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毛泽东
一、隐真示假,声东击西
电影《南征北战》描写了这样一个精彩的战争场面:1947年1月,蒋介石、陈诚制定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调集重兵集团,企图逼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山东临沂地区。华东野战军在南线之敌密集稳进、难以分割歼灭的情况下,果断决定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在南线与敌周旋,主力迅速隐蔽地大踏步北上150多公里,出敌不意,于2月20日至23日在北线莱芜地区打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果辉煌的运动歼灭战。这就是著名的莱芜战役。此次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创造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最好记录。
3月8日,粟裕在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在一次战役中,仅以63个小时就俘虏4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6万人左右,我仅伤亡6000多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
3月10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在接见新华社记者时说:“我华东野战军在最近宿北、鲁南、鲁中三次战役中刚创造了一个空前大胜利,就被下一个更大的胜利打破了记录,空前之后又来一个空前,接着还有另一个空前”。接着,他称赞道:“这说明了我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莱芜大捷,显示出粟裕的战役指挥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次战役中,粟裕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示形动敌,创造战机,导演了一幕威武雄壮、乘敌之隙的活剧,甚至达到了“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①的境界。
众所周知,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争得战场的主动权。主动权即行动自由权。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去了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同理,一个军队被打败或被消灭,也是因为失去了战场的行动自由。为此缘故,战争的敌对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
怎样才能争得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认为有三个条件:战争力量的优势,主观指导的正确,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在我军处于相对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时,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军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
其中,“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充分利用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我们的有利条件,封锁消息,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办法,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这就是“兵不厌诈”。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这两件事,就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①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孙子兵法。所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②用兵作战,本来就是一种诡诈多端、变化莫测的行动,对于弱小的军队来说更是如此。有作战能力,却装作没有作战能力;要用兵,却装作不用兵;本来要向近处进攻,却显示要从远处进攻;本来要从远处进攻,却显示要从近处进攻。在敌人无防备的情况下实施攻击,在敌人意想不到之时进击,这些军事家取胜的奥秘是不可以事先泄露的。可见,示形动敌,用谋造势,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粟裕深得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国古代兵法的精髓。在他看来,示形动敌,制造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捕捉有利的战机。他说:“在战役指挥中,有利战机能否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从指挥员角度来要求,一切调度都要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个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善于多方位观察判断情况,尽可能地灵活用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又不一厢情愿,这样才能创造和捕捉到有力战机。”①1979年1月11日,他在给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学员的讲话中精辟地阐释说:“所谓制造战机,就是制造敌人的混乱,制造敌人的疑虑和错觉,制造敌人的缺点、弱点,使敌人犯错误。”只有通过制造敌人的混乱、疑虑、错觉和弱点,去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才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争得战场的主动权。
纵观粟裕一生所指挥过的许多重大的战役、战斗,从实际情况出发,用奇谋,出奇兵,示形动敌,善创战机,可以说是他的兵法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陈毅誉之为“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所谓妙,就是妙在他能善于调动敌人就范,善于使用“示形”一类的策略手段。中国古代有所谓“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类的范例。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中,抗日战争时期的车桥战役运用了声东击西的手法,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是示南击北,而豫东战役又是声东击西(河南开封在鲁西南之西)。这里,我们着重回顾一下以“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而闻名于世的莱芜战役。
1947年1月底,山东解放区上空,战争乌云又一次汹涌翻滚。
在1月20日刚刚结束的鲁南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全部被我歼灭。但是蒋介石自恃兵力雄厚和美国政府的撑腰,马上又组织对山东解放区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蒋介石亲自到徐州制定了从陇海、胶济两线南北夹击山东我军的“鲁南会战”计划,并把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l/3投入到华东战场。他嫌徐州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不力,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
