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戏剧研究所徐秉梅
一、概述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戏曲产生和主要活动的地区之一。被称为“戏曲艺术的摇篮”。
山西戏曲历史悠久，戏曲种类多样，戏曲剧目丰富。不但有蒲剧、晋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四大剧种，保留下来了许许多多唱做俱佳、盛演不衰的传统好戏，还有其他几十种独具地域特色、以演绎民间故事或传说为题材的民间小戏，这些民间小戏遍布四乡、风姿各异，深受各地百姓的喜爱。
若追溯山西戏曲的历史，当首先要从早期的歌舞、百戏及说唱等艺术活动谈起。据史料记载：早在尧、舜时期，山西已有“制乐作舞以敦化民风”之习俗，与此同时，在传说中的尧都，还产生了著名的《击壤歌》、《康衢歌》。
汉代时期，山西作为京畿屏障，政治、经济地位极其重要，在晋南、晋东南等地形成了杨（洪洞）、平（平阳）、泽（泽州）、潞（潞州）等商业繁荣城市。政治、经济的繁盛带来了艺术的发展，三晋大地上随之出现了早期戏曲的萌芽一一歌舞百戏。
隋唐时期，歌舞艺术已日趋成熟，山西上党、河东、并州、代州等地区，相继出现了滑稽戏和歌舞戏。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盛行的《踏摇娘》，曾在并州、代州演出之后，发展成为有歌，有舞，有伴奏，演故事的完整歌舞戏。
到了北宋年间，山西各地到处活跃着诸如滑稽戏、影戏、歌舞戏、百戏、技艺戏等多种土戏，这些当时已是中国戏曲雏形的土戏，后来经过泽州（今晋城）说唱艺人孔三传的改良，把单宫调改为诸宫调，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元南戏和北杂剧的发展，把山西的戏曲也由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元代北杂剧的繁盛发展，使得中国戏曲艺术进入到鼎盛时期。山西的平阳、蒲州地区，是北杂剧的主要形成和流行地区之一。目前全国所发现的元代戏台及大量出土的砖雕戏俑，绝大部分保留在我们山西的晋南地区。如临汾魏村牛王庙至元二十年建的“乐亭”，临汾东关村至元五年建的戏台，翼城武池村乔泽庙至元九年建的乐楼，稷山马村多处金墓戏曲砖雕等等。从这些遗存下来的大量珍贵戏曲文物可知，当时山西戏曲演出是何等的频繁。
不仅有大量的历史遗存实物见证山西戏曲的兴盛，就是在《录鬼簿》、《元史类编》等文字典籍中，也记载着大批山西籍的北杂剧作家，他们是：平阳籍的狄君厚、孔文卿、赵公辅、于伯渊、石君宝；新绛籍的李潜夫；太原籍的乔梦符（乔吉）；大同籍的吴昌龄；河曲籍的白仁甫（白朴）；襄汾籍的郑光祖。伟大的元代剧作家关汉卿也是山西解州人。另外，从《元史太宗纪》、《山西通志》、《蒲州府志》等志书中也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晋南地区，很多村落都建有庙宇，有庙宇就必有戏台。比如在稷山南阳村，就有九座戏台，蒲县东岳庙里建有三座成品字形的戏台，这些戏台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
“每当三月中旬八日，居民以令节为期……娱乐数日，极其厌，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此则习以为常。”一一这是在洪洞保留下来的元代延佑六年《重修照应王庙之碑记》上记载着的当年百姓在广胜寺看戏时的情景。这种盛况空前的观剧场面，不仅只出现在当时的山西南部地区，在山西的北部地区，北杂剧也依然有“歌扇舞裙忘旧业，药垆经卷伴新吟”（见清光绪十年《神池县志》记载）的演出盛况。
由以上史料可以见证，元代时期，山西戏曲发展是异常活跃的，北杂剧的演出场面也是相当热闹的。它不仅仅表现在山西的平阳、蒲州等地区，至今保留着大量的地上、地下戏曲文物，同时，还有被载入文字典籍中的人数众多的山西籍的戏曲作家，以及碑记、县志记载下来的山西民间元杂剧的演出盛况，这些足以说明元朝时期山西戏曲的发展状况。所以说，将山西称之为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中心，丝毫没有狂妄之意。
