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记忆》貌似走了传统散文的老路，在这路上踏出的履迹和气度的却是全新的。书中所录八十余篇散文，按照作者的编目分类，归成了写四季乡景的“远逝的时序”、写儿时生活的“童年的碎片”、写乡居见闻的“艰涩的年轮”、写故旧族亲的“生命的风光”、写农家器物的“残存的往事”、写节令民俗的“先祖的轨迹”、写庙社村貌的“永远的剧场”，以及写乡野动物的“生灵的命运”，一共九辑。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把这九辑篇什，归结、摆列在写“风物”、写“风土”和写“风情”三个向度上，似也并无不可。通过“风物”、风土“和”风情这三个向度上的轮换聚焦，尧都故地沃野间的景物、水土和人生这世态的三重面相被次第照亮，一个层次繁复、场景立体、满含包罗万象和泥沙俱下之势的乡村天地，逐渐得以显影定格，跃然出于纸表，带出一种一切扑面徐来、宛若历历在目般的现场感和亲近感。
比起这种多点聚焦的角度，值得更加注意和肯定的，是贯穿在从有关乡村“风物”、“风土”、“风情”几方面写作素材的选择，到具体对它们展开外在的描述和内在的探析这各环节中的那种绝不止于或一味说好或一味说坏、或一味赞美或一味批判的，既不肯走极端，也不肯哗众取宠的宽和有度的语态及文风。这样的语态和文风，本身或许正是真正成熟的乡村智慧和乡村伦理的一个部分。它的出现，并非意在回避或者隐瞒个人的主观倾向和褒贬立场，而是为了显明言说者对自身的身份、地位和话语权力的一种清醒估计，以及基于这种自知之明而主动采取的一种不愿意“过犹不及”的表达策略。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因袭出大量寓言设譬的模式；而被人人自危、瞬息之间可以万变的动态化的社会等级关系所彻底异化了的城市作家，却多惯于在作品中直接或借着虚构人物之口，毫无自知和知人之明地装腔作势。《乡村记忆》的作者已在城市安居三十多年，且在政府机关任部门要职有年，在散文写作中，却一仍其旧，恪守乡间人贵自知、谦卑敦厚的话语习惯，较之某些虚张声势和故弄玄虚成癖、成瘾的所谓“官人散文”或“纯散文”，这或可也算作者为人为文不随流俗的一个关键细节。
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这种不急于简单论断一切、不急于将一切做截然而判然的黑白两分的温婉而低调的语态、文风，恰好匹配了他的散文写作所面对的乡村世界的常态。在常态的乡村世界里，一切都首先是在被包容、被接纳的前提下存在的，这也许并不总是一个优点，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特点。这个特点造就了乡村社会的深度和广度，有时也导致乡村社会的冷酷和漠然。对此，《乡村记忆》没有躲闪，没有掩饰，在对于看似静态存在的乡间风物的娓娓叙说中，在冲淡平和、如数家珍的有关乡间风土的专注介绍中，在谐趣中间杂了轻声叹息、微笑中隐隐闪着泪光的回顾亲人乡邻人生故事的忆述中，黯淡的灰色以至沉郁的浓黑，并没有被轻灵的笔尖剔去，而是时时在不着痕迹之中有着情出自然的袒露。当然，对身处时下不分真情假意、一律惯使浓墨重彩和大哭大笑的过度修辞的都市文坛近旁的读者们来说，这种水墨渲染式的以淡笔来托重彩的写法，可能已经有点显得力道不够、刺激度不足了。
一本书，八十来篇散文，三十万字的篇幅，用来扫描一个人五十多年游于斯、钓于斯的一方水土上的经历和见闻，焦点虽然明确，但分辨率和细腻度总归还是有限。可能多少也正与此相关，设若以一个神魂凝聚的文本整体而非文集来看，《乡村记忆》在宏观的格局上并不如《文化苦旅》那么高远，在内部的气象上，也不及《一个人的村庄》那么精深。但对作者而言，这种光拿一部作品说事儿的比较，有时候也许不尽公平。因为至少以我个人之见，在像《尧都土话》或《山西古戏台》那样的散文集中，《乡村记忆》的作者其实也同样显示了一种富有他自己个性的、自精微处构建大格局、将学识与诗意相交融的不寻常的散文手腕。只是，要想领会和认同这一点，大概我们读者还先得需要具备一份懂得尊重和珍爱那些土气十足的方言与旧俗的、不那么时兴的“雅”兴“雅”趣。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
奚学瑶
乔忠延生长于尧都临汾，该地隶属山西。我的足迹未至山西，娘子关内未有感性认识，忠延笔下营造的人文气息于我深感陌生，也感到独特。我的手头有他的两本书，一曰《远去的风景》，二曰《山西古戏台》，这远不是他创作的全貌。据我不完全掌握，他刊行的书籍还有《中国神话》、《尧都土话》、《豆蔻岁月》、《梦幻岁月》、《枯荣岁月》等二十余部，并且，在报刊上还不时见到他的文章。我们先是以文交，后则以面识，这个自称出身“尘泥”的人，却是一个骨骼清秀、气质文雅的人，更像人们意象中的江南才子。他外貌温和，而内在颇有追求，颇有定力。如此之多的作品问世，便让人想到田间耕作的农夫，不辞风雨，春耕秋收，多年艰辛的劳作，终于有了可观的收获。
