹这些惊人的变化能一点想法都没有吗？方伯谦的冤，就冤在他独自一人做了那个时代所有弊端的牺牲品。在一个腐败政府的统治下，没有冤魂存在是不可能的。
今天方氏后人出于对自己祖先的爱戴和关注，多年来为方伯谦鸣冤叫屈，不遗余力，至情至性，感人良深。她们对史学的关注和赞助，又确实鼓起了一些人的热情。一个小小的方伯谦，引来了无数弄潮儿，潮起潮落，赶海人各有所得。但是历史是要靠事实来说话的，看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那些为方伯谦奔走呼号，鸣冤叫屈，努力翻案的人，迟早会发现，他们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发现并证实了这些学术研究的没有价值。
小人物文悌
文悌是满洲正黄旗人，姓瓜尔佳氏，字仲恭，号仰白，别号绿杉居士。
文悌出身满清权贵之家，却终生未得重用，他以笔帖式任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后改御史，义和团起事时，擢贵西道，不久去世。这在晚清时期是个能够把话说进中南海的人，却终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
人们知道文悌多是因为戊戌变法。这年，康有为等人在京成立了保国会，文悌与康有为等有来往，虽不算打得火热，却也热衷其事。其实，在骨子里，文悌是典型的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他与康有为的往来，不过是暗中窥探维新派的言行而已。文悌曾多次上疏，对康有为等变法维新人士极力诋毁并严劾。变法诏下后，文悌又为守旧派许应等人上疏辩护，激怒光绪，光绪帝斥责文悌受人唆使，结党攻讦，不胜任御史之职，下令免职。
文悌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生涯便由此终结。
官场的失意并没有彻底改变文悌的人生轨迹，他以贵胄子弟的身份又开始攀援老佛爷慈禧。在当时，举国对光绪的变法维新一片拥护，那是缘于甲午中日之战后李鸿章签下了《马关条约》带来的奇耻大辱刺激了国人。君王欲自强自立，臣民岂有不拥戴之理，故对光绪所行之变法，目为爱国之举，誉光绪为爱国之君。连洋人也纷纷有赞赏之状。在这股改革潮流的涌动下，慈禧只好支持光绪变法，因为那毕竟是年轻皇帝的振作有为之举。但是作为实际的掌权人，慈禧心中总存有一些不解之谜。说皇帝要变法，变的是什么呢？是祖宗之法。难道是祖宗错了吗？不可能！变法是要开议会、行宪政。而宪政一行，皇帝还能说了算吗？在慈禧的心中谜团越积越大，不解越陷越深。可是要说他们不对，又觉不妥，因为康、梁是实实在在地在帮皇上，要振作国威，自立自强，他们是在忠君爱国。带着这些矛盾、困惑和疑问，慈禧在身边的人中间征询意见和看法。就在这时，文悌的一句话传进了慈禧的耳朵，他说：康、梁"爱中华，不爱大清"。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慈禧，把她多日来的不解之惑彻底解除。慈禧明白了，康、梁是在愚弄君王，企图篡夺政权。于是慈禧连夜急返紫禁城，囚禁光绪，追杀康党。百日维新就此流产，中国的历史也因此改变了运行的轨道。
文悌说康、梁"爱中华，不爱大清"，点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实质便是政权。康、梁"爱中华"，是爱这个国家的版图和人民，"不爱大清"是不要爱新觉罗的统治。在文悌那里，国家和政权是可以分开来的。对于慈禧来讲，什么是第一位的东西呢？自强、爱国、复兴都是次一等的事情，最要紧的是政权，是这个巨大的国家谁说了算的问题。政权在慈禧手中，中华就是大清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政权不在了，一切意义都不存在了。慈禧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连那个亲自选定的皇帝也一并囚禁了。至于改革、自强、爱国等等，都只能是以后考虑的事情了。任何改革，如果触动了政权的安危，首先失败的肯定不是政权，而只能是改革自身。
文悌以一个不知名的小官，用一句不经意的话，结束了发生在百年前的这场改革，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不是缘于其他，而正是因为他触动了"政权"这根统治者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元。
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是光绪时京师的大侠，以保镖为业。当年河北山东各地劫匪，皆奉其为祭酒。王五为其制法律以约束之，谓所劫者，必系赃吏猾胥，非不义之财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