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的先民们把盛开的莲花作为他们喜欢的花卉。由于莲花的花瓣重叠、圆润、丰满，五颜六色，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生动、洁净、感人，因而在佛教领域被誉为圣洁之物，作为佛的陪衬。狮子在古印度先民们的心目中是“百兽之王”，强悍凶猛，辟邪造福，被人们崇拜为神灵之物。佛教兴起后，它也被人们尊崇为神物，踏进了佛教的领域。出生于释迦族的释迦牟尼成佛后，被信徒们崇奉为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云游各地，相继远游波罗奈城、鹿野苑寻访，当初陪同他、服侍他的五位侍者就有狮子。释迦牟尼前往摩揭陀国等地讲经传道，使得众多听讲者神迷心醉，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这样，不仅他的家属亲友及释迦族的黎民百姓涌到他的身边顶礼膜拜，就是原先信奉婆罗门教的阿难和迦叶等也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从而率领自己的三个兄弟及其一千五百多名弟子皈依了释迦牟尼，成为佛教的忠实信徒，并帮助他弘法讲道。因此，狮子这一被古印度先民们崇拜的瑞兽，也就跟随黎民百姓和贵戚豪富的信佛，自然而然地迈进了佛教文化的领域，成为护法守卫的神物。这样，狮子有了不但没有降低“百兽之王”的美誉，同时被提高到佛教中成为护法的神职。于是，在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中，在佛教建筑物上装饰了狮子的形象，既增加了建筑物的和谐协调的意境之美，也满足了人们心灵深处对庇护神灵的渴求。
大约在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经西域传入我国境内，逐渐传播到广阔的汉族地区，狮子这一瑞兽也随之而来。根据文献记载，自然界的真实的狮子传入我国是在公元七八十年间。最先由大月氏国派遣使臣将一对活灵活现的狮子作为贡品馈赠给我国中原王朝的皇帝。随后安息国的国王也派遣专使赠送狮子献给我国皇室。由于狮子有强悍凶猛的兽性和护法神的美称，在我国最高统治者的心理上萌发了用它护卫最高统治者权益的狂想。于是下诏把外国献来的狮子作为守护神牵来，拴在皇宫外山门的两旁，让这一对俗称瑞兽的狮子守护至高无上的皇权不受任何外力的侵犯。可是，事与愿违，狮子的野性未变，短时间内难以驯服，不服管教，不断伤人。不久，这一对狮子冲出牢笼，逃遁山林旷野，寻找无踪。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隋炀帝杨广过生日，不仅朝臣国戚都携带厚礼来祝寿，就是众多的飞禽走兽也前来拜寿，莺歌燕舞，百兽膜拜，只有狮子这一瑞兽不畏皇权的威力，未来拜寿。炀帝盛怒之下，下令将一对狮子牵来拴在宫门左右，作为守卫皇帝的门卫。但在夜深人静时，这一对狮子拉断拴着的铁链，逃得无影无踪。在此情况下，经过朝臣众议，命令宫廷石工雕出一对身材高大雄健，瞪目张嘴，挺胸蹲踞的石狮，安置在宫廷门外。
一定的文化环境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书法、绘画、小说、戏曲等不同时代的作品，都蕴含着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雕刻艺术同样离不开这样的发展规律。古印度的石雕狮子艺术造型，挺胸怒目、双耳直立、方口大张，真实地展现了其原始的艺术形象。两汉南北朝的狮子的艺术造型，恰当地将来自异域他乡的狮子造型融入了我们华夏民族的造型艺术之中，虽然其表现手法依然显示着犍陀罗艺术的特征，但是狮子博大雄健、奔放蓬勃的浪漫雄浑的艺术风格，已经融进了我们中华艺术殿堂，并且凝聚着时代精神和我们民族艺术的特色。
