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谋划的基点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刘邦
兵家权谋中,战略谋划居于最高层次。所谓战略谋划,即是对战争全局的指导和筹划,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战争的性质及战争双方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条件,照顾战争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关系,制定战略方针、计划和实施的形式与方法。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这就是说,只有精于战略谋划的统帅,才能握有到达战争海洋彼岸的通行证。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整个历程中,彭德怀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一直担任一个方面军的主帅,而且从红军时期开始即在最高统帅部居要职。土地革命时期任中革军委副主席(1930年开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长期肩负着战略指导的重任。为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针、决策的制定和贯彻,为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彭德怀战略思想广博精深,本章只是就其战略谋划的基本思路和着眼点作一探讨。
一、"深察敌我利害"战争中的利害是指影响实现战争目标的主客观条件。对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敌我力量对比等利害关系进行分析判断,是战略谋划的起点。任何战略思考都是在权衡利害的基础上进行的。彭德怀在《关于作战指导原则》一文中对此作过深刻的阐述":战争领导者必须反复思考,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认真分析敌我利害,深察敌人企图。"他认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出准确的战略指导",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一)全面客观地估量敌我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是进行战争指导的基本依据。在战略谋划中,正确全面的敌我形势估量,是作出正确战略决策的前提。换句话说,任何一场战争其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敌我利害关系的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战争是敌对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从总体上看,主要包括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人口、自然、地理等方面,它们的综合力量决定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而这些因素的每一方面,也都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如军事力量它包括军队的数量、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战术技术水平、军事思想、指挥官特点、部队士气等。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只有对这些因素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也就是,不但要进行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要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力量的综合比较,在军队力量对比中,不但要看现有军队的数量质量,而要看后备兵员的数量质量,不但要看武器装备,而且要看军队军事和政治素质。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而不是全面权衡作出准确估量,就必然要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彭德怀指出":必须认真了解对方各方面真实情况,综合这些同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对比分析,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彭德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所提出的战略指导方针,正是对当时敌我力量对比进行全面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我军的初创阶段,他认为必须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掌握政权而我根据地尚在创建中的客观情况出发,以盘旋式游击战争来壮大自己、消耗敌人。"红军惟一良好的战术即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抗日战争之初他深刻地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摆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固然不应过分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而丧失胜利的信心;但亦不应轻视敌人的力量,而放松自己的动员与必需的准备。我们需要最高的抗战热情与胜利的信心,我们尤需要有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讲求争取抗战胜利的办法。"他在抗战的各阶段所提出的一系列作战指导方针与战法,如对开辟、建设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艰巨性和必胜性分析,被后来的战争实践所一一证实,这种英明的预见性来源于全面客观的敌我力量的分析估量。
1939年,彭德怀在《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文中指出,由于目前敌后所处的战略位置的重要,尤其是华北将是决定最后胜负的重要战场。敌人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将减缓,而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围攻"扫荡"将更加疯狂。敌后抗战将陷入紧张严重的局面,而且这种紧张的战争局面将随着全国战局的发展而继续发展,随着抗战相持局面的到来而更加紧张。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不易迅速改变,在敌人的不断扫荡之下,敌占区的面积一时有可能扩大,敌人之据点随军事之进展而有若干增多。"不仅是平原,甚至山地都可能钉上斑斑蹄踵。"但是,敌后地区辽阔,敌人兵力不足的基本弱点不易克服,其对敌后各地的围攻,一般只能采取集中兵力分区"扫荡"的办法。如此我们在被围的根据地反对敌人围攻的同时,未被围攻的根据地可以从四面围攻敌人。敌人因消耗过大,疲劳过度,困难增多,形势不利,不能不被迫退出围攻区域。我便可乘此间隙整理、巩固各种被摧残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各种工作,扩大根据地,配合邻区,打击敌人,生息新的力量,准备迎接敌人的再次围攻。这种持久的、艰苦的战争,是造成全国战局转入相持阶段的重大因素,也是构成从相持阶段过渡到反攻阶段并夺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此后敌后抗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彭德怀的分析预见。也正是据此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空前规模的破袭战(百团大战)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以敌进我进的方针粉碎敌人的"强化治安运动";以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建设的全面加强,粉碎敌人的"总体战"。从而使华北敌后根据地在敌人一次次疯狂的围攻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成为最终战胜日军的主要战场。
(二)用发展变化的眼光认识敌我战争潜力彭德怀认为"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战争的进程中,敌我双方各自的力量都将随着战争潜力的不断发挥而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变化。"历史上曾有不少弱国战胜强国的事实,而在战争开始时,一定是弱国力量远不及强国。但在战争过程中,弱的国家不断发挥与生长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在持久战下战胜了强大的侵略者"。因此在进行力量对比时,不仅要看到现有军事实力,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对战争潜力作出估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他还从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存在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潜力。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从而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彭德怀还指出,在对一个战略区的敌我力量作出估量时,也不能只从现有军队数量看问题,而看到其发展趋势。