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外国投资者已经习惯了中国长期以来给予的政策优惠和税收优惠，对于上述正常变化竟然不适应。其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给予了外资非常多的优惠条件，外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超国民待遇”。现在中国政府所做的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逐渐让外资回归到正常的“国民待遇”。但是，西方媒体有意无意的误读，影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以至于商务部专门出面驳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无论是中国30年来累计吸收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的事实，还是最近几年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都没有表明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正如温家宝总理2010年7月在陕西西安与德国企业家座谈时所说：“目前世界上有一种舆论，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不好了，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个投资环境不好的国家，不会出现这样大批外资蜂拥而至的情况。”
因此，对于西方国家与媒体在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总体环境和具体环境两个层面的指责，中国的国际传播都应该以更翔实的论据和更有效的传播手段，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现状，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的是，对于有关中国经济的相关舆论不必草木皆兵，要看到某些论调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人对中国经济的认知程度，要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加以评判和批判，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二、国家传播战略要为海外经济利益营建和谐的国际环境
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所积累的经济利益；二是广大华人华侨在海外的经济利益。
伴随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和经济水平提高，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萌芽。199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1997年，江泽民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200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走出去”战略从模糊到清晰，逐渐被放在了国家战略角度加以考虑。事实也证明，中国经济的“走出去”战略获得了长足进步。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9年底，我国1.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457.5亿美元，居全球第15位和发展中经济体第3位（前两位依次为中国香港、俄罗斯）。据中国FDI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投资促进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持有美国政府债券8948亿美元，为美国第一大债权人；另外，中国银行业共持有美国两房债务4000亿美元左右；还有企业债券、股票、其他权益等。总体来看，到2009年底，中国海外直接和间接投资形成的资产总量超过2万亿美元（不含银行贷款债权）。
不难看出，中国在海外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都是国家与人民的财富。而且，中国在继续深入进行“走出去”战略。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近几年的实践来讲，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某些国家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阻碍中国企业的进入。以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两家高科技企业为例。2008年，华为因美国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因素被迫放弃与贝恩资本合作竞购美国网络公司3Com；2009年12月，在印度主要电信运营商的采购合同项目中，华为和中兴先后被印方以不符合“国家安全要求”为由拒绝批准；2010年8月，华为和中兴参与美国第三大电信运营商Sprint Nextel网络设备招标遭受打压，美国有议员表示美国运营商Sprint与华为的合同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显然，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遇到的都是非市场化因素，而类似因素在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屡见不鲜。从根本上讲，此类非市场化因素的彻底解决，需要国家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上加以协调。但是，从国家传播战略的角度来看，国际传播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提供舆论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长期以来，我们更重视政治与文化层面的国际传播，尤其是政治层面的国际传播，对于经济层面的传播重视不够。就当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国际传播的思维和理念需要加以转变，应该意识到庞大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事关国家的整体发展，以及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国际地位。
除了国家与企业的海外经济利益之外，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利益也是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海外华人华侨很多，近些年来，在俄罗斯、法国、罗马尼亚、巴西、坦桑尼亚等国都发生过损害华人华侨利益的行为。根据中国新闻社课题组2009年2月2日发表的《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约为4800万人。向海外华人华侨所在国家以及人民传播华人华侨是其友好组成部分，是国家传播战略中的应有之义。当前出现的诸多“排华”（排斥华人华侨）事件，其原因复杂，不仅包括政治因素，也包括经济与文化因素。但是，呼吁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以及营造良好的华人华侨形象，从而为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减少损失，扩大对象国及其人民的信任度，谋求更大的发展，都应该是国家传播战略需要纳入考量的因素。
