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以为朝廷欲收用人之实效，于科贡、吏员所宜加之意者，当先清其源。盖清其源，而后其末流可治也。今进士之与科贡，皆出学校，皆用试经义论策。试进士不中，入国子为举人监生；试举人不中，循年资而贡之，入国子为岁贡监生。非若汉世贤良孝廉对策，与博士弟子判然为二，其实一途而已。然进士升于礼部，为高选。举人之下第与岁贡，国家亦不轻以待之，故使之学于太学，以观其成。苟成矣，虽任以进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养之法不具，独令以资历待选而已，非复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贡之源不清也。吏员之在古，本与士大夫无别异。迨后流品既分，遂为异物，士人不复肯诎辱于此。故本朝资格，吏员崇者止于七品，多用为掾幕、监当、管库之职，非保荐不得为州郡，则吏道本不可与儒者并。然其始皆自藩、宪、卫、府、州、县所署置，犹有前代辟举之遗法。而今则自始为吏，先责其输纳，自提控以下至于吏典，但以所输之赀，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员之源未清也。夫欲使举贡之得人，在于修太学之法，而科贡可用矣。欲使掾幕、监当、管库之得人，在于遵辟举之旧，而掾幕、监当、管库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资，如祖宗之制，非得与科贡并也。
愚于科贡，犹有说焉。会试有甲、乙榜，盖乙榜即亦举人之中式者，特限于钦定之制额，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职，其实进士无异。今特以败卷置乙榜，而与乞恩者概与教职，则教官之选轻矣。岁贡本以州县之俊，如往年所谓选贡者。今不本洪武旧制，而专累日月，则岁贡无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
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纳粟、买马、挖运、纳级之例日开，吏道杂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缪也。而科贡、吏员皆繇此而妨阏矣。故欲振饬吏治，莫若清其源而无壅之。凡此，皆于格例之中修其废坏耳。于此二者，其源既清，于格例已复其常，而于其间简其卓异，加不次之擢。盖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运用，独可于奇俊之士加于其法之外，而不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
或曰：子谓吏道不得与儒并，先朝如尚书徐晞、知府况钟，皆至显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论也。盖先朝用人，时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杨士奇三朝辅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机密，岂谫谫于循途者？盖自古中世，犹未尝不事旁招俊掞，博采声望，侧席幽人，思迟多士。今百余年，寥寥未之见，而专以资格进叙。今亦颇苦其胶束伏隘，而未能旷然也，是以思为三途并用之说。愚以为非大破因循之论，考国家之故事，追三代、两汉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刬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实效也。谨议。（按：徐晞正统七年为兵部尚书，以吏起家，在任四年。旧刻误作徐熙，今依国史正之。）
马政议
窃惟古之马唯养于官，而其养之于民者，官初无所与。《司马法》甸出长毂牛马，及所谓万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于农，有事则赋调，而官不与知也。惟其养于官者，如《周礼》校人牧圉之属，与《月令》所载其养之之法备尽，此则官之所自养也。夫周之时既养马矣，而民之马，官有不与，是以民各自以其力养己之马，而无所不尽其心。故有事征发，而车与马无不办也。汉之苑马，即校人之王马。而民间私牧，官无所与，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马，而“桥姚以致马千匹”，逮武帝伐胡马少，而始有假母归息之令，亦兵兴一切之制，非久用也。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监牧，其扰不及于民，而马之盛如此。我国家苑马之设，即其遗意。然又于两京畿、河南、山东编户养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盖不独养于官，而又养于民也。今监牧之马，未见蕃息，民间牧养，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养马言之：夫马既系于官，而民以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于民，而官以为非官之所专，马乌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于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无治法。苟能如其旧，而得人以求实效，亦未尝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马既不可变，而于其间又不能守其旧，往往数为纷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变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复为而后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独马政也。
尝考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调孳牧。江南十一户共养马一匹，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以丁多之家为马头，专养一马，余令津贴，以备倒失买补。每二岁，纳驹一匹。又立群头、群长，设官铸印，与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马草场，又免其粮草之半，每加优恤。使有司能责实而行之，常使民得养马之利，则马亦何忧于不蕃也。今顾不能修其旧，而徒以法之敝而亟变之，则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养马，国家之意本欲得马而已。而有所谓本色、折色，何为也？责民以养马，而又责其输银，如此，则取其银可矣，而又何以马为？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输银为急矣。牧地，本与民养马也，而征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则遂并之田税而已，而又何以责之马户？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输子粒为急矣。养马者，课其驹可也，不用其驹而使之买俵，于是民不以养马为意，而以买俵为急矣。夫折色之议，本因江南应天、太平等处非产马之地，变而通之，虽易银，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变卖种马，而征其草料。原今变者之意，专欲责民之输银，而非责民之养马也。官既无事于养马，而独规目前之利，民复恣为奸伪，而为利己之图。有驹不报，而攻于欺隐；不肯以驹备用，而独愿以银买俵；至或戕其孕字，绝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卫文秉心塞渊，致渼牝之三千；鲁僖以思无邪，致马之斯徂。夫官民一于为利以相欺，何望于马之蕃息乎？
今之议者，又方日出新意，以变卖马之半为未尽，因欲尽卖种马，而惟以折色征解，略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骁健，良马冀之所产，昔人所以谓此地王不得无以王，霸不得无以霸者也。今举冀之良产尽弃之，一旦国家有事，西边之马可得以为畿内用乎？