1948年11月12日,他在给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和警四旅的指示电中分析当时西北敌我力量对比时,即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虽然从兵力上看",对性的一面,又有相对性一面。在某一个具体的军事行动中,针对双方的胜负结局,利与害有着绝对的意义,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必定有害,反之亦然。但在发展变化的对抗过程中,利与害只具有相对意义。比如,在战斗范围内出现的利,对于战役、战略任务来说,未必都有利。在许多情况下,一味地争夺小利,反而会影响战略大局。相反,有时因战略大局的需要,则要主动放弃战斗乃至战役的利益。同时由于对阵双方相互示形用诈,常常在战场上出现许多害中有利,利中有害,利害相杂的复杂情形。因此,辩证地认识利害关系,善于从不利中看到有利因素,坚定信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在发展顺利时看到不利条件,不为敌所算,乃是深察我利害的关键所在。彭德怀在其战略谋划中,处处闪现着辩证思考的光辉。他特别强调在胜利的情况下,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敌人的实力和自己的弱点。"军事上先胜后败,多半出自骄傲轻敌。骄傲轻敌的原因:一是对战争局势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认识;二是在胜利后,不易看出自己存在的弱点,忽视敌人的优点,因而产生轻敌情绪"。在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中,打过许多在战争史上称之为奇迹的胜仗,而绝少有指挥上的失算,因素很多,能够辩证地认识敌我利害,在胜利后仍然客观而缜密地察彼度己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一条。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上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取得了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歼敌5.1万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土,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一带进行防御。这时朝鲜领导人和我军一些同志产生了速胜的思想。但彭德怀看到,敌虽遭两次打击,但主力未受大的削弱,敌人占有制空权、制海权,志愿军的运输车辆和物资被毁严重。因此于12月19日致电毛泽东,对敌我双方情况及对策作了报告":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纵深加强,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多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很不利。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2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说":你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做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休整再战。"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后",联合国军"退至汉江以南,并放弃了汉城。中朝军队8昼夜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在举国和全军欢庆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冷静地分析认为,我军只歼敌1.9万人,敌人主力不战而退,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我军后方供应困难,侧翼暴露,以便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因此彭德怀于1951年1月7日断然命令各军自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对此苏联和朝鲜方面都有人感到困惑不解,认为只要中朝军队继续向南追击,美军就会退出朝鲜半岛。中朝军队内部轻敌速胜的观点也在增长。1月10日,金日成到中朝联军司令部讨论继续向南追击的问题。在听取了彭德怀对敌情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以后,金日成赞同了彭德怀的看法。战局发展的态势很快表明,彭德怀的决策是正确的。"联合国军"诱志愿军南下未成后,即于1月25日发动了反攻。27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建议部队后撤15至30公里,休整再战。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未同意这一意见。并要求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彭德怀坚决地执行毛泽东的决策。第四次战役虽歼敌2.2万人,但志愿军伤亡亦较大。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前线部队衣、鞋、粮、弹均未补充,而第二番轮战部队还在鸭绿江边。彭德怀对此种局面深感忧虑,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2月21日回到北京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说明敌我现实情况,阐述朝鲜战争不能速胜的看法。毛泽东在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分析之后当即表示":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从而为志愿军确定了持久作战的正确方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二、着眼于全民战争力量的发挥中国革命战争是人民战争,着眼于全民战争力量的发挥,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战略指导方针的根本依据。在彭德怀的战略思想和他所作出的战略指导中,这一特点也十分鲜明。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阐述了认识和发挥人民群众巨大的战争潜力,对赢得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一系列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的方针和方法。为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群众优势是革命战争的根本优势,依靠这一优势取胜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中一条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战争也是这样,它是敌我双方综合力量的竞赛。在这种竞赛中,优势的一方必然战胜劣势的一方。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就其军事和经济力量而言,革命势力无疑是处于劣势的。但力量的对比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也是民众人心的对比。彭德怀认为":一个国家的生命,系之于全国人民的身上,一个战争的胜败,也系之于人民的向背。"从这一点说革命战争也有它特殊的优势,这就是人民群众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完全为最广大劳动群众翻身求解放的战争,它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和支持。这一点是我们的敌人所不可能具有的。因此革命战争的根本战略就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优势,依靠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来弥补军力经济力的不足。通过"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与生长民族的力量,高度发挥民众抗战的热情,建立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转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现势。"首先,人民群众中有着战争所必须的巨大的人力资源,能为革命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战略谋划中,发掘兵员潜力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无论任何形式的战争,都直接表现为人与人的对抗,其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当战争进行的时候,能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兵员补充,就成为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一切非正义战争都是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只能用强制的手段去获得战争所需的兵员和其他人力资源,兵员不足是这种战争中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当战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且也为其所认识时,人民群众就会积极参加到战争中来。彭德怀指出":军队作战的人力消耗是很大的,加上我们还需要组织更多的新的军队,才能应付战局开展的需要,这就非需要全民族的动员不可。""强迫抽派或征调的军队,是无法支持最顽强的战斗的。反之,在民主与民生的纲领的实施中,人人将自动地踊跃地奔上前线,家中的父母妻子也将热烈地鼓励自己的丈夫儿子上前线。这样军队,质量要好得多,战斗力要坚强得多,与人民的关系密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