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王珪，其于唐室之兴，太宗固已无所不尽其用矣。而诸公亦奋然并见其才，而无相媢之意，虽至于廷论之际，辩其所长，如数白黑，则诸公岂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确论如何，于是始有可论者。
夫宠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际，至难居也。君臣上下相与共乐之，而无异同疑间之论，则为可愿耳。汉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萧何、韩信、张良，盖杰然于其间。天下既定，而不免于疑，于是张良以神仙自托，而萧何以谨畏自保，韩信以盖世之功，进退无以自明。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为保身之术。然则人才之获尽其用，乃一身之至忧也，则亦何乐于功名宠利之际哉？故李泌极论李晟、马燧于德宗之前，而二臣为之感泣。使泌如张延赏，则晟方欲死而不可得。论至于此，则同列之公论，岂不甚可乐哉！吾之所长既已暴白于天下，而犹眷眷于同列之公论，固非沾沾自喜之为也。盖同体共事之人，其论易以不公，而人主之听易以入，此自古之通患，而其来非一日矣。
唐太宗之兴也，房玄龄相得于艰难之中，谟谋帷幄，以定大业；温彦博盖尝掌其机事；而李靖亦有功于南方矣。其后天下平定，玄龄相与兴仆起僵，而唐之纪纲法度，灿然为之一新。彦博于出纳之间，盖亦具尽其劳。至征伐之责，靖实专之。及魏徵、王珪以仇臣入居谏诤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进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后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并举而大用之，以究尽其才，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鉴人物，使之廷论诸公之才。而珪一二辩数，皆足以尽其长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济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释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谋同辞而皆以为确论也。不然，因诸公已成之业而论之，此何足以为知人，而诸公乐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
嗟乎，珪之论可谓至公，而其心亦甚平矣。珪与徵，均为谏臣，而忠直剀切，大略亦相当也。人情每蔽于自知，而珪独察其直，耻君不及尧舜之心，而自处于激浊扬清之任，辩析毫厘，而明于自知，则其论安得而不公？吾是以知其心之甚平也。虽然，房玄龄视诸公最为旧，故而唐业之成，亦劳矣。以汉帝之多疑，盖终其身不敢舍萧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奋然有天下豪杰之心，使新旧迭用事而玄龄泰然居之，不以进退自嫌，故诸公得以尽其才，而卒无纷乱法度之忧。夫迭用新进而不伤于国家之大体，此萧何、曹参之所难而珪之有所未及也，岂玄龄固乐诸公之并己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龄所以为宗臣也。
汉诸儒修艺文如何
经学既废而复存，可以验圣贤余泽之所自矣。夫已废者未易以遽兴，而已缺者未易以遽全也。当经学废缺之余，而毕力补复，犹能使来者之有考，此岂无自而能然哉？亦惟圣贤之余化深浃乎礼义之邦，而考古好学实出于天性之自然，故其前后相承，源流如一，虽经学之厄于一时，而相与维持，遗文卒赖之而不灭也。呜呼，是其源委盖深长矣。
秦坏《六经》，而汉儒修之。坏之之易，而修之之难也。然艺文赖之以复修者，则齐鲁之士居多。何哉？圣贤之教，熏陶已深，而世习其业，终久不忘，秦纵坏之，而人心之经学终不可得而泯也。然则六艺之修，独非齐鲁之圣贤余泽之验欤？
汉诸儒修艺文如何？请因范蔚宗之言而有论焉：太史公之序《儒林》也，其言夫子之述六艺，所以悯时行道之意，诚深切矣。盖至论齐鲁之士，则及其习俗之雅厚，天性之纯笃，与其更变履难而卓然固守之意，反覆慨叹，拳拳不释焉。而复从为之辞曰：“汉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始尝疑之，圣贤阐人心之理而作经时，欲使天下之昭昭，非一方一国之所得私也。通经好古，奚独齐鲁之士为然？而经学之复修，卒亦齐鲁之士是赖，何欤？盖天下之理，非出于渐染之已深者，则其所习为易回；非出于情性之固然者，则其所业为易变。齐鲁，圣贤之邦也，孔孟周游其间，而以经学淑后进者弘矣。化行当时，泽在人心，谁忍忘之？讲学于儒术既绝之后，弦歌于引兵迫城之余，风声气习，终始纯固。史固谓其袭圣贤之余化，而天性然也。是虽烈焰之酷，禁纲之苛，而学士大夫口诵其文，心维其义，兢兢传守，以世其家，固有经百变而不诎者矣。艺文之复修，非齐鲁诸儒之功而谁欤？
