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是我国现存的古乐器之一。我国现存两种不同类型的钟，一种是圆形的钟，它的名称繁多，有大钟、华钟、钧钟、撞钟、洪钟、鲸钟等称谓。佛教于西汉末东汉初从印度经中亚传入我国后，铸钟最初称“梵钟”。钟的形状，形圆中空，上锐下丰，顶部常铸成“蒲牢”形象，这是寓意其声宏亮远播。钟身周围铸有铭文、颂文、经文。颂文为宣扬皇家贵族的功德，如清人舒位在《铁人》中写道：“恨铁不铸钟，以铭将军功。”另外铸有主宰者、经办者和捐助钱物者的姓名籍贯与铸钟事宜、年月日等。另一种是扁钟，形扁中空，身铸图饰。这些图饰纹样由铣、隧、鼓、钲、篆、景、舞、甬、干、旋、衡各部分铸造而成。
这两种古钟，虽然是我国古代礼乐器之一，但其声响用途各有差别。据沈括所著《梦溪笔谈》说：“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扁钟因为是古乐器适于演奏，因打击频率之不同而组合成乐曲，在世界古乐器史上，这是我国独有的瑰宝之一。钟的用途：一是供集会结社、庆典、僧道信徒敬香之用，二是“晨鼓暮击，以利居民晨起夜息”。所以明代著名学者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圆钟）其声一喧，大者闻十里，小者亦及里之余。故君视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梵宫仙殿，必用以明□（打动）谒者之诚，幽起敬神之诚耳。”
钟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一种艺术造型，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因此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受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早在原始社会晚期，我们的先民便发明了陶钟。西周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受到社会生活环境和社会心理的支配，从而以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想象行为，产生了对神的神秘而迷茫的尊崇。尤其是佛教传入我国后，“神”的无比力量的幻想更为强烈。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演嬗，人们心目中关于宗教信奉的程度逐渐淡化。尽管有唐一代尊崇道教，并使道教居于近乎国教地位，但是唐代的统治并非独尊道教，而是在尊崇道教的同时，采取了兼容并收、诸教并行的宗教政策。除了颇具势力的道、佛二教外，诸如景教、祆教、摩尼教和婆罗门教等也纷纷建寺立庙，流播于大唐境内。这种对宗教实施宽容的政策，正是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正如当时人士法冲说：“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续高僧传》）。文德皇后说的更清楚：“释、道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通鉴》贞观十年）。由此可见，唐代统治者的“建立寺观，安宁社稷”，并不是迷信宗教，而是基于社稷安宁的需要，这明显地反映了唐代经济发展、政局稳定、文化繁荣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频繁的状况及其强盛的博大胸怀、恢弘气度。正因为如此，便出现了名传古今的政治家、诗人和吴道之、杨惠之这样的杰出雕塑家。钟磬礼乐之器的金属铸造技术也达到了成熟阶段，故有“下方城郭近，钟磬杂歌声”的诗句。目前，我国存世最早的铜铸古钟现藏于陕西省鄜县宝室寺，这颗铜钟铸造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钟体重量为3000斤，全身上下铸造飞天、朱雀、龙、虎形象，绚丽多姿，栩栩如生。