到了明代，弋阳腔、青阳腔、昆腔等剧种相继传入山西，民间以乐祈神的赛戏、锣鼓杂戏、对戏纷纷在晋北、晋南、晋东南等地区盛行，这些剧种以演出《斩旱魃》、《破蚩尤》、《太极图》等其他剧种罕见的剧目见长。
同一时期，陕西同州、河南郏州一带的民间艺人，又大胆地对北杂剧的唱腔进行改革，特别是出于换板式样的需要而加入一付枣木梆子，梆子腔应运而生。之后，同州梆子流入到山西晋南地区，“音随地改”产生出山西蒲州梆子戏。再之后，蒲州梆子开始向北部发展和流传，分别与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及风俗人情相结合，就又逐步形成了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以及以唱梆子为主、同时兼唱昆曲、皮簧、罗戏、卷戏的上党梆子。
在北杂剧尚存一息之气、昆腔和弋腔方兴未艾之时、赛戏仍在演出的阶段，梆子戏恰到好处地将北杂剧和昆弋腔中的业已十分成熟的表演艺术、关目排场，青阳腔的滚白、滚唱，锣鼓杂戏的编词构腔手法等优势，有效地加以借鉴和利用，以独有的通俗灵便、淳朴浑厚、易于表现普通民众生活情趣、集聚乡土气息的崭新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很快就赢得了观众的接受和欢迎。著名作家孔尚任，在他的《平阳竹枝词》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乱弹曾博翠花看，不到歌筵信亦南。最爱葵娃行小步，氍毹一片是邯郸。秦声秦态最迷离，屈九风骚供奉知。莫惜春灯连夜照，相逢怕到落花时。”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清代康熙年间山西平阳一带梆子戏的演出盛况，表明了梆子戏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随着这一时期梆子戏传播范围的逐渐扩大，一些地区开始迎合当地群众的欣赏趣味，在吸收梆子戏营养的基础上，将当地流行的民歌、说唱之类的民间文艺形式加以改进，逐渐演化出许多后起剧种，如：弥漫全境的各路秧歌；流布于晋北、晋西北、晋南临汾、洪洞、河东的各种道情；风行于上党地区的落子戏；存活于晋南地区的高腔类剧种的万荣清戏、翼城目连戏和眉户、扬高戏、弦儿戏等；还有盛行于雁北地区的、以特有的用后嗓演唱耍孩儿戏；以及一剧一曲、剧曲同名、载歌载舞演的二人台等等类型的地方小戏竟相兴起。从而使得山西戏曲诸腔杂陈、百卉争妍的局面随之出现。
这些直接产生于民间的地方小戏，它们具有着与生俱来的现实性，它们擅长演出二小（小旦、小丑）或三小（小旦、小丑、小生）的剧目见长，尽管剧中人物不多，情节简单，但却直接反映当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早期的代表性剧目有《买菜》、《介休县送女》等。
民国时期，晋北的赛戏、晋南的锣鼓杂戏、上党的对戏、院本等迎神类戏曲虽然仍有演出活动，但已渐渐开始走向衰微、颓势。而那些由民歌、说唱之类民间文艺形式演化来的地方性小剧种，却在日常的演出中不断地在从梆子腔的剧目、音乐、唱腔、表演等方面汲取着营养，日益发展壮大。以至于在民国时期，在蒲州梆子、中路梆子、上党梆子等大剧种纷纷到外省演出的同时，民间小戏一一耍孩儿剧种竟也走出了娘子关，远赴天津演出。
大量的民间小戏与梆子戏一起，满足和适应着城乡不同层次观众的欣赏需求，构成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山西戏曲发展的宏大场面。与此同时，来自于京城的京剧、天津的“蹦蹦戏”（今之评剧）在这时也开始零星传入山西境内。以致于出现了山西戏曲史上戏曲种类多样，戏曲队伍庞大，戏曲剧目丰富的繁盛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小剧种以其独有的形式短小精悍、表演生动活泼、内容贴近生活、唱腔优美动听的优势，创作演出了大量进步作品，在抗日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宣传抗日、打击敌人的作用。