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主帅这么一说，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的将领流露出畏惧情绪说：“眼下敌军粮草已经不多，若尹子奇与我军背水一战，做困兽之斗，发动强攻，我们恐怕难以抵挡，我看赶快再请援兵为好。”有的将领则说：“敌军粮草不济，正是我们攻击的好时候，我看不如派兵主动出城迎敌，火烧敌粮草补给地，这样或许可以解除危机。”“不行！敌军粮草早有重兵把守，况且，当前之敌已有数万，我们根本杀不出去。”出城迎敌之计很快遭到反对。这时，淮阳守将许远说：“这些日子，跟着节度使大人奋力厮杀，连连克敌，将士们群情激昂，倒是没有多想下一步如何，我们听大人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张巡见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一番也没有什么好计，于是说：“叛军固然粮草将尽，但据报又有新的补给，援军刚刚出发，需数月左右才能到达。叛军眼下如果发动进攻，虽然未必能攻下淮阳，但守城兵马必然又要遭受损失，依我之见，要想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才好。”
“大家不必冲动，我有个退敌计策，或许可解当前之围。常言说，捉奸要捉双，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敌众我寡，硬拼不行，如果能把敌主帅尹子奇除掉，乱其指挥，动其军心，岂不事半功倍？”
众人连称好计。许远说：“大人不愧智勇兼备，只是我们都不认识尹子奇，如何擒他？”
“这个好说，我们先叫士兵用蒿草稿削成箭向敌阵射，中箭的叛军一定以为我们已经没有箭可射了，如此重要的军情必然要向尹子奇报告。我们派人紧盯中箭之人，只要他向谁报告，谁就是尹子奇。”
不久，尹子奇又发兵攻打，张巡依计行事，他叫士兵向冲在前头的一敌校尉射出用蒿草稿做的箭，校尉自然未被射死，拔出箭一看竟是蒿杆所制，大喜过望，急忙向尹子奇报告：“恭喜主帅，张巡已经弹尽箭绝，你看，他们现在用蒿草稿做箭了。”尹子奇一看，非常高兴，即刻命令攻击。正得意忘形时，忽然一支利箭直射而来，尹子奇躲闪不及，箭头射入左眼，鲜血直流。同时张巡指挥几千精兵杀将过来，尹子奇一看不好，急忙逃走，险些被生擒。叛军一看，主帅受伤，落荒而逃，顿时乱作一团，哄散而去。
张巡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采用“擒贼擒王”之计，伤其主帅，乱其阵脚。使其前功尽弃，再次打退叛军。
直捣黄龙
刘秀与王莽交战时，刘秀就以此计智胜王莽军。王莽的数十万大军，包围了昆阳，刘秀奉命突围出城，到各地召集援兵。
当刘秀率援兵返回昆阳的时候。王莽数十万大军已经把昆阳包围得水泄不通。刘秀与庞大的荆军比起来，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盲目地使用这么点兵力去攻击强大的敌军阵地，等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刘秀想出这样一个作战方案，把作战目标选定为王莽军的统帅部——中营。具体做法是从援军中抽调精壮将士组成敢死队，首先冲进敌营，援军主力紧随其后，全力以赴地捣毁敌人的统帅部，使敌人指挥失灵，陷入混乱，同时通知守城部队配合出击，造成内外夹攻的有利形势。刘秀慎重地从援军中挑选了3000名勇猛强壮的士兵组成敢死队，由自己直接指挥。援军主力的作战准备工作，也安排得妥妥当当。
攻击敌人的时刻到来了。刘秀率领着敢死队从昆阳城东迂回到城西，渡过昆水，来到靠近敌军中营的地方，出其不意地向敌营发起了猛攻。莽军统帅王邑、王寻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给弄蒙了，一时弄不清这支军队的来意，命令各营不许擅自行动，而两人只率领1万人马前来迎战。这一下正中刘秀下怀，他把战刀一挥，3000敢死队就像狂风一样向敌人扑去，刀劈枪挑，勇不可挡。荆军派出的迎战部队本来就不太多，再加上士气不高，哪里能抵挡住刘秀敢死队的冲击，很快就乱了阵脚。其余各部因统帅有成命在前，都不敢擅自来救，眼睁睁看着义军援军把自己的中营打得稀里哗啦。在混战中，王寻被杀，王邑逃跑，莽军其他部队也因失掉统帅而出现了混乱。
坚守在昆阳的守军，看到自己的援军旗开得胜，备受鼓舞。他们立即大开城门，呐喊着冲杀出来。配合援军夹攻敌人。这时，老天也来助战，下起了大暴雨。莽军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更加无心恋战，四散奔逃。
雪夜偷袭
安禄山、史思明的反叛，给了唐朝的统治一个沉重而持久的打击。最高统治阶层的软弱使得很多地方节度使纷纷独立，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唐宪宗在位时的淮西(今河南一个地区)节度使吴少诚、吴少阳兄弟也企图背叛朝廷，雄踞自立。但直到814年，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才公开造了皇帝的反。他以蔡州(今河南汝阳县南)为据点，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朝廷多次试图制伏叛军，但都失败了。最后，在李塑亲自请求下，朝廷命他做了紧靠吴元济统辖区的唐、随、邓州的节度使，并把平息叛乱的任务交给了他。
起初，李塑一直按兵不动，并禁止士兵入淮西境内。好让吴元济以为朝廷派来的对手是个懦弱的人，放松警惕。而同时，李塑却在暗中做各种战前准备工作。他研究地形，派遣密探，操练士兵，还特别友好地对待被抓获的叛军士兵，就是对那些被擒获的、官职较高的叛军官员，他也给予赦免，甚至把他们收为自己的部下。通过这些措施，他吸收了一些对吴元济防区极为熟悉的士兵。从他们口中，他得知，吴元济的主力部队不在蔡州，而在洄曲。蔡州几乎没有防守。
