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夫崇山亘峙，巨镇参墟；襟带边方，标临朔土。悬崖百丈，蔽日亏红；绝岭万寻，横天耸翠。霞无机而散锦，峰非水而开莲。石镜流辉，孤岩宵朗，松萝曳影，重谷昼昏。碧雾紫烟，郁古今之色；元霜降雪，皎冬夏之光。其施惠也，同和风溽露是生，油云膏雨斯起；其至仁也，则霓裳鹤盖息焉，飞禽走兽依焉；其刚节也，则治乱不改其形，寒暑莫移其操；其大量也，则育万物而不倦，资四方而靡穷。故以众美攸归，明祇是宅，岂如罗浮之岛，拔岭南迁；舞阳之山，移基北转。夫挺秀之质，而无居常之资。故知灵岳标奇，托神威而为固。加以飞泉涌砌，激石分湍。萦氛雾而终清，有英俊之贞操，任方圆以成像，体圣贤之屈伸。日注不穷，类芳猷之无绝；年倾不溢，同上德之诫盈。阴涧怀冰，春留冬镜；阳岩引溜，冬结春苔。非疏勒之可方，岂瀑布之能拟。至如浊泾清渭，岁岁同流；碧海黄河，时时一变。以夫括地之纪，横天之源，不能择其常，莫能殊其操。信乃兹泉表异，带仙宇而为珍，仰神居之肃清，想徽音其如在。是以朱轮华毂，接轸于坛衢；玉帛丰粢，连箱于庙阙。氤氲灵气，仰之而弥高；昭晰神光，望之而愈肃。潜通元化，不爽于锱铢；感应明徵，有逾于影响。惟贤是辅，非黍稷之为馨；唯德是依，岂筐篚之为惠！
昔有隋昏季，纲纪崩沦，四海腾波，三光戢耀。先皇袭千龄之徽号，膺八百之先期，用竭诚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发迹神祠，举风电以长驱，笼天地而遐掩。一戎大定，六合为家。虽膺箓受图，彰于天命；而克昌宏业，实赖神功，故知茫茫万顷，必俟云雨之泽；巍巍五岳，必延尘壤之资。虽是九穗登年，由乎播种；千寻耸日，本藉崇基。然则不雨不云，则有炎枯之害；非尘非壤，则有倾覆之忧。虽立本于自然，亦成功而假助。岂大宝之独运，不资灵福者乎！故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所以巡往迹，赛洪恩，临汾水而濯心，仰灵坛而肃志。若夫照车十二，连城三五，币帛云委，珍馐山积，此乃庸鄙之享，恐非明神所歆。正当竭丽水之金，勒芳猷于不朽；尽荆山之玉，镌美德于无穷。召彼雨师，宏兹惠泽；命斯风伯，扬此清尘。使地祇仰德于金门，山灵受化于玄阙。括九仙而警卫，拥百神以前驱。俾洪威振于六幽，令誉光于千载。岂若高唐之庙，空号朝云；陈仓之祠，虚传夜影。式刊芳烈，乃作铭云：
赫赫宗周，明明哲辅，诞灵降德，承文继武。启庆留名，翦桐颁土，逸翮孤映，清飚自举。藩屏维宁，邦家攸序，传晖竹帛，降灵汾晋。惟德是辅，惟贤是顺。不罚而威，不言而信。元化潜流，洪恩遐振。沈沈清庙，肃肃灵坛。松低羽盖，云挂仙冠。雾筵霄碧，霞障晨丹。户花冬桂，庭芳夏兰，代移神久，地古林残。泉涌湍萦，泻砌分庭，非搅可浊，非澄自清。地斜文直，涧曲流平。翻霞散锦，倒日澄明。冰开一镜，风激千声，既瞻清洁，载想忠贞。濯兹尘秽，莹此心灵。猗欤胜地，伟哉灵异。日月有穷，英声不匮。天地可极，神威靡坠。万代千龄，芳猷永嗣。
4、乾隆与《三希堂法帖》
大凡去北京旅游的人们，如果不去故宫游览，过后想起来总感到是一件平生憾事。尤其对于书法艺术爱好者和研究者们来说，当他们漫游到故宫三大建筑物之一的养心殿西侧的时候，都会驻足凝神，满怀深情地关注那一座低矮而又陈旧的建筑物，这是因为它曾经在清代珍藏过三件稀世罕见的法帖瑰宝。笔者也曾站在这座古建筑前，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思绪中。后与女儿学丽收集资料，写成这篇文章，难免有不当之处，务请专家教正。
众所周知，清初的几位皇帝，无论是清世祖顺治（福临）、清圣祖康熙（玄烨），还是清世宗雍正（胤禛）和清高宗乾隆（弘历）等，无不酷爱汉学，精研汉字，而且擅长书法。他们都在“万机之余，游艺翰墨”，勤于诗章，并且常与下属研讨书法艺术。他们广征历代名家真迹，若能得到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只字片语，都视为珍宝，就是欧阳询、褚遂良等钩填摹写的名家仿品，也都“精裱装订，玉牒金题，深藏秘阁”，以备精研品赏。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偶然征得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珣亲书《伯远帖》，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爱不释手，置于案头，随时品赏。王珣是“山东琅琊王氏”家族的成员之一，按其辈分排行，他应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与王献之同一辈分，并以兄弟相称呼（王羲之及其第七子王献之的书艺超群，史称“二王”）。王珣治学严谨，博采众长，精于诗赋，擅长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令人惋惜的是，他的众多作品经过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已经散失殆尽，唯有这一页不及盈尺的薄纸墨迹《伯远帖》，历经中外专家鉴定，是留存至今的唯一真迹。当时的乾隆帝得此帖后，请诸臣品评，都认为是王珣的真迹。因此，下诏将秘藏已久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珣的《伯远帖》等三件法帖墨宝汇集一起，收藏在上述提及的那一座低矮而又陈旧的建筑物内。此室原名西暖阁，乾隆帝常在此室休息、治学、精研书法，有时也在此室召见臣属。譬如乾隆帝委派重臣杨二酉（山西太原晋祠镇人）赴台湾兴办教育，临行前曾就在此室召见。乾隆帝嘱咐杨二酉，台湾政治民情复杂，令其只办教育，默察政事。由于此室珍藏这三件墨宝，遂下诏更名为“三希堂”。与此同时，乾隆帝兴笔亲书“千古墨妙，珠璧相联”八个字赞语，可见乾隆帝让这三件稀世瑰宝同归一室时的喜悦心情。
此外，为了让深藏秘阁的历代著名书法家墨宝公诸于世，避免“孤本绝迹之嫌”，也为了赐赠近臣和亲王学习之便，乾隆帝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诏令大学士梁诗正将宫中秘阁所藏从魏晋直至明末的历代书法珍宝精选编印成册。历经宫廷众多书法鉴赏和研究官员的筛选，又经技艺超群的刻工镌刻上石、拓印、装订，共选出340件精品，编辑成32册。由于法帖中编入《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和《伯远帖》，乾隆帝亲自将这一部大型法帖命名为《三希堂法帖》。这一部巨帖刻成问世后，声名远扬，深受书法家、画家和爱好者们的青睐，成为我国法帖丛林中晚出的一枝奇葩。
