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祐间，司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为人君之仁；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为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为人君之武。其论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赏、必罚。谓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故天下饰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选在位之臣，各当其任，有功则增秩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又以祖宗开业之艰难，国家致治之光美，难得而易失，作《保业》。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为功，从而救之者难为力，作《惜时》。无远虑，必有近忧，作《远谋》。燎原之火，生于荧荧，作《谨微》。华而不实，无益于治，作《务实》。合而言之，谓之《五规》。光自谓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所学，尽在是矣。又谓《五规》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也。宋之仁宗，可谓汉、唐以来之令主矣。当此时，韩琦为宰相，君臣皆贤，迄不能如光所言，岂以其分量有所止，虽四十年深仁厚泽，无以进于三代之隆，为可惜也。盖尝读其《保业》之规，言天下得之至艰，守之尤至艰，自周以来，离而合，合而复离，五代生民之类不尽者几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五百余年而已。承祖宗艰难之业，奄有四海，传祚万世，可不重哉！人主抚全盛之运，知易离难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势，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诚不可一日而不兢兢业业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终不能取。燕、云十六州没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为尤重也哉！所谓“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爱吾人，保吾土，诚不可一念自放者矣。
夫陆贽、司马光，其言固皆可以为万世之所取法，而《申鉴》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约，固不得以优劣论矣。执事欲取数子之书，为可垂警诫而备世务者，愚于前所陈，盖亦得其略矣。昔者尝诵而论之，虽其言散见于史传，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诗》《书》《礼》《乐》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则著焉，端本善俗之几昭焉。朝廷之所以顺治，百官之所以得职，王化之所以隆，国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系于此也。夫谓“意义深远，可为法诫”，则刘向山陵之奏，与陆贽、司马光论天命、保业，此其尤谆切者也。至于财赋兵农夷狄之大务，诸疏皆有之，以明问之所未及，亦未暇尽述也。
夫此数子者，固皆一代之伟人，其论议著于本朝，载于后世，视小儒龌龊暖姝，勉强缀论而中无所有者，真秋虫之鸣也。夫大人之言远，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贼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盐博辨，非当施于人主之前也；铢称寸度，非可以规天下之大也；蓼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舂，数米而炊，非治万乘之国也。如此之类，常形于奏牍，则人主之听览眊矣。故“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千里，捕鼠不知狸狌，言殊伎也；鸱休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与天下之识，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远。噫，安得起诸君子而与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颇有感于今世之务，顾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窃有慕于魏相、苏轼之条陈进读，不胜忠爱之惓惓也。
（１１问：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郑、卫、梁、楚、颍川、南阳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难以尽举。姑取当时任事为豫、冀之产者，各举其概，与诸士子论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运筹帷幄，辞万户之封；或崇明王略，拒九锡之议，其心迹何似？并遇戚竖之皞矣，或依违顺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婴灭顶之祸，其道谊孰得？负苍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衄，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实孰当？际中兴之运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应变之务，其功名孰优？属时多难，或负高志，而不能免陈涛斜之败；或有胆略，而不能拒封丘门之入，其才略孰胜？遭世治平，识量英伟，定社稷之策；临时果断，有大臣之风，其德业孰隆？诸士子尚论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况其乡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对。
任天下之事，贵乎善应天下之变，而非其才德之全，不足以当之。才德纯备，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惊，纳之至繁而不乱，以辅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倾，而自居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则然，而使其所遭之数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书》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已，则椎鲁朴鄙之徒也，不可以语才。《书》又曰：“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已，则轻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语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为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凉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废坏而不振也。