这一来自异域他乡的狮子，自从迈进了我们中华大地的艺术殿堂以后，逐渐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而成为我们中华文化艺术领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狮子的艺术造型脱掉了古印度真实狮子的风貌，融进了我们民族所追求的审美标准、欣赏心理和艺术构思。特别是它与我国土生土长的虎的形象相糅合，形成似虎非虎、似狮非狮的艺术形象，但狮子原有的兽性和辟邪护法的职能保持不变。随着沧桑岁月的演变，留存至今的古代狮子的艺术造型为数有限。可是在宗教性的建筑物、陵坛、寺观和文物收藏单位中，还可窥见其一二。东汉安帝延光元年（122年）曾任四川芦山县都尉的杨统的墓地，留存至今的石狮，也就是文物考古界常提及的“杨君墓狮子”，身材粗壮，雄健强劲，挺胸翘尾，昂首张嘴，线条流畅，手法简练，既已背离开了自然界真实狮子的原型，也未失其兽性，而是揉合了虎的神态风貌。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及其艺术在我国境内广泛流传的时期。北魏和南梁的最高统治者先后把佛教定为国教，正如《魏书·释老志》中说：“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法果每言太祖……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甚至连佛教中的头目也领受官俸，有官阶，俨然成为封建政府的官吏。可见，佛教也从属于政治。这就反映了我们统一的中华民族从接受佛教到改造佛教，最终以我们清醒的实践理性主义的华夏传统文化战胜和改造了反理性的佛教神秘迷狂，使其成为服务于皇权政治的工具。既然如此，那么作为纯属于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文化艺术，也必然需要符合我们民族的审美标准、心理需求和时代精神。如果说甘肃省天水麦积山133窟的石雕狮子还有异域风格，南京六朝时南梁康王萧楫陵墓的石狮的艺术造型还表现为浪漫主义色彩的犍陀罗艺术手法之特色的话，那么，我国历史发展到隋唐时期，进入繁荣昌盛阶段，来自异域他乡的佛教及其艺术，也融入了我们民族气势恢弘、气壮山河、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现存河南洛阳美林的石狮，呈蹲踞状，海口大张，犬齿锋利，高鼻梁，圆眼睛，身材粗壮，小耳直立，脖颈的鬃毛作卷曲形，好像巡视需要捕捉的猎物；唐太宗李世民昭陵中的石雕狮子呈行走状，四肢粗壮，背部平直，腹部收缩，头部圆浑；从颈部和口部观察，像虎的形状，整个体态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显得瘦劲，略有人情味。它那自然美和形式美的揉合，充分反映了唐代造型艺术雄浑刚健的气质。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挫折期，社会政治的松宽，市民阶层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华，导致了艺术新的特色。此时的雕塑艺术，既不追求丰肌鲜艳，也不同于明清时期的俗丽，而是在艺术上捕捉、追求和表达难以形容，但却动人心魄的情感、意趣、心绪和神韵，这样也就真正深刻地接触到了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狮子的艺术造型，既有别于汉魏六朝时的外形强悍凶猛、艺术手法简练造作，也不同于隋唐时目圆、张口、体壮、憨厚，而是呈现出毛发粗浅、似懂人情味，但又不太晓得喂养人对它的爱护和观赏者们的喜欢，目无表情、自寻其乐的特点。
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是一个集保管、科研、宣传、收藏为一体的文物单位。多年来，收藏的历代铁铸、石雕狮子造型近百只。一对早期雕造的石狮，呈蹲踞状，体胖颈粗，短尾上翘，小耳倾前，鼻梁粗圆，圆眼方口，犬齿尖锐，鬃毛卷曲。头部下额有一绺胡须，颈部前有几绺上粗下细的毛发，浑圆有序，为古印度狮子的艺术造型特征。其脚掌巨爪紧抓地面，雄健挺胸，刚劲威武。石狮体态，剥蚀较重，但仍保留着隋唐时狮子的艺术造型的特征。
