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战区指挥员来说,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善于预见、识别和把握战区范围内的阶段性转折。这实际上也就是掌握战区战局发展变化的“度”,掌握由量变引起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关节点。战区指挥员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怎样,作战指挥水平的高低,关键就在于他能否正确地认识敌我力量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和曲折性,对战争的各种变化灵活地作出反应,使战局向有利于战区转折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实现战争全局上的战略性转折。
粟裕在战争回忆录中,曾详细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区的三次转折:宿北、鲁南战役,是完成战区战略防御布势调整的转折;沙土集战役,是我军胜利完成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豫东战役,是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的转折。
华东战区的第一次阶段性转折:从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会师苏北,到宿北、鲁南战役胜利。这是华中战争由战区前部转到纵深,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由战略上配合到战役上协同,由各自分别歼灭当面之敌到集中作战的一个转折。
有人问粟裕,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为什么不那么出名?粟裕回答说:“那是被其他更大的战役挡着了。其实这两仗是很重要的,打得很出色的。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会师苏北,初期作战告一段落,战场由前部转入纵深,这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的第一个转折的开端。宿北战役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鲁南战役是宿北战役的继续。从宿北战役开始到鲁南战役结束,经过一个月零五天,我们胜利地实现我军的战略意图。以后进行的莱芜战役则是它们的发展。”①1946年9月,我华中野战军在取得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主动放弃华中首府淮阴、淮安。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于11月15日召开了伪国民代表大会,当了总统。12月中旬,为配合伪国大召开后的声势,敌徐州绥署集中25个半旅的兵力,组成4个集团,分路向宿北、鲁南进攻,企图切断我山东与华中的联系,聚歼我华中主力,在年底以前“结束苏北战事”。
由于我军放弃两淮,加之此后战事进展不算顺利,有些战斗打成了消耗战(如涟水保卫战),部队内部出现了一些思想混乱。有的认为是打了败仗,有的怀疑前段的作战方针。粟裕却判断这是战场由根据地前部向纵深转移的转折。由于战场向纵深转移,我军兵力进一步集中,行动更加统一,根据地更能发挥作用,因而逐步具备了打大歼灭战的条件。1949年9月25日,粟裕应新华社记者之约,谈了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后之华中战局。他说:“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他认为,我军放弃两淮后进行的几次战斗,虽然有的打成消耗战,但开拓了战场,增大了我军的回旋余地,为成功地进行宿北战役奠定了基础。
我军撤出两淮后,由陈毅提议并经中央同意,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合成一个,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毛泽东于1946年9月28日电示:“两军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如何打好会合后的第一仗?当时主要有两个方案:一是全军立即入鲁,在鲁南打;二是先在淮海打一仗。粟裕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全军入鲁固然有很多好的条件,但华中将过早丧失,使敌之进攻重点立即由华中进至山东。我军正处于敌三面包围之中,如不能在淮海先打一仗改善态势,下一步转移将更加不利。同时,对稳定民心、军心和顺利开展苏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10月15日,毛泽东电示,同意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方案,并明确指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
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粟裕深感责任重大,对宿北战役指挥极为慎重。面对气势汹汹的四路敌人,他认真研究了陈毅提出的五个作战方案,认为在四路敌军中以进攻沭阳、新安镇(现新沂县)一路对我威胁最大。该敌以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协同整编第六十九师共六个半旅,比较骄狂,可能冒进,且其进攻路线处于我两个野战军主力之间。集中主力歼灭该敌,有利于我军尔后向西、向南或向北机动,变被动为主动。经军委批准后,粟裕集中24个团的兵力,分批歼灭由宿迁出犯之敌,以28个团的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他三路敌人。12月14日,当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全部及整编第十一师主力呈冒进态势时,粟裕决心首先围歼战斗力较弱的整编第六十九师。12月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击,激战至19日拂晓,全歼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三个半旅共2万余人。该师师长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央委员,反共的死硬分子,全军覆没后自杀。此役,我军伤亡8700余人。战役遂告结束。军委、毛泽东在18日就来电,“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20日又来电指出:“歼敌二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
为了进一步摆脱被动态势,与宿北战役仅相隔12天,粟裕又指挥我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成功地进行鲁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美械装备的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取得又一个空前的大胜利。粟裕后来分析说:宿北、鲁南两个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我军由解放区前沿作战转向纵深作战,为实现我之战略意图的两个关键性战役。由于我军这两仗都打得很好,获取了重大胜利,从而完成了战区的第一个转折。从此,我华中、山东两个战区在胜利中实现了统一,我军进一步集中兵力,实行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了更大规模。接踵而来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完成转折后合乎逻辑的成功发展。
