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古建筑物上的斗
斗栱是我国官式大型建筑上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历史悠久，绚丽多姿。它那独具特色的功能及美的神韵风貌，凝聚着科学原理和工艺美学的内涵，它给人们以美的情趣和联想。它是我国建筑匠师们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结晶。它为我国和世界建筑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斗栱附着在大型建筑物上，它是由方形的斗、矩形的栱、斜向的昂和枋等组合而成的科学构件。它对建筑物的檐口向外引伸起着出挑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演嬗中，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人们的审美心理的不断变化，斗栱的工艺制作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花样翻新，更新着人们对美的享受和爱美心理的伸张。
斗栱分两类，有内檐和外檐之别，而且名目繁多。安装的位置也都是依照其所发挥的功能而确定的。譬如设置在柱头上的叫柱头斗栱，宋代称其为柱头辅作，清代称柱头科；在柱与柱之间安装在栏额普牌枋上的叫柱间斗栱，宋代称补间辅作，清代称角科。此外还有平坐斗栱、支撑檩枋的斗栱等。宋代统称之为“朵”，清代称“攒”。它们在建筑物上都起到梁枋柱之间的联结和负荷力的作用，成为我国大型建筑物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构件之一。
斗栱最早的形象见于周代铜器“令殷”器足上的栌斗，汉代的画像砖石、壁画、建筑物、明器、石阙、墓葬等上，都隐约可见一斗三升、一斗二升、一斗四升，其形象大小各异；有单栱、多层栱；栱头有直截、折线、曲线等；斗口有平盘斗、槽口式等。发展到唐代，已经到了成熟阶段。从山西五台县境内的南禅寺和佛光寺东大殿等的建筑结构上，可以看出虽然保留了两汉、南北朝时的人字栱、斗子、蜀柱和一斗三升栱，但是已经使用了下昂。晋祠宋建圣母殿的转角辅作已完善，补间辅作和柱子辅作的尺度和形式已经统一，结构发挥得也比较充分，内檐斗栱出现了上昂，这种做法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一书中已有了详细的总结和说明。这部著作是我国建筑史上第一部巨著。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审美观念的日益提高，封建礼制的强化和建筑物功能上的实际需要，斗栱逐渐地发展成为木结构建筑物的各部分节点不可缺少的建筑构件。尤其是以恢弘壮丽而取胜的官式大型建筑物，更离不开斗栱的承托。一则封建统治者要求建筑物恢弘壮观，借以显示其权威和尊严，再则建筑物的出檐愈深，使用屋檐下的斗栱层次也愈多，它是成正比例的。就其作用而言，一是屋檐上翘，便于采光。二是屋檐愈深可以把雨水抛出愈远，避免木结构雨淋日晒。三是能增加建筑物的艺术效果，给人以美的享受。四是能起到传递和承托作用，相当于梁柱等主要构件之间增设了斜撑，增加彼此间的联结和稳定性。五是卯榫间的组合，刚柔相间，不易脱榫，遇有地震时，可以削减其冲撞力，起到抗震作用。众所周知，山西是地震多发区，其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震害特别严重。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从公元前466年（周定王三年即鲁悼公元年）至今，山西地区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60多次，其中8级两次，7级以上四次。譬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十二月，忻县、定襄地区发生7.2级地震，震区附近五台县境内的唐建南禅寺和佛光寺东大殿都经受住了强震的考验。同年底“并州地震震毁卢舍，覆压吏民死者一千八百九十人”，但是晋祠圣母殿仅屋檐东北角有损。根据太原、徐沟、清源、榆次、太谷、阳曲等县县志的不完全资料记载，从东汉至清初5级以上地震数次极多，破坏严重，难以估量。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太原地震“声鸣如雷，裂地尺余，民居皆倾”；“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六月（晋祠）仙居寺口，山移数十步”；“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初六日地震，晋祠奉圣寺后之山移数步”，“房屋皆倾”。可是晋祠宋建圣母殿及附近平遥县境内的北汉建筑镇国寺都未遭到破坏。1976年唐山地震，附近蓟县裂度8度，境内独乐寺内的辽代创建的观音阁和山门木结构建筑物安然无损。由上可知，设置斗栱的木结构建筑物具有较强的抗震功能，当然也与其他结构互相协调，相得益彰。关于这一原理，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老子，在阐述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时，就已揭示出自然的威力所隐含着的宇宙哲理。老子提出“以弱胜强”，“曲则全”，“枉则直”，从中感受到事物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化了对物质的认识。