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务重于生命
洛川会议结束后，即1937年8月底，按照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中旬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仍沿用第八路军番号），朱德为总指挥（9月改称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改称副总司令）。红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第八路军辖属第一一五、第一二○、第一二九3个师，并先后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与此同时，各部队留下的部分兵力与陕北地方武装一起，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的名义，驻守陕甘宁边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南京政府发布命令，任命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当即按照洛川会议的决定，着手进行留守部队的整编工作。
难怪一些人对党中央留在延安有顾虑。这时的陕甘宁根据地尽管几年前已建立民主政权，也有一定群众基础，但所处的形势实在不容乐观。东面，气焰嚣张的日军隔河相对；南、西、北三面，驻扎着国民党数十万部队，形成环形包围圈；边区内部，许多地方是国共两个政权并存，土匪袭扰、作恶不断。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不足万人的“留守处”成为陕甘宁边区外拒敌人入侵、境内靖匪安民的唯一军事力量。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对留守部队建设非常重视。萧劲光担任总留守处主任，是由毛泽东提名，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整编过程中，毛泽东对留守部队组编、兵力部署作了多次具体指示。据此，萧劲光将陕甘宁边区18个县（后来，按照国民党三三三次会议划定，陕甘宁边区为23个县）划分为东、西两个地区，分别设立留守处。神木、靖边直到洛川等东部各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定边、环县直到淳化以西诸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各部队留下的兵力，包括第一一五师的炮兵营、辎重营，第一二○师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部及七七○团等部，连同陕北地方武装共九千余人。统一整编为第一至第八个警备团、第七七○团（原属三八五旅）及骑兵营、鄜（鄜县，今富县）甘（泉）独立营。根据任务的需要，各团营分别部署于边区各防地。总留守处机关设在延安，同时，设立延安保安司令部、绥德警备司令部等。
同年10月，留守兵团部队整编工作基本结束，在延安召开了宣布总留守处成立的军政干部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会议，代表中央军委给留守兵团下达指示，明确了留守部队的使命任务。之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有坚强的留守部队，才有巩固的边区。有巩固的边区，才能为前方将士提供有力的支持、支援，才能有前线抗战的胜利。大家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战斗一样重要。讲到最后，他伸手拍着坐在旁边的萧劲光的肩膀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说着，扭头看了看萧劲光，“萧劲光啊，我准备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你也得做这个准备哟！”
毛泽东意味深长的玩笑话，使萧劲光大受震动。“保卫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加强战斗准备，培养和积蓄干部”，任务太重大了！当晚，他回到宿舍里思考再三，亲自书写了“任务重于生命”六个大字，贴在了床头的墙上。第二天，留守部队召开整编教育暨剿匪动员大会。萧劲光又把“任务重于生命”六个字写成大标语，悬挂在会场上。在动员报告中，萧劲光具体阐述了当前的形势、党中央赋予留守部队的使命任务。尔后，他放缓速度一字一顿地说，有的同志不安心在留守部队工作，要求上前线。这种想法总体上讲没有错，是对的。但，大家必须清楚，我们部队的名字叫“后方留守处”不错，但延安、陕甘宁边区可绝不就是后方。大家知道，我们的东边，黄河对岸驻扎着日军重兵。他们不仅虎视眈眈，随时都企图渡河西侵，且不时有飞机过河骚扰轰炸。其他方向，北、西、南三面，驻扎着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国共两党虽说已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但蒋介石是否从此就不“剿共”了？至少到现在，挑衅一直未断。就是边区境内，暗藏的奸细敌特不说，单是四处窜扰、烧杀抢劫的土匪已足以使各县不得安宁。所以说，这里同样是前线，而且是更重要的前线。我们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还要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要剿匪，要同明里暗里、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战。大家看到了，会场上我写了六个字：“任务重于生命”。这不是个一般的口号，它应该成为我们留守兵团每一个官兵的座右铭。大家都要理解它，牢牢记住它，随时准备用鲜血和生命去实践它。