江苏丹阳市现存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铸的铁钟，体重5500斤，高1.95米，年久腐蚀，但是铭文可辨，殊为珍贵；北京觉生寺现存古钟，体重46吨半，号称“钟王”。此钟合金铸造，配比科学合理，造型奇特古雅，具有时代精神。晋祠博物馆收藏众多铁铸古钟，其中造型古朴、典雅绚丽的金代古钟，铭文记载：“□（剥蚀难认）大金天德五年太岁癸酉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甲戊建。”钟为螭首钮，直口造型，钟身分四层，每层铸结线明显突起，传音孔8个，凤耳10个，钟高2.61米，中腰周长6.65米，底口直径2.24米，净厚5厘米，重量13000余斤。钟体铸有佛教法器为圣洁之物的莲花纹饰，其他部分铸有遒劲潇洒的楷书（阳文）：“奉为皇帝万岁，重巨春秋，创铸钟一颗，愿法界众生，同沾滕善。”铭文还说明这一颗古钟原为山西省清徐县集义乡“李青村东社大历寺故志”，但从“法华经沙门兴”等语考究，大历寺系属法华宗的信徒们诵经念佛、弘扬佛法的寺院。据《徐沟县志》记载，后因“金水涨发，寺坏钟埋”，“越百余年”，被群众发现，移至徐沟城内，祀奉西汉重臣萧何的祠宇—酂侯寺，“晨鼓暮击”，“以晓居民兴寑”。“文革”期间钟楼拆除，钟深埋郭姓新建院中，后于1978年经清徐县委批准，由晋祠博物馆领导常文林、任明轩等移至祠区西湖之畔，建楼悬挂。古塔钟声与湖光山色构筑成祠区内游览的另一胜景。
祠区内另有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壬辰铁铸古钟，铭文（阳）有“……五谷丰登，万民同乐，一切有情，同登道岸”等语；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铸造的铁钟，铭文中诗句为：金属功成异等常，相闻遐迩欲飞扬。焚香一柱朝清界，韵发三声动上方。祀庙美名为火乐，工歌妙用作斯张。想因铸者虔诚至，故托挥毫写锦章。
诗人在当时社会环境和生活理念的支配下，不仅有“焚香一柱朝清界”的描写，同时对金属铸造艺术的发展，对出资铸造者对“神灵”的虔诚，也给予了歌颂。明代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庙的铸钟，其叙文：“尝闻夏有禹之声，周有文王之声，则钟声铿锵以立号，乐莫大于此者。钟也，即钟其所以，设今司住持之责者，当晓也。而鸣于晓……当昏也，而鸣于昏……昏晓大鸣，洪声四达，则奉‘神灵’者，其诚敬足以由斯钟而表著焉。”除有当地官吏和乡绅裁决铸造此钟外，还有“道士李棠春募缘于本镇。由此可知，明末万历年间晋祠仍由道教徒住持，相传到清初康熙年以后始由佛教僧侣住持。馆内现藏10余颗铸造铁钟，除金代天德五年（1153年）的造型古朴、绚丽典雅外，明清时期的铸钟造型、铭文、图饰、花纹等延续相似，恕不赘述。”
历代寺观庙宇中悬挂钟，既为礼乐之器，作为“敬神虔诚”，也是集会结社、“晓居民兴寑之用的器具。”它蕴含着浓厚的神秘迷蒙的宗教色彩。六朝有一个佛教高僧告知梁武帝说，屈死的冤鬼每闻钟声，“苦其暂息”，于是梁武帝便下令天下寺院都设钟器（《金陵志》），钟的设置由此加上了神秘迷蒙的宗教色彩。《明史》中记载：“洪武六年（1373年）铸太和钟，其制仿宋景钟。以九九为数，高八尺一寸。郊祀，驾动则钟声作。开坛，钟止，众音作。礼毕，升辇，钟声作。”这一规制又给皇帝的行止增加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和荣誉。
这样，钟的功能不仅与和尚和皇权政治结下了不解情缘，就是一些文人雅士的笔端也书写出生动感人的诗篇。除了脍炙人口的唐代诗人张继写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沁人心脾的诗句外，诗仙李白有：“蜀僧抱绿绮……余响入霜钟。”韩愈有“晚送门人出，钟声杳霭间”的诗句。宋代苏东坡吟咏：“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民间至今仍流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对僧道的“菲薄”之语。