在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革命根据地，以演出各类梆子、平剧（京剧）、落子、眉户、道情、花戏、秧歌等剧种的进步剧社相继成立，除创作排演了大量梆子戏剧目之外，一些小剧种也在积极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编排新剧目，诸如：眉户剧目《王德锁减租》、秧歌剧《三个女婿拜年》、道情剧《大家办合作》等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性的优秀小剧种剧目，相继被搬上戏曲舞台，并在1944年7月晋绥根据地举办的“七、七、七”文艺评奖中获奖。与此同时，不但在革命根据地如此，甚至在阎锡山统治区也出现过《汉奸大失败》等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的进步剧目。
为使民间小戏能够健康顺利的发展，抗日根据地还对一些旧剧种进行改造，并积极扶持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地方小戏的发展和提高，像沁源秧歌、左权小花戏、襄武秧歌等小剧种，就是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应运而生的新型剧种。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被彭德怀总司令誉为“抗日农村剧团的模范”的太行人民剧团（襄武秧歌剧团），他们在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中，先后编演了200多个配合革命斗争的进步剧目，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来成家庭》、《邺宫图》、《韩玉娘》、《王佐断臂》、《报父仇》等，极大地鼓舞了革命斗志，打击了敌人，为抗日、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戏曲改革措施，眉户、落子、道情、秧歌、皮影、木偶、弦腔等濒危灭绝的小剧种，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先后组织起了民间剧团，开始恢复演出。一些小剧种演出团体，还积极排演新剧目，先后参加了全省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戏曲调演及山西省青年演员汇报演出。
1953年春，山西省文化局举行全省民间艺术展览演出，二人台、秧歌、道情、左权小花戏、耍孩儿、孝义皮影、木偶等小剧种参加了演出，共演出了90多个剧目。
1961年，山西省文化局专门召开了小剧种座谈会，会议期间，有八个小剧种的九个专业剧团进行了观摩演出。之后，通过对小剧种剧目进行摸底排查，初步掌握了小剧种剧目数量，并为耍孩儿、晋北道情等小剧种音乐进行了录音。在文化主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关怀下，全省小剧种演出团体从数量上和演出质量上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1965年底到1966年初，碗碗腔、眉户和四大梆子一道，参加了全省现代戏调演，参演的剧目主要创作、演出方向为农村和山区。
1981年8月25日至31日，山西省文化局召开全省小剧种工作座谈会，重点调查小剧种的发展情况。
200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山西省委宣传部与山西省文化厅联合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小戏、小品、小剧种”调演，参加演出的地方小剧种多达13个，有上党落子、上党二黄、祁太秧歌、耍孩儿、线腔、襄垣秧歌、眉户、神池道情、临县道情、右玉道情、朔县大秧歌、繁峙秧歌、二人台等。演出大小剧目49台。其中运城市芮城文化艺术学校演出的线腔《七斤三两》、临县道情剧团演出的临县道情剧目《保姆》获得优秀剧目奖；运城民间艺术团演出的眉户剧目《买婴记》、晋中文工团演出的祁太秧歌剧目《赶会》、临汾市眉户剧团演出的眉户剧《村官》获得优秀剧目奖；运城市临猗眉户团演出的眉户剧《热土忠魂》、大同耍孩儿剧团演出的耍孩儿剧目《龙凤镯》、晋中市艺术学校演出的祁太秧歌剧目《偷南瓜》等剧目获得了剧目奖。本次盛况空前的集中调演，既是对山西民间小戏的一次检阅，也是新世纪形式下，小剧种自身面对激烈市场竞争，努力拓展生存空间的实力展示。
