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的“敌进我进”较之毛泽东的“敌进我退”,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一名在井冈山时期成长起来的指挥员,他深得毛泽东、朱德红军游击战略战术的精髓。然而,他从来不是教条式地对待“十六字诀”,把它作为一种现成的模式照搬照抄,而总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和创造性地发挥。“敌进我进”,就是这样一种运用和发挥的结晶。在浙南的两次反“围剿”和苏中的反“清乡”斗争中,这一原则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1935年9月至1936年6月的浙南第一次反“围剿”中,挺进师实行“敌进我进”方针的特点是: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由蒋介石的嫡系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面对罗卓英所指挥的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敌六七万人的“围剿”,不足千人的挺进师应采取何种方针呢?粟裕是这样思考的:井冈山时期当朱、毛两军会合形成红军主力后,主要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中央苏区的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现在,挺进师只是一支游击队,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保安团的一个营,因而只能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粟裕说:“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①于是,挺进师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南下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但是,敌人除派5个团的兵力追堵游击队主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浙西南中心区。针对敌人不受调动的情况,粟裕采取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做法:第一纵队向浙东发展,主力则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以积极的行动支援浙西南的斗争。粟裕率部攻下瑞安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以此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接着,又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瑞平泰外围敌人的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局面打开后,粟裕又率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吸引和打击敌人。这次反“围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挺进师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
在1936年12月至1937年6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中,挺进师实行“敌进我进”方针的特点是:相向对进,易地而战,击破敌人“大拉网”战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从湖南调第四路军进驻闽浙赣皖边区,任命刘建绪为四省边区主任,加紧在“西安事变”前已经策划的对浙南游击区的“围剿”,企图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一举将南方游击队全部消灭。这时游击区范围大为扩大,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1500多人。因此,刘建绪已不可能采取罗卓英包围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做法。他采取了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逼进包围的方针,企图先将我军向东南压迫,然后在飞云港以南、沙埕港以北之间的浙南沿海地区包围聚歼。在43个团、10余万敌人的进攻面前,粟裕认为,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战略支撑点,必须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他针对敌人“大拉网”的战术,“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①。这个时期的作战极为频繁,粟裕的游击战术也日臻成熟。前面所提到的游击战术的六条原则、五个行动要领都是在这个时期总结出来的。游击队熟练地运用这些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当敌人进攻时,避其锋芒,迅速转移,袭击敌人后方;当敌人追击时,就利用地形地物与敌人兜圈子;当敌人回兵援救时,就选择地形与时机伏击敌人。