三、国际传播机构自身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
国家传播战略需要有强大的国际传播机构加以实施，而且，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经营与发展也是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国际传播机构是一个生产信息产品的机构，而信息产品在全世界的传播部分需要通过销售手段来实现。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感觉到在信息传播领域中的落后压力，部分原因是由于本国的传播机构不够强大而无法有效地实践国家战略。对这种压力的研判的标准之一，可以从跨国传媒集团的经济优势来进行测度。
经济全球化从信息传播的意义上说是跨国传播媒体成为全球化资本增值和生产结构的主角。首先，跨国传播媒体有强大的资本实力来展开一个新的信息传播市场。其次，在信息传播市场的经营方面，跨国传播媒体从产品开发到管理控制上有各种相互协调的手段，一个内容可以通过各个媒体层面（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平面媒体）进行多次开发，在对内容的开发过程中所聚合的信息素材又可以被纳入下一次内容开发，从而形成滚动性的生产链条。最后，这种信息传播市场的聚合式链条效应能够产生最大的广告效应，形成广告市场的集中化趋势。从历史上来看，西方跨国传媒集团发展有四个层次：一是报业集团的形成，引发了同类媒介之间的相互兼并；二是纵向与横向的深层兼并，前者是指通过并购控制一种媒介产品的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降低成本，确保产品销售渠道，后者是指购买不同类型的其他媒介，进行跨媒介并购；三是媒介产业和娱乐产业、电信产业等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四是地域上的扩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的产业政策变化引发了媒介私有化浪潮兴起，伴随真正的全球商业性媒体市场的出现，全球媒体产业在眼花缭乱的并购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下的跨国传媒集团，其母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些巨无霸式的跨国传媒集团的资金雄厚程度、营销策略高度、盈利能力水平等，甚至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整个传媒行业。在《财富》杂志2008年11月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上，美国时代华纳（Time Warner）位列第137名，资产总额为1338.30亿美元，营业收入为466.15亿美元，利润为43.87亿美元；美国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位列第207名，资产总额为609.28亿美元，营业收入为358.82亿美元，利润为46.87亿美元；美国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位列第280名，资产总额为623.43亿美元，营业收入为286.55亿美元，利润为34.26亿美元；德国贝塔斯曼（BERTELSMANN）位列第316名，资产总额为318.38亿美元，营业收入为256.75亿美元，利润为2.96亿美元。“在美国，1700家平面媒体和5000家电台、电视台从美联社获得国外新闻。其他国家的8500家媒体组织，包括121个国家的500家广播电视，从美联社获得国外新闻。相比之下，路透社的规模有点小，但是1000多份报纸、遍布100多个国家的1000多个电视频道都在使用路透社的报道。美联社和路透社估计，每天，全世界大约有10亿人在消费他们的新闻产品。”
面对跨国传媒集团的竞争压力时，以国家权力为中介扭结在一起的传媒集团也并不能与其形成全方位的、跨领域的、全球性的真正竞争。比如，中国传媒集团包括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广播电视集团和电影集团5类。2001年12月，中国最大的传媒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它整合的媒介资源，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广播电视传输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广播电视互联网站等国家级广播电视、电影及广电网络公司，具备了拥有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报刊出版、科技开发、广告经营等领域的综合性传媒集团的形式。但是，这种以权力手段配置传媒资源而非市场化和产业化自然升级的资源配置方式，条块分割及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的存在对传媒集团的实际运作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而且能够产生与跨国传媒集团之间的竞争实力还有待时日。中国主流传媒集团目前依然是凭借政府支撑形成产业和区域垄断的、非企业化运作的、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传媒组织。
因此，国际传播战略中将国际传播机构做大做强，是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战略的重要步骤。整合国内的各种传播资源，构建足够强大的传播机构，才能为实现国际利益提供可资应用的传播平台。而且，正因为国际传播机构实力不足与能力欠缺，中国在开放国内媒介市场之时也就面临着巨大困难。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从经济实践的角度来看，也是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看重了国际传播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和文化功能，而没有很好地开发出其经济功能。无论是当下还是放眼未来，都应该从经济角度提升国际传播机构的建设，它们也是国家经济总量上升的重要贡献者。
思考题：
1.国家传播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如何？
2.国家传播战略对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体现在哪些方面？
3.国家传播战略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体现在哪些方面？
4.国家传播战略对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体现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