由此提出事物可以转化、相辅相成的原理。我国古代聪明的建筑匠师们在劳动实践中验证和发展了这一原理，把它应用到建筑工程上，充分发挥了它的抗震功能。我们知道，木材本身就是一种柔性材料，它在外力作用下容易变形，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一定的时间，又有恢复原状的能力。同时斗栱及其构架中所有的节点都应用了卯榫结合，不易脱榫，使建筑物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尤其在木构架中所使用的成组斗栱是纵横构件搭接起来的具有弹性的节点，在地震时，每组斗栱所发挥的功能，好像一组组巨大的弹簧，在强烈振动颠簸时，就可以消减一部分地震时发出的能量，从而可以在世界建筑史上减轻整个框架结构的破坏程度。这一创举，令人不得不承认是我国古代匠师在世界建筑史上对建筑物防震作用做出的巨大贡献。
可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发展，封建礼制不断强化，严格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封建的礼制教化和专制主义的封建政体紧密结合，就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的一大特点。正如《荀子·王制》中说：“衣冠有制，宫室有度”，社会成员从生到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等都必须遵循封建的等级制度，谁都不能逾越，否则就有犯上僭越之嫌。这样，循礼和非礼就成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衡量世风良莠、政治得失的准绳。反映在建筑物上，规定只准许宫殿、坛庙、城楼、府第、寺观使用斗栱。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尚书马文升一语道破，其用意是为了“慑服人心，藉固藩篱”，以示尊严华贵。至于“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节彩色。”这是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493年）的定制。大清律例中也有规定，凡违者，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三年。可见建筑物上有无斗栱就成了识别封建等级地位的鲜明标志。由此可知，斗栱在古建筑的结构和装饰上所占的重要地位了。在这种严酷的封建法律的压制下，我国的大屋顶建筑皆成定制。从秦汉以来一直缓慢地发展着，聪明的匠师们虽然怀有高超的技艺和超世脱俗的设想与构思，也只能在斗栱等小木作上显示其才能。所以明清时的大型建筑物的斗栱，一改以往坚固朴实的风貌，而以小巧玲珑，华丽美观，花样翻新而取胜。因它满足了统治者的审美需要，所以不加干涉，这样也就发挥了匠师们的才能。虽然如此，在封建的礼制教化和严峻的法律压制下，使得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还是受到了莫大的阻碍。而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热潮中，科技的春风已经吹满神州大地，我国的科技事业，已经迈进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
2、我国古建筑的格局及气质
建筑是人类与自然之物调适造化的科技成果，是社会进步和工程技术完满组合的科学构件。建筑物这一物质实体，原本是朴实无华而又冷冰呆板的，可是经过艺术匠师们的装饰彩绘给它赋予了时代精神、地方风格和美的情趣。它总是以外在的物化形式，揭示其内部的深厚底蕴。它那平面规整的设计，千姿百态的造型，体现了我们民族多元化生活的需求。它那绚丽多彩的装饰彩绘，蕴涵着对应民族的美学思想和时代的精神气质、人文倾向、世俗潮流、宗教诠释。建筑物是人类日常生活中追求环境美的鲜明标志。它不时地传达着自然美和建筑美在空间环境中和谐相融所折射出的美的意境，建筑物呈现的实用性、观赏性是我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在世界建筑领域中形成我们民族独具特色的建筑体系，不断向外传播，成为东方建筑领域的发展中心。
一
我国的历史悠久，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民族“以人为本”，崇尚自然，崇尚人和自然的和谐相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多民族而导致的宗教信仰多元化动因的不断延伸，同时铸就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丰富多彩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的变革，我们的先民经历了从夏商周的崇信鬼神，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到秦朝的统一，以至汉代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之风的盛行，玄学取代了经学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变革。在此背景下，反映到我国古建筑物上，我们的先民不是崇尚个体，而是尊崇日益盛行的多元化生活理念及其实用价值为其发端。个体建筑必须凝聚在集体的物化中，才能发挥其特有的功能，才能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而不是出世的，由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所导致的孤立无依、高耸云霄、指向神秘莫测的上苍观念。我们的民族贴近生活，崇尚自然，在房屋建筑上注重可居、可游、可望、可行的空间环境。这一以木质材料为主的建筑格局，是以平面纵深铺展的设计，并由台基、屋身、屋顶三部分构筑而成。屋檐的曲线上翘，飞动轻快，门窗的瑰丽多姿，室内光线的和谐协调，是我们民族群体观念、意志、情感和审美心理、情趣的执着追求。这一房屋建筑在空间环境中令人感到和谐、安全、舒适、雅静，充满生活的情趣和联想。