后来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一次讲课中,粟裕曾从辩证法的高度上,生动讲解了“敌进我进”的方针。他先提一个问题:当敌人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对我们进行全面“围剿”时,怎样才能使部队最安全?学员们一下讨论开了。有的说:“把部队撤到深山老林的深处。”也有的说:“把部队分散活动,以减少目标。”粟裕微微一笑但十分坚定地说:“出其不意,飞兵奇袭敌人后方基地,一定要狠狠地打,打得敌人老巢鸡犬不宁。这时,敌人势必要回兵援救,那么,我们又可以以逸待劳,选择地形与时机,打伏击。只有这样不断地消灭敌人,夺取他们的装备来武装我们自己,使敌人逐渐变弱,使我们自己日益壮大,才是最安全的。”
游击队实行“敌进我进”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粟裕带领游击队总结出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许多方式,真正做到了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无法捉摸。行军沿途的痕迹留有专人殿后负责消除,扶起压倒的草,抹掉脚迹,有时则在与游击队行动相反的方向弄出痕迹,迷惑敌人。部队宿营一般不住大村庄,而选择小村庄,最好是独立砖瓦房,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屋;宿营部署实行“五班制”,支队部件中间,东南西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向发现敌情,就由哪个方向的班抗击,掩护支队部和其他班转移,完成任务后,到预定地点集合。每到一个地方就调查地形道路,大路小路问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使在路上碰到敌人,也有办法兜圈子。
无怪乎敌“围剿”司令刘建绪在与中共闽浙临时省委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后,曾十分感叹地说:“粟裕这个人实在不可思议,你要打他时,年复一年地东征西伐,连个影子也没有看到。你要和他谈判时,城里乡下,四面八方都是他的人。”
粟裕的这一战略战术思想,贯穿于他指导游击战争的始终。在领导苏中反“清乡”的斗争中,他指挥主力部队还是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撤至“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弱点,机动地给予打击,或抓住有利时机,由外向里,在封锁线上打开缺口,突入“清乡”区内,攻克据点,掩护和配合群众斗争,尔后又迅速撤出。其余部队和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辅之以武工队对敌伪进行重点打击,在“清乡”区内打击敌人。这样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
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时,粟裕说:敌人集中兵力在北线的盐、阜地区“扫荡”,我们在南线的苏中地区开展攻势,把敌人后方兵力空虚的弱点完全暴露在我们的打击之下;敌人很听我们的指挥,敌人主动要来“扫荡”,我们暂时不理它,只能跟它暂时“调防”,我们转入外线,它至内线,我们由被动变主动,它由主动变被动。他还有趣地打了一个比方说,你们不是见到过叫花子打狗吗?叫花子很聪明,总是一面背靠着墙,跟狗作斗争,很主动。敌人来了,好比是条疯狗,我们要转到一边,看清形势再下手,这样才主动,不这样就太不聪明了。
应当指出,“敌进我进”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人民革命战争中具有普遍意义。比如,刘伯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一些论文中,就贯穿着“敌进我进”的原则和精神,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而未能得到实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指挥的一二九师在抗战开始就敌进我进,进到敌人后方,到敌人后方去拉他的后腿。在人民军队众多的高级将领中,粟裕是最早形成并成功地运用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军事家之一。
三、积极进攻,绝少防御进攻性是游击战的主要特点之一。毛泽东说过:“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①。刘伯承论及游击战术时也认为:游击战争是游与击的有机结合,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游击队的兵力小,突击力小,顽强性弱,因而应充分发挥灵活性和容易隐蔽的特点,以消灭敌人为趋利,以避免敌人捕捉为避害。游击队要把握着主动地位,到处采取进攻,绝少防御,其战术通常是突然袭击运动或驻止之敌。如果把游击队当作正规军一样,把布置和动作弄成防御的形式,那是极端错误的。
粟裕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对游击战的这一特点领悟极深。他在战争回忆录中谈到:“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们,我们是被动的,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们进攻敌人,是有计划的,只要情况不变,坚决打。运用最多的作战形式是袭击。”他把“积极进攻,绝少防御”规定为游击战术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求作战行动迅速、勇猛、坚决,对敌实施突然的袭击。