同年12月中旬，为了加强领导、方便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将“留守处”内部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任命曹里怀为参谋长（此前为参谋处副处长），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此前为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对部队编制、体制作了进一步调整，配齐了部队的政治委员。命令公布后，召开了留守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军政首长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均出席了会议。大家刚落座，毛泽东就诙谐地对萧劲光说：“蒋介石给你个主任，我给你个司令员，叫起来也好气派些！”随后，毛泽东再次讲话，重申留守部队工作的重大意义和责任，强调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的道路。周恩来等也都讲了话，就如何抓好留守兵团部队建设问题谈了意见、要求。总的思想是，要求萧劲光他们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去做，把留守兵团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松散的队伍，建设成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正规部队。
从整体上看，留守部队官兵的素质是比较好的，共产党员占相当大比例。其中绝多数同志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历过残酷斗争环境的锻炼，政治信念坚定，有顽强的战斗精神。但另一方面，由于来自不同的部队、各个根据地，机构建制不统一，规章制度不统一，加上长期游击生活，因而组织纪律涣散，存在游击习气，不团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萧劲光遵照毛泽东和军委的指示精神，从“政治、军事、文化、党的工作”四个方面入手，狠抓了留守兵团的教育训练工作。
1942年9月，留守兵团与贺龙率领的晋绥军区的部队合并，组成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萧劲光与徐向前任副司令员。萧劲光分管联防军训练工作。他依然根据留守部队的特点，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系统、严格的教育训练，全面提高了官兵的军政素质，使留守兵团部队逐步走上正轨，成为保卫边区的红色劲旅。他们不仅圆满完成了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光荣任务，而且向前方部队输送团、营等各级干部二千多名，实现了党中央确定的为前线部队“培养、积蓄干部”的目标。
二、剿除匪患，靖乱安民
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陕甘宁边区直接面临的问题是土匪破坏活动更加猖獗。
按照南京政府同意的区划，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北起府谷、神木，南至洛川、淳化，东至黄河，西至盐池、定边、环县，计23个县。在主持留守兵团整编的同时，萧劲光就指示有关部门对境内匪情作了调查。俗话说：“山穷水恶，土匪成窝。”由于地瘠民贫，长期以来土匪在这一带一直没有断过。20世纪30年代前后，外敌入侵，国民党政府穷征暴敛，人民苦不堪言，这里匪情也越发加重。据初步摸查，边区范围内零星的散匪不算，单是能叫得出匪首名姓的较大的土匪团伙就有43股，约4000多人，握有枪支在2000支以上。而留守兵团，担负保卫河防任务的部队，中央、地方党政机关警卫部队，各种兵力加在一起，只有9000余人。所以，土匪并不把留守兵团放在眼里。主力部队刚走，留守兵团忙于整编的一段时间，土匪活动异常频繁。光天化日下他们就在村镇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暗杀边区党政工作人员，无恶不作。
要使边区稳定，党中央安全，剿匪刻不容缓。用什么办法剿灭这么多土匪？萧劲光与李德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遵义会议后，李德被撤销了军事顾问的职务，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他先是在红军大学任教，讲过一个时期的课，后又被派到留守兵团训练骑兵，有时也参与讨论研究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萧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等兵团领导召开会议研究剿匪问题，吸收他参加了。李德提出要采取“平推”战术：调集大部队一字排开，从延安向周边，齐头推进。并宣称，这样声势大，兵力集中，可一网打尽，一次成功。
萧劲光不赞成李德的办法。对他说：这里山高沟深，塬、梁、峁俱全，地形极其复杂。土匪刁滑得很，又熟悉地形环境，大都昼伏夜出，四处流窜，哪里会集合在一起让你去推、去打呀！
李德听了，又是摇头又是耸肩膀，显出鄙夷不屑的样子。
会后，萧劲光把与李德的争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笑了，说：“怎么，没有李德不行吗？”萧劲光当即汇报了兵团几个领导的意见。
萧劲光说，目前留守部队力量有限，还要担负警卫任务，保卫河防，剿匪单靠主力部队是不够的。我们的想法是，实行主力部队与地方自卫军相结合，并要取得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配合，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过去匪患不除，根本原因是“兵匪一家”。正像群众说的，那些剿匪部队都与土匪穿着连裆裤，由他们剿匪当然剿不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优势是“军民一家”。剿匪为人民，也要靠人民。以部队为主，军民联手，造成天罗地网，土匪再狡猾也无处躲藏。听了萧劲光的想法，毛泽东点了点头：想法对头，先干起来再说么！
11月初，剿匪战斗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先后打响。
