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了从未彻底解决的土地改革问题。我们村曾于1946年春和1947年冬进行过有关土地改革的运动，当时也斗争了一些有剥削行为的地主富农，也分配了他们一些土地和牲口、大车、粮食等物品，但由于当时的战争拉锯环境和工作经验不足，改革进行得很不完善，1947年那一次还走了弯路，进行得很不成功，而且也没进行到底。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这一次土改复查，是有了完备的土地法大纲，也有了许多地区的成功经验来借鉴。所以我们进行的还是比较成功。
当时中央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就指出：“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根据党和政府关于土改运动的方针、路线、政策指示，参照各地的先进经验，我们村于1950年春就进行了约百日的土改复查运动，运动进行的还算顺利，运动的结果是：划定家庭阶级成分：雇贫农51户，下中农20户，中农102户，富农5户，地主1户。全村分得斗争果实的有134户（包括一些小物件），其中分得果实，计有土地102.4亩，房50间，窑15孔，场院13所，大车8辆，牲口14头，农具88件，小麦65石，秋粮5石，还有小物件近千件。
当时全村共有土地3855.654亩，人均4.5亩。
后来还发了土地证，现将我家的土地证附后，以做土地改革的明证。
当时全村共有住户180户，共有人口868口（男449，女419）。共有房屋647间，其中人居508间，牛房139间。窑洞300孔，其中人居226孔，牛窑74孔。共有牲畜121头（匹），其中牛108头，驴7头，骡4匹，马2匹。有大车88辆。在发土地证的同时也颁发了房窑证，现也将我家的房窑证附后。
（二）煽动百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到运城专署门前静坐，企图推翻土改
村中土改运动到后期，突然发生了一场风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一个外来落户村中的原共产党病休干部抢占土改斗争果实，提出要推倒农会，推翻土改，惩办“贪占”人，重新搞土改，进而又煽动和胁迫百余名群众到运城专署门前静坐抗议的事件。被诬陷的这个人是我们党的一名老党员、老干部，曾任县委组织部长，他很有在战争年代搞地下工作的经验，敌情观念很强，又当过区农会主席，有土改工作经验，在我们村的土改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曾特别敏锐地发现了村中当时许多不正常的对抗情况，从而也把他推到了复杂激烈斗争的浪口上，自然遭到了打击。当时区委、县委、地委各级领导也都分析，即使是他本人确有问题，土改中也有土改纪律，也有监督办法，而当时的土改工作组、农会以及广大雇贫农，却没发现任何问题，而在外围不知情的群众却能闹成如此的场面，相当发人深省。而且闹事者又从抓侵占果实容易揪住人心为切入点，又从一个是外来人口容易激起群众排外情绪为借口，这样从兴风作浪到形成事件，可以看出，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背景的破坏土改的事件，特别是更可看出其闹的目标，不仅是打击了他们视为眼中钉的很起作用的老党员老干部，而且还要推倒农会，推翻土改，这显然是别有企图的。于是，县委书记李楠、县长白桂林都曾亲自率工作组到村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经过多方深入调查，发现确实是有人在破坏。后经揭穿，事件才得以平息。跟随的群众才明了真相，大呼上当。事件虽已平息，但这一事态也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
（三）严厉镇压反革命
上述我村出现的一百多人越过区、县，到百里外的地区闹事，这在我们小张村几千年历史上甚至到21世纪的今天，也仅仅发生过这么一次闹事事件。而且在全地区、全省也是罕见的，这是全国继战争胜利之后的政治斗争的特殊事件。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刚刚解放，解放战争还正在南方和西南一些边远地方进行，此时敌对势力不甘心其失败的命运，因而蒋阎反动的残余势力活动还是非常的猖獗。在我们周围的稷山县和我县的隘口山、礼元车站，都有反革命暴动破坏的事件发生。所以中央迅速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全国雷厉风行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们村的案件也就作为全县镇反的首案进行了惩处。
据史料记载，1949年春太原解放后，统治山西数十年的土皇帝阎锡山反动集团，不甘心灭亡，他们有组织地潜伏各地，进行破坏，企图复辟。我县政府早已从内部获悉，有一个阎锡山军政骨干反革命集团潜伏在稷王山麓闻喜县的一个小村里。我县公安局于1949年夏即部署破获，先后派6名侦察员，以雇工、逃兵、亲友等身份流动进村，固定住村，进行侦察。有公安局柴玉良住南窑巷周崇礼家，以逃兵身份，隐蔽劳动，卫清泉住南窑巷李占义家，以雇工身份打临时工。其中一名已落户我们村的共产党病休干部周克，也委派担任侦破任务。周克原在我区任过农会主席，是我们党的一名老党员老干部，后调永乐县任县委组织部长，因在大运动中犯“左”倾错误，受了处分，后又生病，就脱离岗位养病。因本人1940年在延安上过抗大，又在中央医院工作过，有些医药知识，所以本人才以医生身份来村安家。这些住村“侦察员”针对秘密进住村里的几个阎锡山部队的旧军官（包括马维新、刘福环等）的破坏活动，早有防备。破坏分子先是物色了一些亲近他们的人，组织假农会，进行一些包庇坏人破坏土改之事，并四处串联旧军人，企图组织暴动。他们的活动，早已在我方的掌控之中，我们完全掌握了他们的活动事实证据。在这其中，周克同志贡献很大，因他是老干部，富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敌方也发觉他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就集中攻击周克为突破口来一箭双雕，一来打击革命力量，隐蔽自己，二来也破坏了土改运动，破坏了新政府的工作和形象。他们还编造顺口溜：“民国（1948年）三十七年七月七，小张村里该晦气，留下个医生叫周克，要在小村分土地，小村群众不愿意，召集花户开闾会，全村群众都矢箭，定要周克去滚蛋。”