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本来是夷狄之人，和中国语言并不相通，衣服也不一样。佛口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不穿先王的法服，也不知君君臣臣之义和父父子子之情。假如佛身尚存，奉其国君之命，来到京师朝见陛下，陛下容纳并加以接待，也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设迎宾礼一次，赐衣服一件，护卫并送他出于国境，不会让他来迷惑众百姓的。何况其身死去已经很久了，枯朽的骨头，是凶事秽物的剩余，岂宜于引入宫廷之中啊！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古代诸侯，到卫国行吊丧之礼，尚且要让巫祝先用桃枝编的苕帚，扫除不祥，然后再进去行吊。今天无故取这腐朽污秽之物，亲自登楼观看，巫祝不先行，桃枝苕帚也不用，群臣不说那是不对的，御史也不举报这样做的过失，臣实在感到耻辱。乞请将这佛骨丢到水里或用火烧掉，永远绝掉它的根本，断掉天下人的迷信，消除后代的疑惑。使天下之民，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超出于平常人不是万万所能计算的，那岂不是一大盛举！那岂不快哉！佛如果真的有灵，能致祸作祟，所有灾殃大祸，宜加在臣身上。上天鉴察作证，臣不怨恨也不反悔。
奏疏交上去，宪宗非常愤怒。第二天，宪宗拿出韩愈的奏疏让宰相看，打算加以极刑。裴度、崔群上奏说：“韩愈上疏忤逆皇上尊听，确实宜加罪，然而不是内心怀有忠恳之情，不回避被责斥或贬逐，哪能做到这个样子？尚乞稍赐宽容，以便招后来之进谏者。”宪宗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分，我还可以宽容他。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帝王都招致夭死，这话多么乖逆刺激啊？韩愈作为臣子，竟敢如此狂妄，所以不能赦免。”于是民情惊恐惋叹，乃至国戚权贵也以为对韩愈的判罪太重，借故劝说宪宗，于是贬韩愈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
韩愈到了潮阳，上表说：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之职，即日启程，奔驰驿路。经过跋涉，来到岭南，计水陆之程，约有万里。臣所管辖的潮州，在广府最东边，距广府虽说二千里，然而一个来回，动即超过一个月。经过海口，下恶水，急流涛波壮阔猛烈，难以计算日期和路程，飓风和鳄鱼，有不测之祸患。州南近处边界，南海之水连接蓝天，毒雾瘴气，日夜发作。臣从小多病，年纪才五十，头发已花白，牙齿也开始脱落，理应不能活得长久。加以所犯之罪极重，所处之地又极远极险恶，忧惊愧怕，不日死亡。孤独一身，朝中无亲无党，谪居这蛮夷之地，和鬼怪为群。假如不是陛下哀怜顾念，有谁为臣说句好话。
臣禀性愚蠢丑陋，人事关系多不通达，只酷爱学问和文章，不曾一日废弃停辍，实是为同时一辈人所称许。臣对于当世之文，也没有超人之处，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和《诗经》、《尚书》相呼应，写作诗歌，荐送于郊庙，纪封泰山，镂刻白玉牒，铺陈张扬齐天的大美德，表扬激励空前的大功绩，编入《诗经》、《尚书》这类典籍而无愧色，措置于天地之间而无亏损。即使古人再生，臣也不肯谦让。大唐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是臣民与侍妾，东南西北，其疆域各有万里之遥。自从天宝以后，政治稍为松懈，文臣不能优化，武官也难以约束。孽臣奸佞，表面顺从而内怀叛逆，父亲死了，儿子袭承其职权，或以祖传之于孙，类似古代诸侯，自擅其权，自辖其地，不入朝，不进贡，已经六七十年。四位圣君传位，以至于陛下，亲自临朝听政决断，干戈所指，无不听从。宜当制定乐章，以昭告神明，东行巡视封于泰山，向皇天奏功，使长久万年，顺从我大唐功业。当此之际，是所谓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而臣戴罪之人，自拘宁于海岛，唉声叹气，日日接近死亡，而不曾献上薄劣的技艺于官隶之间，用尽精力，费尽心思，以赎取以前的罪过。内心怀痛，忧思极天，死不瞑目。瞻望京中皇宫，神魂已随着飞去。希望陛下，如同天地父母，哀而怜我。
