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的人说：“把您种树的道理，移用到当官的治民上，是否可以呢？”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而已，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到那些当官的烦琐地发布命令，好像是爱护百姓，结果却因此给人民带来灾难。每天早晚，差吏来喊：‘上官有令，督促你们耕田，劝你们播种，督促你们收割。早点抽好你的丝，早早地织好你的线。乳好你的孩子，喂好你的鸡和猪。’一会又敲鼓把百姓聚集起来，一会儿又敲木梆把百姓召来，我们小百姓停止做饭、吃饭去接待差吏，尚且没有闲空，又怎能使我们发展生产和使生活安定呢？所以都困顿而且疲惫。像这样，与种树那同行，也许有相似之处吧。”
问的人感叹地说：“这不说得很好吗？我问养树的事，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
知人善用
刘邵的《人物志》中对不同个性的人具有的长处和短处作了论述说：
性格刚强、粗犷的人，不善于处理细节，所以他们总的说来有雄才大略，却又有不拘小节、粗心大意的弊病；太严厉的人，缺乏灵活性，他们在依法办事上严格公正，但说到变通却格格不入；宽宏大量的人，不够敏捷，他们为人宽厚周全，可谓仁至义尽，但在抓紧时机办事上却行动迟缓，跟不上要求；喜欢与众不同的人，追求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他们如果运用权谋会显得卓异出众，而致力于清静无为之道，则会违背常理、不切实际。
其实，不仅人有长短，任何一个政策和制度也皆有长有短。王道德化的政策，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不切实际；讲究谋略的政策，适合于治理充满危难的乱世，用来治理太平时期就不会有很大的效果；矫枉过正的政策，适合于治理奢侈浪费的风气，用来治理贪污腐败，则会使国家遭到破坏；公正严厉的政策，适用于打击朝廷中的邪恶势力，用来治理边疆，就容易失去民众；威严猛烈的政策，适合于讨伐叛乱，用来治理善良的老百姓就成为暴政了；注重工艺技能的政策，适宜于治理经济发达的时期，用来治理贫穷的时期，则会劳民伤财，使老百姓陷于困境。
以上列举的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任何人和任何政策，都各有特长，又各有局限性。
从前伊尹负责修筑宫殿时，让身强力壮的人来背土，让瞎了一只眼但又能看见的人来推车，让驼背的人来抹墙……让各种人做适宜他们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对齐桓公说：“熟悉揖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任用他为大行；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任用他为司田；指挥大队人马作战，一声令下，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勇往直前，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用他为大司马；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杀无辜之人，不冤枉无罪之人，我不如宾胥无，请任用他为大理；敢于犯颜直谏，不怕生命危险，不贪图荣华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用他为大谏。您如果想要富国强兵，有这五个人在就可以了。如果想要成就霸业，有我管仲在就可以了。”黄石公说：“要善于使用聪明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愚蠢的人。聪明的人喜欢立功，勇敢的人喜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贪婪的人决心获取利益，愚蠢的人不怕死。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是用兵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说明，任何才能都有长处和短处。北方的胡人熟悉骑马，南方的越人熟悉驾船。形式和种类各不相同，相互换过来去做各自不熟悉的事，就不行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难道是忠厚的人？苏秦难道是守信用的人？但陈平为奠定汉王朝基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苏秦帮助弱小的燕国收复了失地，这是用其所长的结果。”
由此看来，让韩信去皓道穷经，让董仲舒去横刀立马，让于公去游说四方，让陆贾去执法办案，他们一定不会有以前那样大的功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名声。所以，“用人所长”的道理，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人桓范说：“帝王用人，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争夺天下的时候，首先要任用富有谋略的人，夺取天下以后，首先要任用忠臣义士。晋文公重耳夺取政权前按舅舅狐偃咎犯的计谋行事，夺取政权后奖赏雍季的忠言。汉高祖刘邦争夺天下的时候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却把自己死后巩固政权的事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年代，德高望重的人地位尊贵；战乱时期，功劳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修身养性，却不适合应付危难；商鞅善于进行法治，却不适合施行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却不适合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却不适合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尾生的优点是守信用，却不适合应变；前秦王嘉善于与英明的君主相处，却不适合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却不会笼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韬略。