钟不但是“敬神”、庆典集会、警示之器，而且它那优雅悦耳的响声，令人发怀古之情思。
扁钟是我国的古乐器之一，它是因演奏者击打频率不同而组成乐曲。圆钟声长洪亮，其声远播。譬如广州市禁钟楼悬挂的明洪武年铸造的铁钟，“声播十里”。晋祠现藏金代天德五年（1153年）铸造的铁钟，击打时由于应力的传播，天龙山圣寿寺的明代古钟和榆次大营村某佛寺的大钟也会彼此回应，嗡嗡之声沁人耳鼓。后因金代古钟凤耳被毁，声音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传播功能。
圆钟的撞击特别讲究，撞击之前必须默念佛经，诵毕“方执椎击之”。其法是“初疏，后渐急，将要息时渐细渐没。初为一通，如是至三，名为三通。”索昌铨师父幼年出家，建国后还俗为职工，他曾说：“闻钟声，烦恼轻，智慧增，菩提升，难地狱，出火坑。”和尚撞钟有规矩，“紧十七，慢十八；平升，末了鼓三下，四十八怨，渡众神。”道家撞钟也有一定的规定：“紧五慢五打三轮，最后打三下。”无论佛家还是道家的诵经修道，都是尊崇佛经或道家经典著作的规定鸣钟击鼓的，“闻钟声，烦恼轻，智慧增。”在佛家是一番涵义，在人间世俗生活中，听到那清丽悦耳、醉人心脾、节奏感特强的钟声，也会情趣盎然，愁寂顿消，沉浸在欢乐愉悦的遐想之中。
古钟不仅蕴含着我们民族历史的丰厚底蕴，它发出的嗡嗡之声，击破了名刹古寺的寂静，增加了无限生机，为城乡的优美风景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意蕴。“马寺钟声”是古都洛阳的“八景之一”，“雁塔钟声”是古都长安的“八景之一”，“南屏晚钟”是浙江杭州西湖的“十景之一”。另有“南华晚钟”，“暮鼓钟声惊醒世间名利客”等的警语，都蕴含深厚的哲理。
总之，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尚未充分发展，无线电等传播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城市和乡村都设置了报时、报警的钟，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今天，昔日的功能虽然已经淡化了，但是它对于研究我国历史、书法、礼制和民情风俗及铸造技艺等，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我国的国宝之一。
5、金代大钟传千古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凡是有寺观禅林的地方，几乎无不悬挂着礼佛报时的古钟。山西清徐县徐沟镇的金代大铁钟，就是现存罕见的万斤以上古钟之一。
这是一口历史悠久、造型古雅、质地优良的古钟，是采用我国传统造型技术铸造而成的。根据钟上铭文的记载，铸钟的年代是“□大金天德五年太岁癸酉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甲戊建”。钟的形状为“螭首钮”，直口，圆顶桶。钟身分四层，每层由十块铸铁烧结而成，烧结处的痕迹明显突起。传声孔八个，完好无损。钟的凤耳共十个，其中一个全缺，两个半损。钟高2.61米，中腰周长6.65米，底口直径2.24米，重量6吨半。钟身周匝（一层）铸有莲花纹饰，这是象征佛祖设坛诵经的法器，为圣洁之物。其他部位上都铸工整典雅的正楷（阳文）。铭文的内容有“奉为皇帝万岁，重巨春秋，剏铸钟一颗，愿法界众生，同沾胜善”等，铭文中提及铸造的地点和悬挂的寺院是今清徐县集义乡“李青村东社（即杨李青村）大历寺故志”。并有“诵法华经沙门兴”等语。可见大历寺属于佛教法华宗的寺院，信徒们聚集在110这里诵经修行，弘扬佛法。铸钟的经费完全由民间募捐，布施人涉及原徐沟县、原清源县、原太原县、榆次县和太谷县等附近村镇的善男信女。由于年久失修，铭文剥蚀严重，有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但有的却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只能从片言数语中看到有现今清徐县集义乡“大常村（布施人）常节妻景氏；大常村王锡、秦庆”，以及大常村崔、张、苏等姓氏的村民捐献的银两。另外还有李青村杨姓和“太谷县小常白”等布施的银两。