粟裕认为,战区转折是有条件的。他曾结合宿北战役的胜利,概括了战区转折的五个标志:第一,战局发展对战区形势产生的重大影响。华中野战军主力撤离苏中战场(以后可能再撤出苏北)是一个大变化,整个华中将处于敌后,打一个大胜仗对士气、民心将产生积极影响。第二,战场布局和力量使用的转换。华中、山东两支野战军会师,改变了过去各自在淮北、苏中作战的情况。下一步应在哪里作战?先在淮海地区打一仗的作战方案,需通过实践来检验。第三,关键性战役的胜败。宿北战役是两支野战军会师在战役上的第一次协同作战,这也是一种初战。这仗打胜了,两支野战军之间、新的领导机构和所属部队之间就产生了彼此的信任,对以后作战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军委、毛泽东电示:“只许打胜,不许打败。”第四,主动与被动的转换。继淮南、淮北被敌人占领后,华中首府两淮又失守,敌军对我军形成半圆形包围的态势。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也调到苏北战场上来了,我军处于被动状态。宿北战役将决定我军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到手。第五,作战经验的成熟与否。华东战场从前沿逐步转入纵深,随着正面战线的收缩和兵力的集中,歼灭战的规模将逐步扩大。苏中战役歼敌5万余人是7仗的总和,最大的如黄路一仗仅歼敌1.7万余人。宿北战役的规模要大得多,如打胜了,可以成为两支野战军集中后战役规模越来越大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这五个方面中,战局发展对战区形势的重大影响,是战区转折的前提;主动与被动的转换,是战区转折的实质。华东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粟裕的预见。宿北战役成为胜利实现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标志。
华东战区的第二次阶段性转折:从华东野战军1947年7月分兵、外线出击到9月集中兵力进行沙土集战役。这是华野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
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提出“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战法;并重新编组进攻兵团,将进攻主力九个整编师共25个旅调集在莱芜至蒙阴不及百里的正面,摆成了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囤积了大批作战物资。敌军密集靠拢,凭坚固守,很难分割歼灭。
1947年6月26日,敌军再次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鉴于正面之敌密集一团,无法分割,华东野战军除以两个纵队分别向临沂至蒙阴公路及费县出击,破坏敌之后方补给线,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一线待机。此时,中央军委已决定刘邓大军于6月底渡黄河入鲁西南作战。6月29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推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并提出了华野三路分兵的基本方案:留四个纵队在正面监视敌人;以五个纵队分路向鲁南及津浦路泰安以西、以南进击,歼敌有生力量。
粟裕立刻意识到,这个指示改变了军委过去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这是因为刘邓大军即将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7月1日,华野在未经准备的情况下,决定立即分兵向敌侧后出击:以第一、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以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以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纵队和特纵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地区,各以小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粟裕后来回忆说:“‘七月分兵’是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在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以前,我们是按照军委五月二十二日指示,准备以七八个月时间,即在一九四七年底以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的。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到全军开始行动仅有一天多时间。”①在华野于7月1日兵分三路出动后,7月2日又接中央军委来电,要陈士榘、唐亮率领的三个纵队取得与刘邓的直接联系后,“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开展新局面”。此后,中央军委又决定叶飞、陶勇率领的两个纵队也向鲁西南挺进。粟裕认为,这是中央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重大发展,即从策应刘邓大军出击(刘邓大军出击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打破敌人对山东的进攻)发展到直接协同刘邓。于是,这次分兵就成为华野部队外线出击任务的开始。
7月23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指示。8月4日军委又来电,赋予华野外线五个纵队的活动以特殊责任,即“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陈唐、叶陶五个纵队能否起大作用”;并请“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这就表明,全国主要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中原,华野今后的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也转到了外线,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到了战略进攻。粟裕意识到责任重大,随即提议陈毅司令员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增派第六纵队以加强西线力量。此议为中央军委批准后,陈粟即率机关同行。这时西线集中了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特种兵纵队和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共八个纵队兵力,统称华野西兵团。留在山东内线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组成华野东兵团。
关于华野西兵团的任务,粟裕从拖住敌人,以便更有效地支援刘邓的全局考虑,于8月18日主动向中央提出将西兵团作战地域扩展到陇海路以南的建议。8月24日,毛泽东来电答复:“粟裕同志18日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这样中央军委赋予华野西线兵团的作战范围又扩展了。华野遂担负起恢复和扩大豫皖苏解放区的任务,与刘邓、陈(赓)谢(富治)一起在中原成品字形阵势作战略展开。
至此,分散的兵力又集中了,华东战区转折的形势完全明朗了。最早处于这一转折之中的是华野在外线的五个纵队。他们从7月分兵开始转入外线,虽然取得了扯散敌人、把敌七个整编师引出山东的任务,但从中旬后所执行的一些战役战斗,多数打成了消耗仗,被敌人紧追尾击难以摆脱,减员严重,处境困难。
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外线出击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对当面情况估计不足,以致产生了轻敌情绪,分散用兵;另一方面又正值山东雨季,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使我军的机动和进攻能力受到极大限制,有的部队整整20天没有干过衣服和被子,弹药也受潮了。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思想比较混乱,不少人对已经开始的全国大反攻形势产生怀疑,对外线歼敌缺乏信心,想回内线休整。有的说:“反攻是被迫的,是被敌人赶出了山东。”有的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
粟裕积极引导部队正确地认清形势,认真探索外线歼敌的特殊规律。在9月3日召开的野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他明确指出:“今后几个月正是由敌强我弱转变为敌弱我强的关键时期。转得好,反攻可以顺利开展;转得不好,则反攻会走一些弯路。”①他认为,我军并没有打败仗,只是打了几个消耗仗,达到了调动与扯散敌人的目的,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当前的关键是打好转折性的一仗,以夺取战场的主动权。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有打,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打好了,鲁西南根据地就能重建起来。
①《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