在全国，戏曲剧种总共有300多个，而我们山西就有50多个，占到了全国戏曲剧种数量的六分之一。究其原因，窃以为：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高坡陡，自古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相对封闭的自然条件，反而使得这块“十里不同音”的广阔而贫瘠土地，在历史沿袭、文化传统、民俗风情、方言俚语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差异，也由此造成了各地区在欣赏趣味和欣赏习惯等方面有了极大的不同，正是这种看似并不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客观环境，恰恰造就出山西境内多达50多种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戏曲品种；也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生存状况，又使得山西境内能够保留了那么多原始古朴的老剧种和戏曲文物。
据1981年山西戏曲剧种学术讨论会专家鉴定，山西境内共有52个戏曲剧种。除了号称“四大梆子”的蒲剧（蒲州梆子）、晋剧（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等著名剧种外，还活跃着大量的民间地方小戏，它们是：活跃在山西南部临汾、运城地区的晋南眉户、曲沃碗碗腔、浮山乐乐腔、洪洞道情、永济道情、河东线腔、弦儿戏、平陆高调、翼城秧歌、锣鼓杂戏、目连戏、青阳腔、夏县蛤蟆嗡、芮城拉呼戏、扬高戏、平陆花鼓戏；活跃在晋东南地区的上党落子、上党皮簧、襄武秧歌（即武乡秧歌、襄垣秧歌）、沁源秧歌、泽州秧歌、陵川平腔秧歌（也称混场秧歌）、清场秧歌、壶关秧歌、对子戏、活跃在忻州、大同地区的耍孩儿、二人台、晋北道情（包括神池道情、右玉道情）、灵丘罗罗腔、朔县大秧歌、繁峙秧歌、广灵秧歌、五台登山秧歌、繁峙蹦蹦戏、赛戏、弦子腔；活跃于吕梁地区的孝义皮腔、孝义碗碗腔、汾孝秧歌、临县道情；活跃于晋中地区的祁太秧歌、昔阳拉话戏、左权小花戏、风台小戏、祁县武秧歌、弦腔、介休秧歌；活跃于省城太原地区的太原秧歌。
在这些小剧种当中，有历史久远、以乐祈神的古老剧种，它们是属于“吟诵体”戏剧的晋北赛戏（又名：赛赛）、晋南锣鼓杂戏、晋东南对戏。有“中国戏曲活化石”之称。这类戏没有唱腔曲调，演出时以念诗为主，称为“云”、“吟”、“赛”，唱词一般为五言、七言、十言。演出形式与古代村社社火相近，仍保留着“竹竿子”表演形态的村社百戏风貌。新中国成立后，吟颂戏各剧种虽有演出活动，但发展不大，仅靠酬神习俗，局部、零星地流传着。
现将吟颂戏的三个剧种分别加以介绍：
（1）赛戏是一个流传于晋北一带的古老剧种，它把戏剧活动与民间祭祀活动融为一体。赛戏大约形成于元代。早期赛戏的脚色行当只有生、旦、净，没有丑行。后来，赛戏逐渐吸收、发展，形成了生、旦、净、丑行当齐全的脚色体制。赛戏是女角登台较早的地方剧种，又是一个将女演员“坐台子”（俗称压板凳）习俗保留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少数剧种之一。
赛戏演出采取的是广场表演与舞台表演相结合的形式。例如，赛戏主打剧目《调鬼》就是在舞台下的广场上进行演出；而《斩旱魃》则是从舞台演到广场，再从广场演到舞台。这种台上台下相结合的演出方式，使演员与观众形成了互动。赛戏班社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演出，子承父业，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