自今观之，伏生，济南人也，而言《书》。田生，菑川人也，而言《易》，皆其教之著于齐鲁者也。高堂生以《礼》名，申公、辕生以《诗》显，而《春秋》一经，实胡母生声其学于不传之后。兹非炳炳于齐、鲁之间者乎？厥后缉比遗编，推寻断简，使继之者有稽而传之者有宗，皆齐鲁诸儒之力也。夫自秦氏之厄，而《六经》之遗响几坠矣。是数公者，以其耳目之所及，师友之所传，更相讨论，互为正救，而六艺赖之以复立，绝者复续，缺者复全，而息灭者复盛。万世而下，获味六艺之全文，而继见天地之大造，诸儒之功，顾不远欤！不然，丁宽，以《易》著于梁者也，而原其学，则本于齐之田何。赵绾，以《诗》名于代者也，而原其学，则授于鲁之申公。经学渊源，信不为无所自来矣。然则六艺之修，吾安得不归功于齐鲁之诸儒乎！
嗟夫，已废者难修，而既修者易定也。艺文之复修，诸儒用志，亦甚苦矣。而东京之士，不能因已修之书而求至当之论，何哉？大庭会议，而戴、冯以辩给御众；韩歆欲立古学，而范升、陈元之徒纷如聚讼。观蔚宗所载，若任、戴、包、薛之徒，类皆互相诡激，而非有志于圣经之奥旨者也。无忝前修，仅有康成一人而已。夫诸儒能全其书于经之已坏，而后学不能守其业于经之已全；诸儒能出力以任其至难，而后学不能平心以考其所易，遂使《六经》之粹学，反累于众氏之繁诬。是则东京之士，其有负齐鲁之诸儒甚矣。蔚宗既以修艺文为诸儒之功，而复以滞固所禀为守文者之病，其亦有感于汉兴之诸儒也夫，其亦有憾于东京之学者也夫！
庄骚太史所录
文体之工，自文法之变始，愈变而愈工，知道者于是乎有所感焉。夫文之正者无奇，无奇则难工。世之君子争为一家之奇言，则其法不容以不变。变益多，正益远，工亦益甚。盖自《六经》而下，惟《庄》《骚》《太史》为最工，有志于文者，类喜言之。虽然，《庄》，理义之变也；《骚》，《风》《雅》之变也；《史记》，《尚书》《春秋》之变也，不变则不工矣。噫，文以变为工，其于道奈何哉？然而世之议三家者，曰漆园之文伟，其失也诞；灵均之文深，其失也怨；司马父子之文浩博闳肆，其失也豪。噫，亦孰知其不诞则不伟，不怨则不深，而不豪则不足以发其浩博闳肆也哉！夫太羹玄酒，味之正也；《云门》《咸》《韶》，音之正也。三家者，负其诡异杰特之才，不安乎正而必出乎变，力扫世俗之尘腐，而为千古言语文字之宗祖，其用志亦良苦，而自成一家，亦良可喜矣。
然昔者吾孔氏非无三家之才也，《六经》之文，不敢出一毫意见于法度之外，端简严重，如老成人，而万世之能言者莫加焉。然则文之工者，政不必变乎正而后工也。若三家乃必欲变之，何耶？彼诚见夫理义者，圣贤之正论也，文必本乎理义，则淡薄无味，根据不深，不足以搜奇而猎异矣。《风》《雅》者，诗之正声也，文必类乎《风》《雅》，则寂寥希音，简朴无华，不足以夸多而斗靡矣。《尚书》《春秋》者，史之正例也，文必法乎《尚书》《春秋》，则谨严太过，绳尺甚苛，不足以骋才而肆志矣。今观庄氏之架虚行危，凌高厉空，《逍遥》《齐物》等篇，广譬博喻，而杂以恢谐戏谑之辞，使人心广神驰，如从至人而游六合之外也。屈子之文，孤芳独洁，含讥隐刺，《卜居》《渔父》等作，凄切感惋，而文以忠爱恻怛之旨，使人志销意沮，如行墟墓而闻秋蛩之鸣也。子长之文，浩浩乎，洋洋乎，自本纪至列传，采撷捃摭，而驾以雄浑雅健之笔，使人气疏才涌，如入太庙而观礼乐之器也，可谓工矣。然使质知道君子之前，则谓此变也，而非正也。荒忽虚幻，理义之所讳也；亵嫚简傲，《风》、《雅》之所弃也；诡怪奇特，《尚书》《春秋》之所不取也。学不足以知圣人之用心，而终身自列于言语文字之流，工于文者，果三家之福哉？
韩愈氏固自许以知道者，《进学解》之作，平生用力浅深次第，历历可见。《盘》《诰》也，《诗》《易》也，《春秋》也，皆尝含其英而咀其华，趋向正矣，而不逮于三家，何欤？岂因《易》而有感于庄之变，因《诗》而有感于《骚》之变，因《盘》《诰》《春秋》而有感于史之变欤？抑方喜其体之工而忘其正之已变欤？愈之为学，识者固尝议其失端绪矣。观其所作，怪怪奇奇，大率《南华》之步骤，而《罗池》一碑，《毛颖》一传，视楚江之些、序赞之笔，必欲极力而模仿之。盖其文仅足以变王、杨之陋，而不足以正《庄》《骚》《太史》之变，又况子云、相如之可喜可慕者陈乎前，有以诱之、夺之欤？异时因文以见道，《原道》中数语，君子许焉，然后世终不以为得《六经》、孔孟之正传者，盖愈之学虽正，而其文终出于变，则亦秦汉而下之文杂于其心而为之累者多耳。噫，学至韩愈，文至《庄》《骚》《太史》，而终不足以近道，则有志圣贤之事者，安得不重有感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