国民党军统帅部对战场形势作出错误判断,认为以损兵20多万为代价占领我苏皖解放区,并把我军主力挤到山东境内,这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陈诚当时在一个内部文件中就说:“共军大势已去,国军部队虽略受损失,但就全盘战局而言,实属莫大之成功。”敌人还判断,我军经连续作战,一定“伤亡惨重”;临沂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竭力死守。陈诚叫嚷:“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当时陈毅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曾经风趣地说:“陈诚在徐州公开宣布了,他要在临沂同我陈毅进行决战。既然他如此看得起我,盛情难却呀!我只好认真奉陪,来个‘二陈’决战!”早在1946年10月,陈毅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华野、山野统一指挥”,“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的建议。10月15日,毛泽东复电华东党政军领导指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同意“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鲁南战役后,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前委书记,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野战军下辖11个纵队(其中8个纵队各编足3个师)和1个特种兵纵队。除留2个纵队在苏中、苏北敌后外,野战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周围休整待命。
1月31日,作为主要突击集团的南线敌军八个整编师,由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三路北攻临沂。2月2日,作为辅助突击集团的北线敌军三个军(相当于整编师)九个师(相当于整编旅),由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率领,从明水(今章丘)、周村、张店一线开始南犯,主要目标是进占我后方腹地沂蒙山区的莱芜、新泰等地。此次行动,敌人一改过去分路进攻做法,南线“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北线则“乘虚急进”。蒋介石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四个整编师(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至鲁西南战场。
根据当面敌情,华东野战军指挥员曾于1月26日提出了集中50个团的兵力,先打南线较弱的右路之敌的初步方案。毛泽东认为,这一拣弱敌打的决心很好,指出“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2月3日,粟裕令华野第三纵队从正面阻击敌中路兵力,目的是要诱使敌左、右路兵力急进,以便相机歼击敌孤立突出之一路,再及其余。
但是,敌人看来已吸取了宿北、鲁南战役中被我军“吃”掉几个师的教训,变得狡猾和谨慎了。南线敌军在其中路遭到我军阻击后,左、右两路不仅没有突出冒进,反而就地构筑工事,并有向中路靠拢的迹象。不管我军如何透逼,敌军仍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缓步爬行,平均每天只推进六公里左右。我军的干部战士把敌人的这种打法,叫做“硬核桃夹烂葡萄”战术,“硬核桃”是指蒋军嫡系主力,“烂葡萄”是指蒋军非嫡系的杂牌部队。他们紧靠在一起,异常密集,互相照应,防卫严密。这种办法也起了作用,使我军难以下手,迟迟没有捕捉到战机。与此同时,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正自胶济路积极南进,其先头部队已于2月4日占领莱芜,并狂妄地继续南犯新泰,进窥蒙阴,严重威胁我后方腹地,积极策应南线的敌人。
正在这时,2月4日下午5时,中央军委、毛泽东来电指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中央军委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这一方针性的指示,给华东野战军指挥员以很大启示。针对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战机难寻,北线敌人孤军深入的实际情况,陈毅提出置南线之敌于不顾,主力北上寻歼李仙洲集团的初步构想,并要粟裕就此设想熟思。
粟裕分析认为,这个新设想既有利又有取胜可能。
这是因为:第一,南线进攻之敌猥集成堆,在宽约10—20公里的正面上摆了20多个团,行动谨慎,平推北上,不易各个击破,且南线敌我兵力相当(敌约63个团,我为60个团),但其他方面敌占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与之决战显然不利。第二,北线李仙洲集团急速南下孤军深入,与南线之敌相比兵力少、战斗力弱,并缺乏与我军作战指挥经验,我主力北上可形成优势将其歼灭。第三,转兵北上既可出敌不意,吃掉北线之敌,还可将南线强敌置于无用之地,便于我粉碎敌南北夹击之企图。
如果北线之敌发现我主力北上而回缩时,我军可以乘势进击胶济路,然后休整部队,以逸待劳,从容迎击南线之敌,仍属有利。而且,我军在行动中还可以采取种种佯动措施,示形于南,击敌于北,迷惑敌人,特别是如临沂不守,就可能造成敌严重错觉。只要能争取到几天时间,北线之敌就难逃被歼的命运。至于南线之敌,在我主力北上后就有可能改变密集态势,造成兵力分散,有利我尔后南下作战。
从我军来说,北上作战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广大官兵对大踏步远程北上作战的思想没有准备;二是我军作战物资掉头北上,困难极大,任务艰巨。大踏步后退,实际上也是大踏步前进,是进到另一个方向去歼灭敌人。大家对于大踏步前进是乐于接受的,但对于大踏步后退,特别是打了胜仗以后还要大踏步后退,不容易想通。当时,华中部队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粟裕认为,只要打个好仗,指战员们的思想问题是能迅速解决的;只要依靠老区人民群众,严密组织支前工作,战役保障完全可以做好。
2月5日下午3时,陈毅、粟裕、谭震林三人共同署名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请示电报,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1)以第二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威胁海州,主力打东援或北进之敌。(2)以一部在临沂以南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临沂以北,待敌北进时再打。(3)以一个纵队留在临沂地区伪装华野主力与其纠缠,主力则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之敌,进击胶济线,威胁济南,吸引南线之敌进入临沂以北山区或增援胶济线,尔后我再全力反攻,各个歼灭南线之敌。并强调:第三案,“至少可以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利于我今后全力向南。如临沂敌人继续北进,更便于对敌歼灭。即或五军到达山东,更多城镇被侵占,将增加其较多之困难,我亦可采用粉碎敌三次围剿之战法粉碎之,且更便于刘邓军之大反攻。如斯时在鲁中地区不易决战,则我可以主力转入华中恢复局面,不仅完全处于主动,财粮亦可求得解决,如是,敌人之进攻可以逐步粉碎。”①2月6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5日15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并指示:一星期至十天内,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作打南面模样,同时,我渤海地区部队应停止攻击,以便使北线敌军放手南进。“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②。
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一片紧张气氛。四周墙上挂满了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红、蓝色小旗标示着我军部署和敌军团以上部队的位置。粟裕不时在地图前仔细察看,凝神沉思。这时除参谋人员报告最新敌情外,谁也不敢打扰。他考虑战役胜利的关键,在于隐蔽我军意图,阻住南线之敌和实施战役欺骗,迅速抓住李仙洲集团。从2月10日起,一道道命令从指挥部发出:全军主力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纵队在妥善交防后立即隐蔽北上,原在北线的第八、第九纵队分别西进或东进至指定地区集结。
主力北上后,严密封锁消息,留下第二、第三纵队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伪装全军阻击和钳制进犯临沂之敌。
令一部地方武装积极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使敌即使发觉我军主力已不在临沂附近,也会错误地判断我军准备西进过河同晋冀鲁豫部队会合。
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主力约20余万兵力,采取边走、边布置、边动员的方法,克服各种困难,冒着雨雪严寒,夜行晓宿,行进在道路崎岖的鲁中山区。他们成功地摆脱了当面之敌,经150多公里的长途急行军,于2月20日发起了莱芜战役。与此同时,在从临沂至莱芜地区的北进途中,几十万支前民工队伍,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用肩挑、畜驮和推独轮小车,把数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及时地运到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