宪宗对宰相说：“昨天我收到韩愈到潮州上的表，因而想起他谏迎佛骨的事，确实是很爱我的，我哪里不知？但是韩愈作为人臣，不应当说皇帝奉佛才短命。我所以讨厌他的轻率。”皇上想再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韩愈，看看宰相对这事有什么看法。而皇甫鎛讨厌韩愈的狂直，恐怕宪宗再起用韩愈，就带头说：“韩愈实在太疏放狂妄，可以移近京畿一郡任职。”于是授予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初时，韩愈到潮阳，开始办公，问及官吏百姓的疾苦，都说：“郡西潭水里有鳄鱼，下蛋孵化出来的，约有几丈长，吃老百姓的牲畜，快被吃完了，所以百姓贫穷。”住了几天，韩愈去视察一番，让判官秦济烤一猪一羊，投到潭水里，为文咒鳄鱼说：
前代薄德的君主，放弃楚、越之地，那样，鳄鱼游泳生存于这里是可以的。但如今天子神明圣贤，四海之外，也安抚而拥有。何况扬州（潮州古属扬州）之境，刺史和县令所治理的范围，缴纳赋税贡品以供皇帝祭祀宗庙鬼神，鳄鱼岂可以和刺史混居这里呢？刺史受皇上之命，镇守此地，而鳄鱼悍然不安居于溪潭，吃百姓所养熊、鹿、獐、猪等牲畜，以肥其身，以产卵繁殖，和刺史争长称雄。刺史虽然笨而且弱，但哪里肯向鳄鱼低头而甘拜下风呢？今潮州大海在它的南边，鲸鱼鹏鸟这样的大物，虾和螃蟹这样的小物，无不能容纳，鳄鱼早上离开这里，晚上就到大海中去了。今天和鳄鱼约定，三日至七日，如顽固不愿迁徒，等待害物，那么刺史就选强壮又有技艺的勇士，拿着强弓毒箭，和鳄鱼决一胜负。
咒鳄鱼的那天晚上，有狂风惊雷从潭中发出来。几天工夫，潭水尽干枯，鳄鱼即迁徙到离郡西六十里的旧潭里，自此潮州之民再没有鳄鱼的祸患了。
袁州的风俗，男的女的如果卖身作奴隶，超过预约期限无钱赎身的，就归于出钱的人家。韩愈来了，设法赎回被籍没的男女，还给他们的父母。仍旧废去其俗之法，不许卖身作奴隶。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被召为国子祭酒，转为兵部侍郎。正遇镇州（今河北正定）杀了田弘正，立王廷凑，命令韩愈到镇州宣布解说。韩愈到了镇州，召集军民，晓以顺逆的道理，说话言辞和情感都很真切，王廷凑敬畏而且重视他。又改任吏部侍郎，转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因为不参谒台臣，被御史中丞李绅所弹劾。韩愈不服气，说有敕令准予御史大夫不必参谒台臣。李绅和韩愈为人性情都怪僻，名刺送来送去，纷纷然没完没了，于是让李绅出为浙西观察使，韩愈也罢去京兆尹之职，为兵部侍郎。及至李绅临行赴镇，向唐穆宗当面辞行，哭泣着叙说情况的经过，穆宗可怜他，于是追下诏令，以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仍旧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十二月，韩愈死，享年57岁，赠礼部尚书，谥号曰“文”。
韩愈性情弘大通达，和人交往，不管是显荣还是倒霉，交情都不改变。少年时和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好。这二位朋友声名地位还没显露时，韩愈不避寒冷酷热，在公卿中间活动，竭力加以举荐。而张籍终于科举及第，当官显贵。后来虽然荣贵一时，但每当公余空闲之时，就相聚饮宴谈天，论文赋诗，和以前一个样。而看待那些权贵豪门，却如同走仆奴隶，睁着眼睛也不看一下。同时颇能诱导勉励后进之士，收入馆中的有十六七人，即使早饭吃不上，也怡然自得，从不介意。他一生大抵以振兴名教发扬仁义为己任，抚养全家内外亲戚和朋友中的孤女数十人。