我国古典建筑通过建筑匠师们的精湛技艺，巧妙而又物尽其用地利用了木材自身所具有的性能和特点，出色地构筑成个体独立，而又群体组合、柱网联结的统一组群框架结构完整的科学构件。这种建筑物体是以“间”为单位通过斗栱榫卯对梁枋柱网的联结，以平面纵深铺展，垣墙回合封闭，营造方形和长方形的建筑物体。我们民族的这一生活理念早在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得到体现，西安半坡遗址就已构筑了方形和长方形的建筑格局，浙江河姆渡遗址的绑扎技术，河南偃师和郑州商代都城等建筑遗址的前后发现，都说明我们先民早在数千年以前就已经采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并已构筑了门窗的雏形。从绑扎技术到榫卯结构的精巧组合是我们华夏先民的重大发明和独具时代精神的鲜明创造。这一发明，无论从理论上的哲理思辨，还是从生活实际探讨，都无疑地为人类的发明创造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二
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心理和所处地域各异，导致了多元化的生活理念和宗教信仰以及传统理念和生活习俗。无论是玉皇大帝、天上的列星、风雨雷电，还是地上的五岳四海、关圣帝君、城隍、土地、门神、灶君和王母娘娘等神灵，都属于“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生前有不朽事业，身后有不朽报施”（《礼记》），“能为民御灾捍患者则祀之”（同上）。这些被神化了的自然现象和历史人物都归属于道教诸神的来源。因为道教植根于我国境内，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因此它具有我们民族多元化信仰的理念。明代重修后的山西平阳府的尧庙“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阁为执中殿”。无论是天神还是地祇都渊源于道教神祇的范围。就是外来的佛教也由容纳、吸收、改造而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东方文化的发展中心而向外传播。由上可知，我们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及其向外传播，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众所周知，我国的宗教不是凌驾于政权之上，而是隶属于政权下，是服务于政治、维护封建政治体制的自觉工具。所以高僧法果每言“太祖……既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魏书·释老志》），甚至传教的头领也被册封为“官职”领取官俸。譬如“自姚秦命僧帮为僧正……则供给食俸之始也”（同上）。这一人和神在社会意识和人文心理上的认同性，折射到供奉神祇的寺观和祭祀祖先的祠堂等建筑物上，必然趋向宫殿、官衙的同一性的建筑格局。至于诸如此类建筑物以南为尊、北高南低的方位布局，是由于适应人们的生活需求避风朝阳、冬暖夏凉。那种以垣墙的回合封闭、严格的中轴对称，重檐复道，阔敞雄伟，瑰丽多姿，尊卑有别，主次分明等的建筑模式，明显地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支持下封建时代辟雍礼制的至高无上的皇权权威。这一宫殿建筑模式，虽然达到了我国古典建筑物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由于受到严格的封建机制的束缚，从先秦以来直至近代，始终四平八稳，平淡无奇。既体现不了人的情感的奔放，也缺少灵活多变的艺术魅力。这是因为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自汉代董仲舒倡导和执行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淡化了商周以来崇信鬼神的神秘迷茫，同时推行了“敬天法祖，礼乐治世”，阳尊阴卑的封建等级制日益森严。维护封建礼制教化的“三纲五常”的严格施行，必然在社会意识和人们的心理认识上打上了难以泯灭的烙印。继而由于儒家“中庸之道”，促成了追求平衡、对称、整肃、呆板一成不变的规制。这种思想折射到建筑物上，便是“百代皆沿先秦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难以摧毁的定制。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和人们爱美心理的不断追求，在建筑物的小木作及其油漆彩绘等的装饰上也出现了轻巧玲珑、华丽美观的构象。譬如斗栱等小木作的灵巧制作，适应时尚的油漆、彩绘等，都充满生活情趣和时代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