在群众中广为宣传，甚至还教给学生去宣传。在土改的几个月中，他们组织人员，5次到县上告状，在村中又企图搞垮农会，污蔑打击积极分子，没见效果，到最后竟然绑架农会干部原成义、樊生万、李清福、原永和等人要到运城专署告状，并且数次制造流血事件，想打击我农会干部和革命力量。在此同时，我政府在太原也破获阎锡山残部的×××反革命集团，缴获了有关我们村阎的军官×××的委任状：“兹任命×××为护国讨逆军山西复省兵团晋南纵队闻喜支队上校支队长兼县长。”下署名是阎锡山，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九年一月。于是，我政府果断逮捕了4个旧军人反动骨干，破获了山西省潜伏在稷王山东北麓的一个大反革命集团。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作为全县破坏土改的首案，对犯罪分子进行了严惩，枪决两名，判重刑两名。
在村内还相继进行了清理，根据反动破坏的事实情节，定为反革命分子并逮捕法办有4人，还有为此事而有嫌疑未决的被管制的有3人，为此事还发现有其他嫌疑线索而被列为怀疑监管的还有5人。同时在镇反中也清理了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嫌疑人员。
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氛围中，难免把问题看得偏重，处理造成一些过头，后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对原来逮捕法办并戴反革命帽子的3人给以平反，对原有嫌疑而被管制的人员也已全部释疑解脱。
（四）进行激烈的新旧思想政治斗争
从国家大的局势来说，我们已经解放，而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的长期统治，盘根错节影响已伸进到基层，比如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村就有一个阎锡山统治时闻喜四区的区政府和两个编村的组织，他们就是临时窜来窜去的游击统治；还有一个栗村编村村长所带的一班人；此外还有干国民兵团的精建会的；还有阎军失败以后，有些军官逃避和潜回村中的，全村这样的人就有二三十人之多；还有一批反动会道门的人员。所以，在刚刚才得以解放的我们小张村，这种旧的思想政治、甚至组织是相当复杂的，许多还没来得及清理、处置和解决。他们的思想、行动都还是在对立、对抗着的，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下。我们村发生破坏土改的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事例。这说明我们在得到解放后在村内进行新旧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整个解放事业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党的政策明确规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通过镇反运动，我们已解救和解脱了大部分人，不少有头脑的人，也幡然悔悟，改邪归正，但也有些顽固分子，在我们村，有数量，有组织，他们本身，又多有才能，加上政治立场错误，甚至政治反动，所以给我们村造成了新旧激烈斗争的困难僵持局面，让我们村在一段时间里变成了一个落后村，这个问题是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斗争转化的工作过程，才能得以彻底解决的。
（五）破除迷信，革除陋习
封建社会的影响也还深深扎根于乡村民众之中，因此在进行土地改革这个反对封建制度的最后决战之后，我们接着还进行了紧迫而重要的工作就是破除迷信，革除陋习。
首先是搬神、拆庙，这在战争时期的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几个大运动中也都曾进行过，当时学生娃娃带头就推倒了几个神像。这一次是民兵带头，大家参与。以前人们只要面对塑的神像，就敬畏三分，如有不敬的话和动作，就认为是作孽，吓得人的灵魂都在颤抖，这次有了科学的头脑和革命的精神，人们搬神也都理直气壮。搬了神之后就象征着神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当代的中国已经走上了科学之路，因此，全村禁止一切祭神的活动，禁止磕头；从而也禁止买卖一切迷信用品，如神画、香表等；禁止一切装神弄鬼的巫婆神汉的活动。
同时也革除和迷信相关的习俗行为。没收祠堂的土地房屋以后，就宣布停止祠堂的祭祀活动，甚至连各家各户的祖宗牌位也都取消，停止祭拜。对红事白事过去的一套全部废除，不拜祭，不摆席，不请客；禁止看风水、看阴阳、看好日、禁止看日子上梁；禁止请客；取消旧的一切节日活动，禁止磕头拜年。
特别是禁止买卖婚姻，不能父母包办，要婚姻恋爱自由，反对媒婆、媒汉的欺骗包办活动，惩办收钱的父母和媒婆媒汉。
通过一段雷厉风行的破旧革新工作，使得人们一提起过去的、旧的都认为是错的，就得一切取消，一提起过去的就惧怕就远离。真是有改朝换代的味道。
（六）建立基层村政权组织
按照工作要求，在土改运动后期要建立村基层政权组织，要建立党团的组织。但由于我们村土改如前所述遭到破坏，所以土改后期没有建立党团组织，也只是艰难地建起了一个能取得多数人同意的中性班子，人称好人班子，那就是以原永禄为村主任的村级班子。
（七）又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和人士踊跃投入新中国建设
在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在党的宣传发动和教育下，新中国成立初，我们村又有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和进步人士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先后有：杨镇海、柴志明、李树耀、樊子华、杨芝河、原永义、柴邑清、张登甲、张德华、杨凤廷、杨凤彩、张德福、李双山、李小福、李兴科、柴英诚、樊怀敏、柴济民、周建民、杨李科、樊育堂、樊育孝、柴旺水等20多位同志，他们都是我们新中国建设的先锋，我们在记录他们的名字时，又一次为我们的小张村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