天时、地利、人和决定成败
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中一些民族的悍勇，至今想来，犹令人惊叹不已。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后，正值西夏衰落、金朝腐败之时，可以说得尽了“天时”，又加上他的雄才大略，蒙古军的铁蹄踏灭了西夏，如狂风骤雨般直扫欧洲大陆。今日想见其威风，还会使人觉得振奋不已。
成吉思汗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一片大好的基业。成吉思汗生有四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成吉思汗死后，经历了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之后，才传到忽必烈手中。在公元1241（宋淳佑十一年）年至1251（宋淳佑十一年）年之间，蒙古国政事混乱，百姓蒙受荼毒。自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摄政，但下属诸官不愿受她节制，公元1246年（宋淳佑六年），窝阔台长子贵由即位，但不久又死于“西巡”的途中。在此之后，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系诸王和三子窝阔台系诸王激烈争夺汗位，以至使大蒙古国“三岁无君”，直到公元1251年（宋淳佑十一年），拖雷长子蒙哥才继承了汗位，从此，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的手中。作为拖雷的次子，忽必烈就在哥哥蒙哥汗的统治下度过了一个潜藩时期。
忽必烈的母亲深通汉族文化，因此，忽必烈受母亲的影响很深，自小就对汉族文化极感兴趣，步入青年时期，他就“思大有为于天下”了。公元1242年，忽必烈曾把一位着名的禅师叫到他的官邸，他不问佛禅，却问治国之道。他说：“佛法中亦有安天下之法吗？”
禅师答道：“欲寻治国安邦之道，应当去寻找天下的大贤硕儒，佛门之中虽有这样的人才，但不能尽如人意。”他把弟子刘秉忠推荐给了忽必烈，刘秉忠才、学、识具备，深得忽必烈的欢心。不久，忽必烈又从附近访求到了名儒赵璧，向他虚心学习。由此可见，忽必烈在青年时期就已向往中原的文治了。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个政治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拖雷生有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在这四子中，唯有忽必烈的才干最为突出。当时，蒙古人虽占领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汉地不治”，很难成为蒙古军东征西伐的稳固的后方根据地，蒙哥虽做了大汗，他对忽必烈的才能也不得不承认。于是，在公元1251年（宋淳佑十一年）6月，蒙哥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忽必烈听了，极为高兴，因这么一来，他就可以龙归大海，虎上深山了，他当即就要欢宴群臣，大加庆贺，但他的幕僚中有一个名叫姚枢的名儒，劝他韬光养晦，不要喜行于色，锋芒太露，忽必烈悚然一惊，当即取消了大宴群臣的打算。
公元1252年（宋淳佑十二年），他把藩府移到了桓州（今内蒙正蓝旗）一带，在那里开设了幕府，到处寻访有治国安邦之才的汉族知识分子，经过相当的努力，忽必烈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为主的顾问团。在这期间，忽必烈在各地设立安抚司等机构，“选人以任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做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减轻了这些地区的农民负担，这些政策，对全国占领过的地区来说，尤显得必要。
也就是这一年的6月，蒙哥为了对南宋形成完整的军事包围，命忽必烈率兵征大理。他带领姚枢、刘秉忠等随行。12月过黄河，经陕西，出六盘山，并命姚枢经营关陇地区。姚枢在这里劝农桑、兴学校，使之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既为忽必烈南下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又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法的巨大效力。然后，忽必烈分兵三路南下，“经行山谷二千余里”，亲自乘革囊渡江，攻陷了大理城，追杀了大理国王段兴智和主将高祥等人，收取了大理的八府、四部、三十七郡。留下大将兀良合台驻守，于公元1253年（宋宝佑元年）12月班师，公元1254年（宋宝佑二年）秋天回到滦河驻地。忽必烈这次由北向南出征，经大渡河，大雪山和金沙江，实在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次壮举。