根据清光绪《徐沟县志》卷五记载：“金天德五年（1153年）县东李青村铸大钟悬于大历寺，嗣后金水涨发，寺坏钟埋查无知者。越百余年，居民夜中忽闻沙中声如牛吼，即旦启沙视之，即旧所铸钟也。移悬县治，晨敲暮击，以晓居民兴寝。”据考证，大金天德五年，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铸造此钟，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后因“金水涨发，寺坏钟埋”，“越百余年”到了元朝中叶，当地群众才从淤沙中把这颗古钟挖出来保管。直到徐沟县城内兴建了奉祀汉代重臣萧何的祠宇——酂侯祠以后，这一古老的大铁钟，才迁移到酂侯祠山门前的钟楼内悬挂，“晨敲暮击”，一方面作为报时的工具，“以晓居民兴寝”，另一面也具有所谓“醒世觉迷”的宗教色彩。
根据民间传说，早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27—1161年），金火匠们一共铸了同一式样的铁钟三口。一口悬挂在原徐沟县的李青村一口置于榆次县的上营村，还有一口移至太原府的大中寺内。这三口钟只要有一口被撞击洪鸣，其他两口姐妹钟便遥相呼应。于是民间便流传着铸钟时，金火匠把路经铸钟现场的三姐妹的灵魂铸入了钟里的说法。其实，这是因为这些钟的应力传播的功能较强，在撞击时随着声波向远方扩散，声波振荡，相互呼应，嗡嗡之声连绵不绝。相传明朝太原府的“晋端王闻（钟）声心羡，遣百夫”前往徐沟搬迁此钟。于是千方百计，日以继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直至晋端王亲临现场指挥，这口古钟仍安然不动，寸步难移。这样就激怒了晋端王，于是在他暴怒之下，下令把这口古钟的一只音质最好的“最响凤耳”敲掉，从此再也听不到这口古钟的宏鸣之声远播四方了。当地群众把这一只被敲掉的凤耳“贮之县库”，等待这场风波平息以后，再把它补修恢复原状。我们观察现存这颗古钟的凤耳，确实有一只全掉了，从其痕迹观察，确是敲掉无疑。由此看来，晋端王“怒毁钟耳”的传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另外两只各缺半个的凤耳，可能是屡经搬迁或因撞击不慎被损坏的。根据这一近似神话的传说，勤劳勇敢的徐沟人把反抗强暴、保护地方文物的生动事迹，撰文立志，编写在县志中，留传给子孙后代。这一蕴藏在人民中间的潜移默化的文化心理，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之一，值得搜集整理，加以研究。
这口古钟造型典雅美观，书法古朴工整，内容丰富多彩，冶铸技术颇佳，我国著名的钢铁专家柯俊教授给予了这颗古钟很高的评价。它对于研究我国铸造技术、书法艺术以及研究我国地方史和姓氏谱牒，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悬挂这口古钟的酂侯祠宇，早已倒塌，变成废墟。数十年前就已剩下一座孤零零的钟楼，忠实地屹立在地面上为这一古老的大铁钟遮风挡雨。但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个别不法分子为了一己私利拆掉钟楼，这一珍贵的文物掉在露天地上，深埋盈尺，任由风雨侵袭，顽童们随意敲击。1975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搬迁到晋祠文物区保管。现在，每当人们漫游到文物区的南侧奉圣寺东北角的小西湖畔时，就会看到一座雕梁画栋的新建钟楼内悬挂着这口历经沧桑岁月幸免于难的金代古钟。它和英武而矜持、高耸而稳健的舍利生生塔遥相辉映，在这山青水秀、湖光塔影、曲径通更幽、亭榭玉立的景区中。由于这口古钟的衬托，晋祠旅游区的景观更增添了不少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