古语曰：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今欲讲明马政，必尽复洪武、永乐之旧。江南折色可也，畿辅、河南、山东之折色不可也。草场之旧额可清也，子粒不可征也。官吏之侵渔可黜可惩也，而管马官、群长、兽医不可省也。行马复之令，使民得宽其力，民知养马之利，则虽官马亦以为己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关互市，益得好马，别赋之民，以为种马，而有司加督视之。洪武、永乐之旧犹可复也。盖修茶马而渥洼之产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恤编户恣刍牧而乌倮桥姚之富臻矣。故曰：车骑，天下之武备也，其所以壮神京、防后患者，岂浅浅哉！抑古之相、卫、邢、洺，皆有马监，即皆今之畿辅地也。如使尽核官民所耕佃牧马草场尽出之，与夫群不垦者，皆立埄堆以为监牧之地，而尽归于苑马，宋人户马保马之法虽罢之可也，何必规规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纷更乎？
御倭议
日本在百济、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以居。当会稽，东与儋耳相近，而都于邪摩堆，所谓邪马台也。古未通中国，汉建武时始遣使朝贡，前世未尝犯边。自前元于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钞掠居人，而国初为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后金线岛之捷，亦无复有至者矣。今日启戎召衅，实自中国奸民冒禁阑出，失于防闲。事今已往，追悔无及。但国家威灵所及，薄海内外，罔不臣贡，而蕞尔小夷，敢肆冯陵。魏正始中，宣武于东堂引见高丽使者，以夫馀、涉罗之贡不至，宣武曰：“高丽世荷上将，****海外，九夷黠虏，实得征之。方贡之愆，责在连率。”故高丽世有都督辽海征东将军、领东夷中郎将之号。今世朝鲜国虽无专征之任，而形势实能制之。况其王素号恭顺，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责之。不然，必兴兵直捣其国都，系累其王，始足以伸中国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陈稜、李勣、苏定方，未尝不得志于海外。而元人五龙之败，此由将帅之失，使中国世世以此创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
顾今日财赋兵力，未易及此，独可为自守之计。所谓自守者，愚以为祖宗之制，沿海自山东、淮、浙、闽、广，卫所绎络，能复旧伍，则兵不烦征调而足。而都司备倭指挥，俟其来，于海中截杀之，则官不必多置提督总兵而具。奈何不思复祖宗之旧，而直为此纷纷也？所谓必于海中截杀之者，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也，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御矣。不御之于外海，而御之于内海；不御之于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于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于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责成将领，严立条格：败贼于海者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论；贼从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杀无赦；其有司闭城坐视四郊之民肝脑涂地者，同失守城池论。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备倭事略（此篇钱宗伯置之别集公移中。今仍旧刻，附《御倭议》之后，盖以类相从也）
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迄今逾月，其势益横，州县廑廑婴城自保。浸淫延蔓，东南列郡，大有可虑。即今贼在嘉定，有司深关固闭，任其杀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仓库城池，以免罪责。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剥肤之势，贼气益盛，资粮益饶，并力而来，孤悬一城，势不独存。此其于全躯保妻子之计，亦未为得也。
见今贼徒出没罗店、刘家行、江湾、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设伏，相机截杀。彼狃于数胜，谓我不能军，往来如入无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敌之不骄不贪。法曰：卑而骄之。又曰：利而诱之。今贼正犯兵家之忌，可袭而取也。
访得吴淞所一军，素号精悍，倭贼惮之，呼为“白头虫”。去岁宗百户、冯百户见倭船近城，仓卒与敌，为其所杀。有司不加矜恤，反归罪于二人，自后人以为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给军粮，士皆饥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为贼巢。嘉定、上海之势，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挥，令收还散卒，许以赎罪，要以厚赏，俾于贼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狭之处，长枪劲弩，设伏以待之。又新城败散之余，所存约二百余人，人数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严、黄、陆等家素能御贼及被其毒害者，并合为一，专为伏兵及往来游击，贼自不敢近太仓、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军，俟便袭击，城可复袭而有也。
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谓守城者，徒守于城之内，而不知守于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围城之中，贼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故唇亡而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夫苏州之守，不在于娄门，而在于昆山、太仓。太仓之守，不在于太仓，而在于刘家港，此易知也。今贼掠罗店等处已尽，必及南翔。贼据南翔，夺民船以入吴淞江，一日可至葑门，即苏州危矣。南过唐行，则松江危矣。今闻又至太仓、穿山等处，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为守也。然所谓设伏为奇兵，又时出正兵相为表里，而后可也。
又嘉定近海，为内地保障。其县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县、武指挥等，协力主决兵事。知县备办粮食，不得从中沮挠。倘有疏虞，即苏、松二郡不可保矣。
又考得白茆旧有白茆寨，刘家港旧有刘家港寨，青浦旧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拨置军士备倭之所，盖以春夏巡哨，秋冬还卫。又白茆、吴塘、茜泾、刘家港、甘市等处，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见往时备倭之迹。今疏阔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
又访得贼中海岛夷洲真正倭种，不过百数，其内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设法招徕，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务在孤弱其党，贼势不久自当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盗之长策也。
又闻民间不见官府出军，以为当俟请旨，须大军之至。窃见祖宗于山东、淮、浙、闽、广沿海设立卫所，镇戍连络，每年风候，调发舟师出海。后又设都指挥一员，统领诸卫，专以备倭为名。今倭贼冯陵，所在莫之谁何。但见官司纷纷抽点壮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练之民，驱之杀贼，以致一人见杀，千人自溃，徒长贼气。使海外蛮夷闻之，皆有轻中国之心，非祖宗设立沿海军卫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