山东“琅琊王氏”家族中的这三件墨宝，从其形式和内容而言，仅仅是三件普普通通的私人来往书信。但是，就其书艺而论，确是超世绝伦，它的文物价值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王羲之《兰亭集序》仅仅是一篇324字的短文，但从两晋南北朝历经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直至现今，无不博得书画家们的赞誉。然而唐太宗“昭陵一闭，世无真迹”，就是留传至今的褚遂良的仿品，也被后世书法家视为珍宝。譬如《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经历代书法家、鉴定家们的研究、考证，都认为是钩填摹写的副本。尽管如此，在一千多年的书坛中不涉及“二王”范畴的书法家恐怕寥若晨星。就是“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副本，也被后世书法家评价为“天下书法第一”，乾隆帝挥毫书写“天下无双，古今鲜对”的评语。《中秋帖》是王献之的代表作，留传至今的虽然是副本，但也被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评为“运笔如火箸画灰，连续无端末，所谓第一书，天下子敬（王献之）第一帖也”。王珣的《伯远帖》在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中经过无数次的人为损毁、自然灾害和残酷战争的摧残，留传至今，能让今人亲眼目睹品赏这一页不满盈尺的东晋名家的书法真迹，可谓是硕果仅存，弥觉珍贵！因此，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评价此帖为“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若在目”。由于这一部巨帖是一千多年来宫廷秘阁珍藏的历代书法大师们的真迹，尤其编入山东“琅琊王氏”家族的三件墨宝，因此它具有难以估量的书法艺术和文物历史价值，因此乾隆帝专为这一部大型法帖刻制了一枚“三希堂精鉴玺”的鉴赏印章加盖其上。由此可知，乾隆帝对于这一部法帖的珍重程度了。
“二王”的书法惊世绝伦，举世无双，但是他们的书法功力和聪慧才智，只有运用我们祖先创造留传下来的独具特色的毛笔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根据近期我国考古发掘，在陕西省宝鸡市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六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先贤们用毛笔书写过的痕迹。经过历代制作者和书写者们的千锤百炼，不断改进，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运用竹杆毛笔书写文字，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山和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战国楚墓中已发掘出竹杆毛笔，到了秦代，据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中记载，“蒙恬始作秦笔”，只是在已有的笔型基础上加以改进，制成与现今相似的毛笔。从晋代以来，安徽宣城诸葛氏所制的“宣笔”最为名贵。元代以来浙江省湖州制作的“湖笔”代替了久负盛名的“宣笔”，成为我国人民书写绘画发挥我们民族传统的书画技艺必备的工具之一，至今长盛不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古代先贤们运用这种软笔书写的书法真迹多已散失，上述的这三件法帖瑰宝，也曾历经沧桑，屡易其主，特别是在近百年的风雨变换中，险些沦落绝迹。《中秋》、《伯远》二帖，在民国初年已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盗出故宫，后来颠沛流离，几易藏主，历经辗转流落到香港。笔者在晋祠文物研究所工作期间，曾经接待过一位港商（姓名已记不清了），当他游览到唐太宗亲制亲书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前时，他面对这一通古碑，触景生情，颇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的古物流散国外的太多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他又接着说，建国初，他把流落在香港私人手中的《中秋》、《伯远》二帖的讯息通知了国家文物保管部门，后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几经商洽，用二百条黄金（另说48万元外币）购回，交由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快雪时晴帖》，解放前夕已被国民党政府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令人欣慰的是这三件稀世国宝目前收藏在我们炎黄子孙的手中。它们虽然异地收藏，两院保管，但却震撼着两岸中国人的心，期盼着这三件“千古墨妙”、“天下无双”的中华国宝永远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辉。
总之，这三件国宝是我们中华文化园地中盛开的一枝奇葩，它激励着每一个炎黄子孙期盼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好让三件国宝早日同归一室，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急切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