留守处机关首先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联系，发动群众与地方自卫军一起参加捕捉散匪、小股土匪。听说八路军要剿匪，深受匪患之苦的群众击掌叫好。许多村镇很快组织起小分队，和部队一起投入战斗。群众发现匪情，都及时向剿匪部队报告；追击逃匪，群众自觉监视，主动配合截击。很快，各地的土匪都陷入军民联手的重重包围中。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采取调拨救济粮款等具体措施改善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一部分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流氓无产者）改邪归正。有的还自愿参加到剿匪队伍中，献计献策，为剿匪出力。
对部分民愤大、人数多的反动顽匪，集中调动主力部队进行军事会剿。剿匪第一仗，首先集中了警一团、警二团、警五团及蒙汉骑兵支队等二千余人，对官滩、盐池以北的叭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房梁一带，以张廷芝、范玉山等人为首的几股顽匪进行围剿。
在军民联合打击下，剿匪进展迅速，成果显著。据1938底统计，被彻底消灭的土匪36股，击溃的土匪10余股，生俘匪徒9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步马枪1700余支、迫击炮2门、子弹20余万发。捕获的匪首，大都交当地政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民愤较小且认罪服法的，交群众监管改造，罪大恶极的予以坚决镇压。历时不到一年的时间，边区内各地的土匪，除少数由国民党政府支持的“政治顽匪”外，基本上肃清。对此，各界群众交口称赞：“这在过去上是不可能的，在其他地区也是无法做到的。”
在剿匪战斗中，留守部队和当地群众先后牺牲700多人（其中团队干部2人）。
陕北初冬，夜深人静。毛泽东还伴着如豆的烛光在阴冷的窑洞里伏案疾书。萧劲光按照毛泽东“每晚都要来谈谈部队情况”的约定，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当他报告说，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肃清时，毛泽东又惊又喜：“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肃清了？”萧劲光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泽东十分高兴，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时过不久，毛泽东又让萧劲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报告了剿匪情况，介绍了经验。萧劲光说：“我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快的把土匪消灭了呢？许多人对这事觉得很奇怪。许多军事家都说，大战容易打，土匪难打。我们的经验是，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用全体的力量去搞，没有搞不了的，靠坚强性、团结性，才能打平。开大军去打，正如梳子梳头，梳过去了，但留下很大的空隙，他们还可以在这里活动。我们的方法是：猛打、穷追、阻击、合击。”“土匪的肃清单靠军事不够，还要在政治上争取他们、瓦解他们……许多不得已做土匪的，我们便帮助他们改邪归正。这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把边区的匪害肃清的经验。”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区内再很少听到土匪为害。
三、以弱胜强守河防
陕甘宁边区东临奔流不息的黄河，河对岸便是日军大兵压境的山西省。
这段黄河，北起府谷，南至宜川，蜿蜒五百余公里，通称“千里河防”。它既是阻止日军侵犯边区的天然屏障，又是边区、党中央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必经通道。一旦河防失守，不仅作为八路军大后方的陕甘宁边区不得安宁，而且势必割裂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所以，留守部队组编伊始，军委首长向萧劲光下达的任务，首要一条就是“保卫河防”。
抗战初期，日军在华北的兵力近20万，进入山西的是两个半师团，少说也有4万多人。而留守部队初建时不足1万人（翌年春发展到1·5万），并且还要担任中央、军委等各级机关的警卫任务，还要剿匪，还要应付顽固派的骚扰破坏。至于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更是显而易见的。
千里河防，千钧重担！从留守兵团成立那天起，如何保卫河防，就是萧劲光经常思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日军咄咄逼人，逐步向河岸逼近。1937年11月16日，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把萧劲光找来窑洞，专门听取他关于保卫河防的汇报。
“听说你们研究了，今天请你谈谈。日本人目前会不会过黄河？他们过黄河怎么办？”萧劲光刚跨进窑洞，毛泽东就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
萧劲光是毛泽东的常客，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没有客套，一边掏本子一边就开始汇报：“这个问题，曹里怀、莫文骅我们几个人研究了几次，昨天开了干部会，有个文件很快就报军委。”
萧劲光说：“我们分析了一下，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日军要进攻西安的时候，可能以一支部队策应，进犯河防以配合行动；二是日军要进攻整个大西北时，可能以一路兵马突破河防，进攻陕北；三是日军在山西进行‘扫荡’时，侵犯河防，以切断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胁我们边区的安全。”
毛泽东插道：出现了这些情况，你们怎么办？能守得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