在祠区中轴线的两侧，安置宋代和明清时期的数对铸造石雕狮子。一对宋刻石狮，身材瘦小，呈蹲卧状，匍匐在鱼沼飞梁两侧的地面上。雄狮昂首挺颈，双目远视，鬃毛垂直细长，前腿伸前，刚劲雄健；雌狮作睡卧式，欲睡沉沉，并不关心周围动静。在鱼沼飞梁的前面平台左右的一对雄雌铁铸宋狮，呈蹲踞状，消瘦健劲，筋骨暴露。雌狮胸前铭文为宋徽宗赵佶“政和八年立”，为阳文。雌狮圆眼高鼻，方口大张，双耳翘后，长尾伸向腹部，尾梢毛润细长，其鬃毛卷曲披于颈部，脖颈携挂环铃，双腿瘦劲，筋骨突显，爪锋尖锐，一只脚踩着一只幼兽，张口露齿，显示出被爪尖刺疼惊怕难忍的神情，在幼兽与母狮之间有一张口幼狮，仿佛为母狮捕获猎物心喜欲狂，充分显示了人性化、母子亲情的人情味，传神写实，意境非凡。另一只雄狮，头颈毛发，细润柔美，直披颈部，手法细致，线条流畅，脖颈朝向雌狮，双目圆睁，双耳向前，脖饰环系双缨和铃，嘴微张露齿，关心而又兴奋地注视着身旁的捕获猎物的雌狮子，生动传神。对越坊两侧的一对铁狮，无铭文可查，但从造型艺术手法观察，系宋金（1127—1279年）期间的作品，充分反映了宋代造型艺术的体态瘦劲、细洁净润、色淡铁纯、情趣高雅的美学风韵。
我国的社会发展到元代，由于异族的入侵，封建经济显得停滞不前。可是元杂剧的繁荣昌盛，却又给人们带来了艺术行盛的信息，狮子的艺术造型大致传承了宋狮的风貌。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文学、绘画、书法、戏曲等名家辈出，其作品笔法的流畅潇洒，秀润纤细，工整清丽，不避色彩艳丽，于富丽中显高雅，刚健中见细腻，蕴含着和谐协调美的意境。然而，与此相反，雕塑的造型艺术，却是高潮已过，走向了不太景气的阶段。这是由于汉魏隋唐绘画雕塑同出一源，当时的从业者既是画家也是雕塑家，譬如北齐时的曹仲达和杨子华，唐代的吴道子、杨惠之等。他们多才多艺，博学多识，既是著名的画家也是雕塑家。然而，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宗教性的，留存至今的也仅是凤毛麟角。可是，绘画深得豪门贵族、文人仕子的青睐，彻底摆脱了邈远幽深、茫然莫测的神秘迷狂，一股强大持久的实践理性精神迈进了世俗生活的追求，逐渐地登上了求真务实的艺术殿堂，《画品》、《画论》和《图画见闻志》等有关绘画艺术的论著相继问世，促使绘画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雕塑艺术虽然是形象性、直观性很强的一门造型艺术，可是，从事这一专业者多是为权势和生活所逼，在阴暗潮湿的陵坛、寺观等进行创作，尽管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心血智慧奉献给终生从事的事业，可是他们既不曾留下自己的姓名，也没有留存片言只语，只是默默无闻奉献一生。因此，我国雕塑艺术尽管蕴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华和独特的美学思想，却未能登上大雅之堂。
明清时期，虽然我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萌芽，雇佣关系的进一步扩大，商业经济趋于昌盛，可是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和文字狱的严酷，导致了我国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禁锢。雕塑艺术趋向于程式化、形式化，色调鲜艳俗丽，沉陷在追迷、茫然、幽深的境界之中。狮子这一造型艺术也深浸在程式化和家畜化的深化俗气之中。晋祠昊天神祠山门前的一对铁狮是在“文革”后期的1971年经太原市领导批准从太原市内某废品收购站购得。雄狮背部铭文为明世宗朱厚熄“嘉靖二十七年九月吉日造”。这两只一雄一雌的铁铸狮子，作蹲踞状，体态瘦劲，坦筋露骨，张口露齿，鬃毛卷曲垂向脖颈，颈部束环系带有铃铛和缨束，长尾伸向腹部，脚踩绣球，温驯痴蠢；雌狮怀抱幼狮，右脚踩一小牛，既慈祥沉迷，表现母爱的神情，又富于捕捉猎物的兽性。写实俗丽，令人情趣盎然。水镜台前的一对铁狮，系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九年八月成造”。这两只铁狮都作蹲踞状，体态瘦劲，坦筋露骨，张口露齿，长尾伸向腹部，雄狮脚踩绣球，脖系环铃和缨束；雌狮怀前卧一幼狮，其神姿、神态、面貌等与嘉靖年间的狮子同出一炉。滕云楼和山门前的两对狮子为清代造型，身高挺胸，体态轻瘦，筋骨暴露，目瞪口张，鬃毛卷曲，手法细致，线条流畅，程式化、形式化和家畜驯服化的程度加深，如猫似犬，仿佛出于一个模型。这种和善可亲的人情味，给人以人兽和蔼相处的诱人欢娱的情趣之感。