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迪呢？
一、文人情怀与文人凝思
忠延的人生履历，颇有特色。他起步于民办教师，此后凭着自身的才干，而成为地方政府倚重的一枝笔，从而谋得一官半职。只是，他未热衷于仕途，正当前途顺畅时，却安然而隐，退身砚田，勤于笔耕。对于时下而言，无论从官从商，都要比文人神气得多。身处官场，却退身笔耕；擅长公文，却去抒写心灵文字，世人几多能够理解？
不理解也罢，中国之大，当不乏声律相近的人。人生于世，总有自身的道路，取决于时世，更取决于个性。个人性格即命运，性格也即文章特色。因而，回头再看温文尔雅的忠延，当然应抒写自己的性情文字，这似乎是命运的必然，是一种宿命。
他早期的散文多为性情文字、感性文章，《合欢树下》、《上天的路》、《弯弯的桃树》、《水磨谣》等文章，有对学校的忆念，童年生活的记叙，家庭生活的变迁……家园印迹，少年情怀，真切自然地显露在他的文字之中。淳朴、童真，带着乡土味，像一幅陈年的水粉，又像遥远的牧笛，古旧拙朴之中，流露着真纯鲜活的生机。文章流播着乡风民俗，串连着故人旧事，童年生活因此而显得有趣而独特。与此同时，文章亦从一些侧面，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历史事物，亦在文章中留下了印痕。感性散文，常常是人生的自叙传。散文家常常在自己的笔下钩沉童年旧事，往往因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而显露文章的风采，忠延正是遵循这一轨迹，写出了自己的个性。
令人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递进，作品的思想内涵发生了演讲，植株的根须渐渐深入社会生活的深层。《落魄》、《魂归》、《寿星》、《羊官》、《秋的笔记》等文章，已非淳朴、清纯的童年旧事。岁月的流露与思想的积淀，使作者对世上人事有了深入的思考，少年情怀已演进为中年思索，题材拓进了，思虑更深了。依然是故园人事，却更多经受了人世沧桑。抗美援朝的功臣狗肠叔，从一“敢斗资本主义的尖兵”，为生活所迫，到集上卖了几个红薯而遭批斗，直至冻饿而死。《魂归》，则从戴帽右派扫街的一个侧面，勾划了人物的逸事和世情的变化。《寿星》的历史跨度更大，勾勒了梨园名角汽灯红传奇的人生，在其人生中演绎了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变迁，给人一种厚重的思考。《秋的笔记》则异于上述文章，不是镌刻人物，而是对秋天的感悟与思索。“秋声”、“秋味”、“秋色”，全面地述写了家园秋之风情，是一幅斑斓多姿的秋的乡土风情画卷。不是“秋尽江南草未凋”，也不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而是晋南的故园热土，人间美景。从奶奶的棉衣服、河滩地上的煤炭、压弯树梢的梨、桃、山楂、石榴，以及田鼠、野兔、青纱帐等秋的物象中，让人们感知秋日大地的丰富多彩、高远与空旷。此篇文章不仅有多姿多彩的意象，亦有使人会心的意趣，让人不由得联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只是，一个是东北，一个是晋南罢了。
二、尘泥古朴与灿烂秀美的审美意蕴
忠延早期文章，大多取材于自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故乡人事。生于斯，长于斯，并且吟咏于斯，忠延深深挖掘并品味着这块文化厚土。这块相对封闭、相对边缘的文化乡土，在现代风潮席卷的当代，却较好地保存了自身的文化本色。忠延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以灵秀的心灵、秀丽的笔法，细细地切割和分享这块属于自身的文学蛋糕。他没有邯郸学步，也未东施效颦，而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营造具有晋南特色的外表尘泥质朴和内在灿烂秀美的审美意蕴，从而使自身的创作成为中国散文坛上具有自身风格的“这一个”。
