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者，渊薮也大，有的写时就准备刊印，有的写了是专给情人看的，当然更多的则是日常琐碎的记录，不经意随便写的。正如知堂所说，日记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近年来，旧年人物的日记印出不少，舍间至少也有几十种，一本本读将过来，作者个性不同，记述方法也不同，与其人其文对照起来，特别感到有意思。甘肃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出版的《西行日记》（“西北行记丛萃”之一种），就是这样一本书。在此之前，我所看到的是未曾重印刊行的《西行日记》。
陈万里是苏州人，名鹏，万里是他的字，但他一向以字行，本名反而少为人知了。一九一七年，他从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当过北京大学、协和医院校医，当过浙江省卫生处长、助产学校校长，战时在重庆曾担任中央卫生署专员，战后又任江苏省卫生署长、医药器材委员会主任等职。虽然他学的是医，但一生业绩却是在本业之外的。最有成就的是摄影。他开始摄影在二十年代初，属于摄影艺术的最早探索者，留下了一本《大风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个人摄影集，也是我国摄影艺术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不但如此，他还领袖摄影界，先后发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简称光社）和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摄影之外，他在陶瓷研究上也贡献卓然，早年有《青瓷之调查及研究》（第一集）、《越器图录》、《瓷器与浙江》等，后者被誉为浙瓷研究的开创性专着。正由于他在这方面的专长，一九五〇年奉调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陶瓷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青瓷史略》、《宋代北方民间瓷器》、《陶枕》、《陶俑》等。他是一九六九年七十八岁那年去世的，至今三十六年过去了，似乎很少有人提到他。
《西行日记》则又另开一面，可称为晚近日记的名作，它的背景有点特殊。一九二四年，美国人华尔纳（Langdon.Wamer）来到中国，在敦煌贿买当地僧人，用树胶揭去壁画多幅。一九二五年，华尔纳又来了，这次他以哈佛大学的名义组织了一支考察队。北大的教授学者们担心盗窃行径再次发生，就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名义，委派陈万里跟着考察队一起去，负有不可明说的监督责任。当时，陈万里是校医，跟着一起去，理由是很充分的。后来，《西行日记》刊印，沈兼士、马衡、顾颉刚各写一序，沈兼士在序里就隐晦地透露了陈万里的任务，说是“至其爱护国宝，维持校誉，孤诣苦心，尚有为楮墨所不暇及者”云云。
考察队出发是二月十六日，归来是七月三十一日，陈万里将这近半年的行程，都记载在这本日记里。临行前，在北大三院举行了欢送会，胡适、沈兼士、马衡、林语堂、陈垣、沈尹默、朱家骅、容庚、钱稻孙、徐旭生等都出席了。考察队走的是古丝绸之路，乘火车到太原，然后雇席棚大车，由山西而陕西，由陕西而甘肃。一路所见，让人心怵，公开种植和贩卖鸦片，盗匪充斥，兵匪难分。从甘肃平凉西行时，天气阴沉，冷风大作，“村中小儿仅御单布衣一袭，而赤足无裤者比比皆是；甚者并此上衣而无之，露立风中，齿寒战作声，全身颤动”。正像顾颉刚序里所说：“这部日记里，最使我触目惊心的是行路的困难、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艰窘。”各地百姓对外国人十分警惕，在甘肃泾川南石窟寺内，考察队正动手剥去石刻佛像上的泥垢准备摄影，“忽有乡民二十馀，蜂拥而至，群起诘问”，问以毁坏佛像之罪，结果以赔款而告终。到了敦煌，当地人不准考察队住在那里，每天必须返回县城，并限定最多参观三天，这些都是考察队的外国人始料未及的。
日记详记了沿途古迹，如邠州大佛寺、泾川南石窟寺和丈八寺、兰州金天观、安西东千佛洞等等，过去少人关注，史料着录也多有错误，陈万里为之一一作了辩正。考古之外，也注意到其他。顾颉刚序里便认为“所收的材料如方音、市招、戏剧、神只、唱本等都和古物站在平等的地位，这确是一个很大的觉悟，足以开出一个游记的新局面的”。日记印出前，叶圣陶写了一篇介绍，写道：“除了考古方面，在这部日记里可以看见西北的社会、西北的民众。陈先生是无处不留心观察的，一种风俗，一句方言，一出戏文，一席闲谈，他都看做宝贵的材料，珍重地收在他的日记里。说到西北，我们觉得疏远极了，几同非洲澳洲没甚差异。现在有这部日记，我们可以亲近西北，可以跟着陈先生的路程而‘卧游’。他这种游历并不是闲雅的玩意儿，交通的艰困，起居的不安，遭值的惨凄，都足以引起我们深长的感念。”陈万里途经各县乡镇，买了不少清代木刻唱本，还在县城的小摊上买到乾隆刻本《网师园唐诗笺》六册、康熙刻本《虎丘山志》四册，他兴奋地记道：“故乡文献，连得两种，为之色喜。”日记后又附录《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泾川石刻校释及考证》、《万里校碑录》、《官厅调查表卷》、《旅程表》、《〈国学丛刊〉读者赐函》，可称是这次行旅的完整记录。此外，陈万里一路还拍摄了三百多幅照片，但由于当时印刷经费的困难，书里竟一幅也没有附印，如今想要寻找这批珍贵照片，大概也是很渺茫的事了。
《西行日记》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出版，封面上由胡适题写书名，并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小字两行，套印红色；上方有一幅小画，似是西北空旷辽远的景象，画下有一行小字，“万里向安西。岑参句”，那是岑嘉州《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中的一句。本书的出版者是朴社，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团体，当年郑振铎苦于受商务印书馆牵制，就邀约朋友集资出版自己的书，一九二三年一月成立朴社，首批参加的有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沈雁冰、胡愈之、谢六逸、陈达夫、常乃惪，就在年内，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耿济之、吴颂皋、陈万里、朱自清、陈乃乾也参加进来。同人每人每月公积十元，存入银行，用利息来维持同人着作的出版。朴社印了不少书，陈万里除《西行日记》外，《大风集》也是以朴社名义印的。
（二〇〇五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