韩愈常认为自魏、晋以来，作文的人多拘泥于对仗，而在文经、诰的要旨，司马迁、扬雄文章的气格，却不复加以继承和发扬了。所以韩愈所写的文章，务求反对近体，抒意立言，都自成一家。后学士人，都师其文，取为法则。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称“韩文”。然而他有时恃才自傲，肆意而行，也有背离孔子、孟子之旨的地方。譬如南方人妄传柳宗元为罗池神，而韩愈写碑文却加以证实；李贺父亲名晋，不应参加进士考试，而韩愈却为李贺写《讳辨》，要他参加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刺戏谑也不近人情：这些都是文章中很谬误的。时人说韩愈有史笔，及至撰写《顺宗实录》，繁简失当，叙事也不善于取舍，颇为当时所非议。唐穆宗、文宗曾下诏让史臣加以添改，那时韩愈的女婿李汉、蒋系正处于显荣的地位，诸公颇为难。而韦处厚竟另外撰写《顺宗实录》三卷。韩愈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作序。
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祖是太原（今属山西）人。北齐五兵尚书白建，有功于当时，赐田在韩城（今属陕西），子孙就安家在那里。后来又迁徙下邽（今陕西渭南）。父亲白季庚，当过彭城（今江苏徐州）县令，李正己叛变时，他说服刺史李洧归顺，因而提升为襄州（今湖北襄樊）别驾。
白居易聪敏颖悟超人，善于写文章。还没到成年，拜访顾况。顾况，吴（今江苏）人，自恃其才，很少被他推许称可的。他见到白居易的文章，自失言说：“我以为斯文马上就要绝迹了，没想到今天又得到这个先生。”贞元中，白居易考进士和拔萃科，都考中了，补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参加朝廷对制策考试，得乙等，调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为集贤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院为学士，迁左拾遗。
元和四年（809），因为旱灾非常严重，天子下诏税赋有所减免，消除灾害。白居易见诏书事端未详述，遂即建议尽免江淮两地之赋，以救流亡贫病，并且多放出宫女。宪宗颇多采纳。那时，于頔入朝，尽将歌伎舞女收入宫禁之中，或说普宁公主取来献上的，其实都是于頔所喜爱的。白居易认为不如将这些女子放回去，不要让于頔将自己做的这种不正之事推到天子头上。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魏徵的孙子赎回旧宅，白居易说：“魏徵任宰相，太宗用盖宫殿的材料建造他的正寝之室，他的子孙不能守业，陛下还应因他是贤者的子孙，赎其宅而赐之。李师道作为人臣，不能掠取此美事。”皇帝听从他的意见。河东王锷将加平章事，白居易认为：“宰相是天下人所瞩望的，非有威望很高功勋卓着的人是不可胜任的。而王锷这个人千方百计贪求财物，不体恤民间雕伤疾苦，所得的财物号称‘羡余’，借以献上。今天如果给予重任，四方之人闻之，都说陛下得到他所献的财物，所以给他当宰相。各节度使私下议论说：‘谁不如王锷呀？’于是都争着去搜刮老百姓，以得到所想要的。如果都满足他们的要求，必国家纲纪大受破坏；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有厚彼薄此之嫌。事情一旦办得失当，就不可追回来了。”那时候，孙以禁卫的功劳，提升为凤翔（会属陕西）节度使，张奉国平定徐州，攻打叛臣李锜有功，升为金吾将军。白居易向皇帝进言：“宜罢掉孙的官，进张奉国，以震动天下忠臣之心。”度支有囚犯关在閺乡（今河南灵宝）狱中，已经历三次赦令却还不得赦免。白居易又上书奏言：“父亲死了，抓他的儿子；丈夫长久关在狱中，妻室嫁出去，债务无偿还之期，囚禁无到头的日子，请一切都宽免了。”奏章送上去十多次，白居易更加知名。