这种审美意向，着眼于题材的乡土追求之外，尚有对民间故事、民歌、民谣的诠释，对民风民俗的描述，以及由此而抒发的遐想。我们从中可以细致而感性地体会到晋南农民古朴厚重的生活氛围，他们的机智、幽默与坚忍。这种描述，不是在平实的叙述中着意铺排出来，常常是在人物命运沧桑中，自然而然地得以表露，反映了一种自然天成的本色。只是，这种尘泥质朴的美学意蕴，是大背景上的烘托，其人物、事件甚至语言描述，却是斑斓多彩，甚至是鲜亮秀美，虽然没有江南风景的波光水色，但厚土尘泥中的野语村言、山肴野蔌却别具意蕴，“交响出天籁与生命的勃然生趣”。
这种审美特色，在上述文章中均有不同的体现，《天日》一文，似更为集中鲜明。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串珠般地连缀着全篇文章，或歌颂，或讽谕，将当地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生态，写得生动有趣、淋漓尽致。文章既是一幅风俗画，也是一篇世情录，使人们在审美乐趣中增强对民生与世情的了解。
如果说上述一些文章，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感情表述之外，而《日出日落》、《狼》、《荒城》等文章，更多的是形而上的理性阐发。《日出日落》，将人的生命历程，分解为“晨光”、“上午”、“午间”、“午后”、“黄昏”、“黑夜”等六个时段，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巧妙而清灵的感悟。《狼》则是一幅又土又洋，又古典又现代的油画，是一首辽远而富有野性的小夜曲。《荒城》则是由对交河古城的寻访，而产生对历史与自然的审美沉吟。这些文章，依然带有忠延一以贯之的尘泥古朴的气息，但自然的尘泥，已提升为哲学与文化的制作，审美具象走向空灵，古旧走向现代，从岁月的茫然中发出了《天问》式的拷问，因而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闪烁着雨后初晴的清新灿烂的虹彩。
三、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
近年，忠延文章的题材与风俗，有了鲜明的演变，着力点发生了位移，感性文章逐渐向知性文章演进，《中国神话》、《成语新解》、《翻阅骊山》等文章便是明显的标识，尤其是《山西古戏台》一书，则以其斐然的文彩和深厚的学识，而确立了自身文人加学者的地位。
《翻阅骊山》一文，数千年的历史跨度，从西周——秦——唐——民国，借骊山而负载于一处，作者凝神运气，深思熟虑，把骊山作为审视中国历史的正气凛然的“审判之剑”，而拷问着中国历史。从西周的“烽火戏诸侯”到民国的“西安之变”，中间的秦始皇穷奢极欲修建了骊山陵，唐明皇“春寒赐浴华清池”……无一不是关联着中国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在翻阅历史典籍中，由翻阅而翻越了骊山的历史巅峰，从而“坐看行云，俯瞰尘寰”，感悟着存在于世间万物的老子所谓的“道”，使“天道脉律”的“自然法则”顿悟于心。这样的文章，在近年掀起的知性散文热潮中，也是锦绣佳作，是忠延写作历程中，从感性到知性，从生活感知到读书论世，一座丰硕的里程碑。
更厚重更高大的里程碑，当是忠延撰写的《山西古戏台》一书了。书写这部书，既需对苍凉历史的感悟，也需对历史文物的学识，还同样需要飘逸流畅的文笔，学识与才华，缺一不可，忠延兼具这些条件，故撰写山西古戏台的重任便历史性地落到了他的头上。
他没有辜负众望，全面地融化了他的历史知识、戏剧学养、建筑文化与地域文化，并在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基础上，凝神静思，条分缕析，以灵动自然的文笔，写活了这个厚重而古老的课题，把一个易成为枯燥乏味、材料堆砌、学家匠人式的文字，成就为一部既有学术思辩，又有艺术灵性、可读性强、图文并茂的专着。着作雅俗兼容，从古雅的《击壤歌》、《诗经？宛丘》、汉武帝的《秋风辞》到民间的碑记、楹联、民谣、民谚、传说，有序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将严谨的考证与民间传闻贴切地缀连成一体。山西古戏台，承载了山西梆子的文化，华夏的文化，在作者的开启下，文思隽永，情趣盎然，古风扑面而来，“夕阳残照，汉家陵阙”，在华夏大地上皴染着古朴苍凉之美。
忠延以《翻阅骊山》、《成语新说》这类文章，以《山西古戏台》、《中国神话》这样的书籍，展示他的才情与学识、刻苦与奋进，表明他不但是一个擅长感性抒怀的一个文人，也是一个思虑精深的学者，在某些学术领域中有着独具特色的深厚造诣。他很好地完成了一个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提升演进，相信锲而不舍的他，会有更广阔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