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李塑想：自己的前任们都没能损伤吴元济的实力，因而他必定狂傲无比。况且郓州(今山东菏泽地区东北)节度使李师道、恒州(今河北石家庄等地区)节度使王承宗都是他的朋党，两人目前还未公开反叛朝廷。如果同吴元济打一场持久战，势必存在李、王两人与叛军联合的危险，这对朝廷将祸患无穷。为此，只有一个办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消灭吴元济，就是说：擒贼先擒王。
在公元817年11月27日冬夜里，李塑开始雪夜行军，奇袭蔡州。进攻军队已有三十年没到过这个地区了，所以谁也想不到进攻会在天黑时发起。天上下着大雪，很多军旗被吹破，但军队仍然不停地前进。
以柔治国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哀帝建平元年）12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9岁时病故。在他28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寅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
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会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更始元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刘秀坚决反对逃跑，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敌人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因为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两人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秀的哥哥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说刘秀的哥哥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动。刘玄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但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刘秀的僚属，都穿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这样做。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建武元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存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建武三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是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机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恂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竞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的时候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东汉建立以后，刘秀仍然实行怀柔政策，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反间计
兹选取《三国演义》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反间计评价如下。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衰微，天下诸侯王公各据一方，不听调度，眼见有天下大乱的趋势。
大将军、外戚何进想除掉宦官，但又恐势力不足，就听了袁绍的话，要调各路诸侯入京，共除宦官，曹操和陈琳坚决反对，认为调外兵入京，恐怕会闹出乱子，但何进不听，还是派人去请西凉刺史董卓等人入京共除宦官。结果，何进被宦官杀死，董卓带了十多万大军入京，独霸了朝廷。董卓仗势欺人，凌辱百官，无视皇帝，权威几同天子，甚至大有取汉天子而代之之势。曹操、袁绍、王允及朝廷百官不愤，起而共诛之，于是，司徒王允把自己的七星宝刀送给曹操，曹操借献刀行刺，行刺不成，便逃回家乡，传檄四方诸侯，共讨董卓。但因诸侯不能齐心合力，结果，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
司徒王允为除掉董卓而日夕忧虑不安，董卓不仅权势熏天，掌握军政大权，更兼有一义子吕布，骁勇异常，有万夫不挡之勇，极难对付。一天，王允在深夜看见自己的养女貂蝉在牡丹旁边对月长嘘短叹，以为她有了私情，十分生气，就厉声呵斥。
没想到貂蝉跪下来说：“小女见大人近来忧心国事，愁眉不展，只恨自己是一弱女子，不能为之分忧。”王允一听，忽然计上心来，觉得汉室的命运，真是决于貂蝉一人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