遇上王承宗反叛，皇帝下诏让吐突承璀率领大军去征讨，白居易进谏说：“唐朝的制度，每有征伐之事，专委任将帅带兵，责之成其功，近年才有以宦官为都监，督兵出征。韩全义讨淮西，以贾良国监督他；高崇文讨蜀，以刘贞亮监督他。而且发天下兵，从未以宦官专权统领的。神策军既不设置行营节度，就是以吐突承璀为制将，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实是都统。恐怕四方之人闻之，必定看轻朝廷。后代会传说宦官为制将是从陛下开始的，陛下难道忍心受此坏名声吗？而且刘济等人至诸将，都必然耻于受吐突承璀的节制指挥。心中不痛快，也就无法立功了。这实在是帮助王承宗的奸行，而挫败诸将的锐气。”皇帝不听。接着兵久不发，师老而未决，白居易又上书说：“陛下讨伐叛将，本来委托吐突承璀，外援则有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今吐突承璀进兵而不决战，已丧了大将，范希朝、张茂昭经过数月才入叛贼之境，观看其形势，像是暗中相勾结定计，空得一县之地，就壁立不进，定无成功之理。如果不迅速罢掉他，将有四害：以府库的钱币金帛和齐地民脂民血助河北诸侯，使之更加富强，这是一害；河北诸将听说吴少阳受朝廷之命，将要请求洗涤王承宗，奏章一上再上，无不许，则河北合从，各种势力联合，其势必定更加坚固。悬信的予之或夺之，都在下面而不出朝廷，这是二害；今正逢溽暑湿势，而师暴露野外，兵气像被熏被蒸似的，虽有不顾一死的勇气，谁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又神策军募来市民杂入其中，不习惯于兵役，如有奔走逃亡相影响，诸军必动摇，这是三害；回鹘、吐蕃常有游骑侦察，听说讨伐王承宗，已历三个季节而无战功，那么我们军队的强弱，军费的多少，他们一旦知道，乘虚而入，进犯边境，那里能救头不救尾呢？兵连必生祸事，哪里没有卿呢？这是四害。事已至此而罢休，则损威望而且失权柄，只可提防，不能追悔。”正好碰到王承宗自己向朝廷请罪，遂罢兵。
后来白居易入殿中对答，持论强硬，皇帝还没说明白，白居易就进言：“陛下错了。”皇帝为之变色，遂罢对，对李绛说：“这个人是我自己提拔的，竟敢这样狂，我不可忍此，一定要罢斥他！”李绛说：“陛下开言者之路，所以群臣敢于直论政之得失是非。若罢黜白居易，是箝住言者之口，使其自谋，这不是发扬盛德的做法啊。”皇帝领悟，对待白居易和初时一样。官期已满，应当迁转，皇帝因白居易资历较浅，而且家境也很清贫，就听任他自己选择官职。白居易请求像姜公辅那样，以学士兼京兆户曹参军，以便于奉养双亲，下诏称可。明年，因母丧解官，直到服丧期满还朝，任左赞善大夫。
这时，有强盗刺杀宰相武元衡，京都震恐骚扰。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求从速追捕凶贼，以洗刷朝廷的耻辱，并限期必捕。宰相厌恶他越位上书，不高兴。不久，有人说“白居易母亲坠井而死，而他还写《新井篇》，他这个人说话浮华，无踏实作风，不可重用”。出为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上书说白居易不适宜治理州郡，于是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白居易既已失意，却能顺其所遇，托佛教生死轮回之说，像忘了自身形骸似的。很久以后，他又转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后入朝为司门员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诰。
唐穆宗爱好游猎，白居易献上《续虞人箴》加以讽劝，说：
唐朝受天命，已经有十二位皇帝，都兢兢业业，勤于执政。鸟禽生在深林里，野兽活在茂草之中。春天冬天两季打猎，猎取有一定的规律。这样鸟兽虫鱼，便会各遂其环境而生存。民在野外，君在朝廷，也都各安其位。以前玄祖的遗训是很明白的，说：“驰骋打猎，使心发狂。”谁来仿效，是后羿与康叔。曾经不以此为诫，终于覆亡。高祖刚要打猎，苏长进言：“不满一百日，不算大快乐。”高祖心里既已领悟，也就停止打猎，后来到了宋璟，也劝谏过玄宗。皇上温和着颜色，听取了臣下的劝谏，臣下也就从容以诤言进谏。宋璟趋走出宫，鹞鹰已死在手中。哎呀！追逐野兽于原野上，赶着马儿奔跑在路上，岂不痛快，但是车马驱驰，恐有颠覆之危惧呀。仔细审察打猎的安与危，是圣上所宜思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