在我国的历史上，不仅活跃着活灵活现、富有实实在在的生命力的狮子，并且在汉末曹魏时已经有了狮舞艺术造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崇信佛教，在后期首都洛阳，佛教寺庙林立，每逢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人们抬着佛祖之像游行，据《洛阳伽兰记》一书中记载，游行队伍面前必以“辟邪狮子引导于前”。这种狮子当然是“人模拟狮形的表演”。由于狮子素称“百兽之王”，力大无比，有凶残好胜的性格，所以南朝刘宋时便有人装扮狮子形象吓退了林邑象阵的故事。据《宋书·宋悫传》讲：“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伐林邑，王范杨迈倾国来拒，以具装象，前后无际，士卒不能挡，悫曰：‘吾闻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溃散，遂灭林邑。”这一生动故事中，艺术造型的狮子也用于战争。随着时代的演嬗，萧梁时，狮舞已成为庆贺皇帝寿辰的演艺节目。盛唐时是我国音乐舞蹈艺术的高度发展时期，狮舞不但在民间和军队中被搬上了舞台，并且被唐朝政府列入了宫廷中的“燕乐乐部”。著名的“立部伎”中的“五方狮子舞”，也即文献记载的“太平乐”，就有舞乐伴奏，演技者共5人，穿狮皮做舞狮，分东、西、南、北、中，各站一个方位，随着由140人组成的鼓弦乐队踩着乐曲的节拍翩翩起舞，气势雄浑豪壮，乐曲优雅动听，显示了大唐帝国的强盛气象。所以白居易在《西凉伎》诗中云：“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身摆双耳。”狮子的艺术造型，随着我国考古科学发展，不断发现极为珍贵而又生动的古代艺术造型，唐代的“胡人戏狮俑”，瞪目、推掌，回首反视，形象感人肺腑，栩栩如生。新疆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狮子舞泥俑”，二人披狮皮，狮首昂举，立而挺胸，能清楚地看到扮演者的四肢腿脚。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造型艺术发展为繁缛华丽，这时的狮舞造型，不仅袒露扮演者的腿脚，同时在狮子的颈部也露出人的双手，可是狮身艳丽，嬉戏多姿，人情味很足。元代的砖雕狮舞考古中也有所发现。明代漆器上的狮子舞戏和清代的狮子舞年画，表明狮舞已成为我们民族节日庆贺必备的节目。如今远泊海外的华侨、华裔等，为了怀念祖国，表达民族情感，也采用狮舞的艺术形式，表述自己的心愿。
晋祠颂
晋祠名胜誉古今，山清水秀江南风；悬瓮山峰冲碧空，半山雄峙望川亭。
展望晋阳平川地，河渠纵横树成行；农庄散落绿野上，稻浪翻滚送芳香。
子承父业唐改晋，汾河两岸农牧兴；黎民不忘唐侯恩，悬瓮山麓建宗祠。
周柏隋槐吟高古，唐碑宋殿竞辉煌；传神艺术宋塑像，中外宾客齐颂扬。
鱼沼泉上架飞桥，从古至今只存它；若再寻访此桥型，敦煌壁画观飞梁。
七十二台云陶洞，唐叔虞祠文昌宫；宋铸铁人金献殿，宋铸铁狮造型美。
昊天神祠关羽像，文臣武将立两旁；同乐厅内观书画，山右名人遗作佳。
梳妆楼上美人鱼，人鱼合体造型奇；八角亭内难老泉，川流不息亿万年。
不系船头人字堰，清潭翠草景色佳；李白三游写诗篇，游客留影作纪念。
银杏双株分雌雄，植物化石遗存今；质优纹细制器精，果实入药典籍中。
幽谷凝翠清溪荡，环翠亭周百花香；湖光塔影垂钓忙，蝉鸣鸟语蝶恋花。
李渊成帝别晋阳，晋祠别墅赠释家；后世改称奉圣寺，香烟缭绕钟声扬。
武□作序华严经，新字十九刻经中；笔力遒劲技艺精，遗存现今价无穷。
留山园中访古踪，砖雕柏月山房文；悔翁书艺撰此文，园中宁静宜养生。
吟罢名胜情难尽，游兴未减趣无穷；惟盼岁岁传佳音，年逾八旬诗赞颂。
（原载《山西工人报》2008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