忽必烈在军事上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中原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这使他在汉人以及蒙古贵族中的威望日增，他用汉法治理河南、陕西一带，也直接损害了蒙古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甚至影响了蒙哥的财政税收，这样一来，谣言四起，说忽必烈心怀异志，想自立为王等等。俗语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蒙哥也开始怀疑起忽必烈来。公元1257年（宋宝佑五年），蒙哥撤掉了忽必烈的军权，同时还派一些亲信大臣到陕西一带催要钱粮，对忽必烈的部下，妄加罪名，肆意迫害。忽必烈在这种危难的处境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在姚枢等人的劝告下，忽必烈把妻子和儿女送到蒙哥汗那里做人质，以表明自己并无异志。在这年的秋天，忽必烈还亲自去朝见蒙哥汗。兄弟俩终于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出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的需要，蒙哥汗又让忽必烈重掌军权。公元1258年（宋宝佑六年）2月，蒙哥决定出征，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自率西路军进攻四川，命塔察儿、张柔率中路军攻长江中游，命忽必烈率东路军攻黄州一带，命留守在大理的兀良合台攻南宋的南侧，形成了南北夹击乃至包围之势。蒙哥率部下进攻四川的合州钓鱼城，因城建在山上，城防坚固，军民同心，久攻不下。在攻战之中，蒙哥亲冒矢石，结果身受重伤，不久，伤发而死。
蒙哥去世的消息既传到了忽必烈军中，也传到了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那里。阿里不哥因驻守后方，享有很大的主动权，在一些人的策划下，准备继承汗位。但阿里不哥不论在个人才能还是文治武功上，都远不如忽必烈。他为了防止忽必烈带兵北上争位，便秘密调动大漠南北的军队，准备阻击忽必烈。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看出形势有些不妙，就连忙派人密报给忽必烈。忽必烈在处理这件事上充分听取了臣下的意见，郝经上《班师议》，认为应当先与南宋秘密媾和，然后迅速班师。否则，阿里不哥一旦宣称有蒙哥汗的遗诏，忽必烈虽有重兵，也难得回去。当今之计，应先派人截住蒙哥汗的灵车，收夺皇帝的印玺，并通知诸兄诸王会葬蒙哥汗。然后自率轻骑，日夜兼程，奔赴燕都，稳定中原一带的局势。于是，忽必烈做出要猛攻南宋的姿态，贾似道便慌忙求和，在与南宋订立了和约之后，忽必烈率师北还。
到达燕京时，忽必烈就发现脱里赤正在征集训练军队，脱里赤托辞是受了先帝之命而为，忽必烈已看清了阿里不哥的真实意图，就解散了脱里赤队伍，并不理阿里不哥的会葬蒙哥汗的通知，率军来到开平。在取得了相当数量王侯的支持下，忽必烈抢先一步登上了汗位。
所谓“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阿里不哥一见忽必烈称汗，自己反而落后，就连忙召集一些大臣诸王，宣布继承汗位。正像当时的俗语所说：“一口锅里煮不下两个羊头”，兄弟俩之间发生了战争。战争的局势一开始就较为明朗，一方面支持忽必烈的诸王较多，具有雄厚的军事势力；另一方面，忽必烈的军事、政治才能和经验也远比阿里不哥丰富；其三，是忽必烈占据了广大的地盘，尤其是中原地区，取得了巩固的根据地，因而经过多次较量之后，忽必烈终于取得了胜利。1264年7月，阿里不哥在大败之后，看看没了希望，只得带着身边的一些人来投忽必烈，表示归降。忽必烈问他：“你凭心而论，我们兄弟俩谁该继承汗位呢？”阿里不哥说：“原先我是对的，现在大汗您是对的。”这话的意思只是承认忽必烈战胜了，却并未承认忽必烈继承汗位是正确的。忽必烈听了一笑，就赦免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其余叛臣被斩首。
忽必烈称汗以后，积极推行汉法，他在相当于今天的就职宣誓的即位诏书中，竟公开宣称成吉思汗在五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认为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在他后来的施政实践中，也确实把施行汉法摆在了第一位。他所施行的汉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鼓励农业发展。这一条政策，对于转变游牧民族的观念，安定汉族人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他先后设立了许多劝农、督农的行政机构，“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并于1264年起，把“户口增，田野辟”当做考核官吏成绩的重要标准，并采取了许多招集逃亡、限制蒙古军占良田为牧场的措施。十多年后，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中原地区久遭破坏的农业生产基本得以恢复。
其二，承认汉族文化是主导文化。设立官学，用汉族文化教导训诫蒙古贵族子弟。忽必烈对许多大儒礼敬有加，并大量任命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做各个部门的官吏。公元1267年（元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上都重建孔子庙，并亲往祭祀。这些措施，对于蒙古人取得汉族人的好感和信任，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有助于稳定汉族的人心。
其三，仿照汉族先朝的体制，确定中央集权制的专制统制，建立完备的国家机构。在这以前，蒙古人虽有一套国家机构，但比较简单，只适于军事作战，不适于复杂的国家管理。忽必烈就命刘秉忠等人考定前代的典式，制定出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即使对于故老遗臣，山林隐逸也多所录用，忽必烈的这套做法，很适合汉人的心理，让汉人觉得自己并非是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
其四，建立国号、年号和礼仪制度，公元1264年（元至元年）8月，阿里不哥归顺之后，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又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开平府为上都，改中都为大都。他这一系列措施，均遵从汉制，充分表现了各民族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