在浙南游击战争中,粟裕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袭击战术。袭击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后方。袭击的主要对象,一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政权的基础或爪牙,如捉保长、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一是捕杀敌军的哨兵和侦探,使敌官兵惊恐。当敌兵力集中不好下手时,就搞他落伍掉队的,这就是打他的“尾巴”或叫“截尾子”。比如,敌人行军要在岔路口做路标,游击队就事先在岔路上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只剩下“尾巴”时,就移动路标,将敌人的“尾巴”引入游击队设伏的地段俘虏之。由于没有烈性炸药,破坏公路桥梁有困难,游击队主要是破坏敌人的电话设施。起初是把电线杆齐根锯断,后来便站在凳子上把电线杆拦腰锯成两截,使敌人不容易迅速修复。当多路敌人进攻时,游击队还利用地形和两路敌人互不联系的条件,导演“鬼打鬼”。如在一个高地上向两面山脚的敌人射击,等两面的敌人都向这个高地反击时,游击队便从一侧秘密转移,使两面的敌人自相残杀。
游击队在运用袭击战术积极进攻的时候,时常与敌人发生遭遇战,出现惊险场面。一次,粟裕率部队在公路上袭击敌人一辆汽车。汽车跑了,却引来了敌人,把游击队卡在两溪之间10多公里的“三角架”里。游击队见渡口有条船,就立即上船准备过渡。突然,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钻出来猛烈射击。游击队发觉中了敌人的计,便跳下船边打边跑,躲过了这股敌人。可是敌人一下子调来大部队向“三角架”包围过来,形势万分紧张!游击队钻进刺丛里躲起来。敌人一边搜,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游击队全都下了决心,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敌人不到面前不打,敌人一到,就一个拼一个!由于怕挨冷枪,加之大雨滂沱,到天黑敌人就走了。游击队泅渡过河,并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封锁,冲出了包围圈。这一天一夜急行军90公里,连打7仗。
还有一次,游击队在半山腰,敌人爬到山顶居高临下地朝下打。山下是飞云江。游击队下到江边顺江而下,想从下游的旋磨渡过江。刚一下水,粟裕就被一个大旋涡卷进去了,旋转力太大,来回转了三四个圈子还是划不出来。真是危险极了,再划不出来就会被旋涡吸到水底去。幸好后面的同志赶忙递个伞柄给粟裕攥住,才把他拉上岸。刚上岸,敌人已经从后面打过来了。游击队就你推我拉地从石壁攀上悬崖,趁天黑隐蔽起来。等敌人从下面追过去后,他们才又从敌人的屁股后面打过去。
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期间,粟裕根据新条件进一步发展了“积极进攻,绝少防御”的游击战思想。他制定的1941—1942年根据地基本区争夺时期的对敌斗争方针是:对于敌人将要占领而我不能长久保持的一切集镇,应以游击战尽量迟滞敌伪的进攻行动,推迟其占领时间,以掩护我根据地工作;对于我之基本区域和重要基点,则应采取各种有效战法,坚决与敌人争夺,使其久占企图不能得逞,以改善我军态势,保障基本区的相对稳定。
既是游击战又进行要点争夺,这不是矛盾吗?粟裕回答说:“不,游击战的特点在于秘密而周到的准备,迅速而突然的动作,主动而灵活的指挥,我们要保持的是这些特点,至于游击战的战术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应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创造更多的战法。”①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游击战的作战形式是袭击,几乎谈不上防御和要点争夺。而当我军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其游击战就可能出现带有运动战、阵地战特点的新的作战形式。
比如,在东台三仓镇的反复争夺战中,粟裕一方面派出若干主力小分队,配合广大民兵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迟滞敌人的行动,消耗、疲惫敌人;另一方面则将主力置于三仓镇及其外围构筑隐蔽工事,待敌人进入火力范围时,突然开火,并适时猛烈反击,待其后撤时又尾追打击之。在敌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华中新四军以坚守防御的态势,以火力和适时的反冲击,予敌以重大杀伤。然后不待敌军合围,即有组织地以运动防御迅速脱离敌人。敌占领三仓后,新四军以一部分主力配合民兵围困,另以部分主力配合民兵游击队破坏桥梁、道路,使三仓之敌缺粮、缺水和军需供应,被迫撤退。这种以主力部队为主进行的三仓争夺战先后共七次,敌人每进攻一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有人对当时苏中的斗争方针不理解,甚至怀疑。
粟裕深刻指出:“积极的斗争方式,不是盲目硬拼,而是依据敌我形势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的主动行动。
苏中是敌我必争之地,如果在敌人严重进攻面前,不采取积极的斗争方针,敌人就会迅速分割、封锁、压缩我解放区,实现伪化。而我们则会地区日蹙,军民情绪低落,作战丧失主动,进而被逼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苏中就会成为游击区,而不能建成基本根据地,更谈不上对华中全局作出应有贡献了。”①在1943年的反“清乡”斗争中,粟裕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当时,新四军军部确定反“清乡”斗争的总方针是必须坚持原地斗争。苏南反“清乡”执行的是合法斗争、隐蔽坚持的方针。粟裕则从苏中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的方针。他认为,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如果不能保持,则敌我斗争的第一线势必向北推移到盐阜、淮南、淮北诸地区,对全局显然不利。苏中具有同敌人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和经验。这样,就展开了一场以“敌进我进”思想为指导的全面的人民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