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谓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诗》曰：“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为王者之佐，而管仲、子产、百里奚、孙叔敖，皆有闻于世，孔孟盖论之矣。今特因明问，略举汉以来遭时遇主，经纶世故，史传所记者，谨掇拾以对：
张子房当秦、楚之际，以家世相韩，为韩报仇，择可以委身者，遂从高帝。汉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万户之封，愿从赤松子游。或谓子房不终事汉者，为韩也。夫诛秦灭项，子房之志已毕，移以事汉，何损于义而必去之？独其为道恬淡，薄视人世之功名，而有飘然远举之志耳。荀文若遭汉室之乱，间关河、冀，以从曹氏，奉迎銮驾，徙都于许。魏之大业垂成矣，文若不从九锡之议，毕命寿春。或谓文若之死，非为汉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为曹氏佐命，何以轻于杀身？独其为才所役，度天下无可以尽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盖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过；其于文若也，病于绝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终，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成仁之义也。”其论当矣。
陈丞相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祖，常出奇计，以救纷纠之难。迨诸吕擅王，无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顺旨，吕氏之权，由此以起。然能将相合谋，因间而发，遂定宗庙。盖其从高祖在兵间，不惮为诈，卒以此成功，可谓应变合权矣。夫所贵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势，不过谢疾杜门而已，其后将何以有为哉？
陈仲举处桓、灵之时，有清世之志，树立风声，抗论惛俗，为天下正人所依归。而宦竖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仲举与闻喜合谋，诛废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颈企踵，以思奋其智力。而谋之不远，致太后有云台之迁，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而邦国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称也。夫户牖功成而不免于谲，仲举身殒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为己任，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数公之力也。”其论卓矣。
殷深源识度清远，为风流谈论所宗，屏居不就征辟，而时人拟之管、葛，以其出处卜江左兴亡。及其入秉国钧，乘季龙之殂殁，实关河荡平之机也。而出领中军，师次山桑，曾无御虏之策，蹙国丧师，华夏鼎沸，岂非名之浮于实者乎？谢安石高卧东山，本无处世之意，而诸人每恨其不出，为苍生忧。及见登用，镇以和静，御以长算，苻氏率众百万，次于淮、淝，京师震恐。夷然无惧色，指授将帅，大致克捷，劲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岂非实之能副其名者乎？虽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为众议所归，而桓温尤忌之。温亦谓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斯言不诬矣。或以安石比王导则诚然，而以深源并王衍，不无少贬也。
张燕公于玄宗，最为有德。及太平用事，纳忠惓惓，所与秘谋密计甚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长，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术，开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开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称其文。姚元之尤长吏道，决事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帝方躬万机，朝夕询逮，他宰相畏威谦惮，惟独元之佐裁决，以得专任。承权戚干政之后，纪纲大坏，而能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才，故天下称其通。虽然，元之虽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然天资权谲，计出张说于相州，罢魏知古为尚书，而东都坏庙之对，几于佞矣。故燕、许并称，其文章真为无愧，而姚、宋齐名，君子不容无优劣也。
房琯自成都奉册灵武，亟见任用，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参决机务，诸将相莫敢望。既而以贺兰之谮，分军讨贼，师败于咸阳。唐世名儒，皆称其有王佐之材，然将兵固非所长，一与贼遇，遂至丧师。前史称其“遭时承平，从容帷幄，不失为名宰，而用违所长，遂陷浮虚比周之罪。”桑维翰事晋，当草创之初，藩镇多不服。维翰劝其主推诚弃怨以抚之，训卒缮兵，务农通商，以安中国。羽檄从横，从容指画，神色自若。当时齐王舍维翰之谋，信景延广之狂策，遂被俘虏。抑维翰屈意事虏，所谓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盖其势不得不然耳。又尝读唐史，称琯之废，朝臣多言琯谋包文武，可复用。虽琯亦谓当柄任，为天子立功。其丧师，亦以监军之促战，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复振，人比之王衍、陆机，谬矣。桑维翰两秉朝政，出杨光远、景延广于外，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使居平世，都将相，其勋业岂小哉？呜呼，士之不幸遭逢厄会，身名俱殒者，则房、桑二子是也。
宋自仁宗之世，天下号称治平，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执事所问及者言之。若贾生之通达，蔡邕之文学，张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节，黄宪之雅度，邓禹之功勋，有不可一二数者。孔子尝在卫，则卫多君子；光武起南阳，则南阳多功臣。至如程氏两夫子，传千载不传之道统；而许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学，有开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内之产也。《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因程氏以求观圣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