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我是真的入了党。而且，是在爷爷有信后，是在知晓爷爷在台湾后，我堂而皇之成为了党的一员。而且，入党前就爷爷的事情组织进行了取证外调。爷爷固然在解放战争协助陈长捷守卫天津，犯下过反动的罪行，可是在抗战时却起过进步作用。尤其是在兰州受训后，又被派往重庆受训，最终被派往家乡搜集日寇的情报送过黄河，转到后方，为抗日攻敌提供过不少重要的情报。这自然不应成为我积极上进的障碍。就这样，我站在了党旗下庄严宣誓。我流泪了，因为我终于从一个黑暗的家庭脱颖出来，还有什么能比得到常人的权利更让人激动？还有什么能比实现自己的抱负更让人激动？
另一件喜事是我转正了，成为了一名正式教师。也算我倒霉，还算我走运。倒霉的是自那次双突过后，再也没有转干的机会。一直关心我的领导也只能为我着急和叹息！好在一个机遇走来了，那是个民办教师转正的机遇。每个公社都分配了名额，金殿公社仅有9名，16个村子很难公平分配下去。公社书记、主任一商量，先给我留了一个名额。我回村里去盖章，盖章要由硬汉书记签字，硬汉书记答应的满痛快，可签的字吓得我几乎魂飞魄散：
同意专政。
我的老天！专政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事。要是成了专政对象，不是戴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被管制，就是五花大绑送到城里坐大牢，我这不是自找倒霉，自讨苦吃么？一经说破，硬汉书记居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着在专字左边照我写的样划了个“车”字，而“政”字的那个“攵”则终于被消灭，找到块橡皮轻轻擦擦，再擦擦。橡皮都是擦铅笔字的，擦钢笔水就难了。再难也难不倒我转正的愿望和决心。我不敢用劲，怕把薄薄的纸擦扯，我又不能不用劲，不用劲就等于没有擦。于是我轻轻擦，可劲擦，擦得恰到好处，只留下了那个正。就这么我居然转正了。转正比入党要实惠。说穿了，入党是要吃苦受累，要比常人多干活，多做事，处处当模范、带好头。转正就不同了，一下把户口从村里迁到城里。迁移户口是小事，身份变化是大事，户口进了城，就不用去生产队的场上领粮。队长的铁犁脸再破，破洞眼再火，也不能奈何我了。我吃粮去国家粮站购买，粗细比例，合理搭配，不再过那穷汉肚子里无杂粮的光景了。当然，从此不再挣工分，挣工资了。那时候的工分看起来挣得不少，每天可记十分工，十分工值多少钱？1角。总算起来，一月可以挣3块钱！3块钱是个啥概念？别说我家人多劳力少，队里唯一的光棍汉，成年累月下田干活，到年终算账，领了口粮还欠下队里的款！我挣了工资，工资不高，每月29.5元，几乎一个月就等于咱乡亲干了1年！转正是好事，转成教师也不赖！
紧接着前面的好事，我进城到了教育局，到了市政府。到教育局是因为我原先当民办教师时曾经轰动一时，时隔几年，转正名单到了教育局，局长居然还能记起我的名字。谢天谢地，局长指名要我进城入局，改变了我置身郊野的境遇。
到市政府是因为我把工作太当事了。我把我的工作干得像绣花，像绘画。我的工作其实和公社无多大差别，就是写材料，给领导写讲话稿。不同的是，在公社一天我得写出个万言书，而在教育局，一月写出个万言书，领导还说真不错。这自然给了我干细活的机会，我为啥不把我的文章绣成花，绘成画？绣出的花，好看；绘出的画，美观。因而，领导看了常喜眉笑眼。领导笑时，我就有了空闲。空闲也不能闲，我就写新闻，写通讯，上报纸，上广播。不意，这为教育添光增彩的工作，却给我添了光，增了彩。有一天，我的档案被提走了，我才知道我就要进政府了。政府是个啥模样？政府工作该是啥花样？没待我想好，我真的走进政府了。
走进政府，也走不出久有的习惯。习惯了的工作方法是着实干，精心干，不要亏待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认真对待。能写就写，没写的就看，看书本，去实践，有时候在乡村一住就是好些天。我只想当个称职的工作人员，不要辜负了共产党员的称号。不曾想，领导会给自己肩头搁上一副又一副重担。先管秘书办，后管秘书处，重担在肩给了生命力新的锤炼。
每每夜阑，沉吟反观，总觉得天壤之变让我难以消受。我不敢奢想，不敢热望，不敢想象一个去台人员的后代会走进政府的权力中心。可世事就是这般恩宠，恩宠得一点也不记挂前尘旧事。
叫我怎能不感动？
20
1985年7月31日，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没法抹去。这一天，我到了香港。
这一天，我见了爷爷。
见到爷爷时，我35岁。35年了，一个虚幻的爷爷，变成了真实的爷爷；一个纸页上的爷爷，变成了面前的爷爷。最大的变化是一个灾难的化身变成了令人艳羡的人物。
人们艳羡的是爷爷接济我们的美金，是我们在爷爷接济下盖起的大瓦房。人们却不知道，爷爷越是接济我们，我们心里却越是不好受。我们怎忍心花一位飘泊海岛孤身老人的血汗钱？中国人常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古稀，是坐享清福的年岁了，是安度晚年的寿辰了。可是，为人子孙不仅不能行孝尽心，还要老人接济，岂不有违中国的人伦？谁人理解我们接受爷爷汇款时的复杂心情？这心情变为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见爷爷，盼爷爷能归里省亲。
然而，愿望和现实间总有不小的距离。台湾不开放赴大陆探亲，爷爷就无法迈进自己的家门。不过，人们的精明，总让严密的政治无法设防。或者说，政治有意造成某些疏漏以弥补自身的过错。因而，第三地会亲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热门。在众多的第三地中，香港以独特的位置和条件成了热门中的热门。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热门中进入香港的。同行赴港的当然有我的爸爸和姑姑。我们从黄土高原出发，乘坐火车历经了两夜一天，到达了广州。按照预约，爷爷该在8月1日才能到达香港，而我们却度日如年，居然在7月31日提早赴港，要到那里等待爷爷光临了。
在广州坐车，天色仍暗，登车后晓光初绽，晨霞升腾，隆隆的车轮声如我激荡的心胸。人一激动，生活就失去了规律。我们三人谁也没觉得饿，谁也没有说吃饭。只盼着火车快行，快快到达香港。车到深圳，未出站就显现出海关标志，自然更没有心思去领会肚子的饥饿了，背着行囊就进了香港海关的移民局。
原以为，办手续也就是几分钟，长也不过十几分钟。孰料香港以少见的冷酷招待着我们。要我们填表，填了；招我们谈话，谈了。还不放我们过关。我们在移民局里冷冷地等待，是真冷。外面是火热的炎夏，里面是寒瑟的深秋。工作人员穿西装，着革履，自然需要这样的温度，而我们待久了真有些饥寒交迫。要吃，没饭，也不见卖零食的；身冷，没衣，更不见卖外衣的。只盼急着过关，只好急着催问。问是白问，答话根本听不懂。而且，答话的人表情冷淡，真比室内的温度还令人寒心。总算熬到了，熬得拿到了护照，匆忙出关，又乘车赶路。却不明白为什么，会在海关滞留那么长时间？后来，才弄明白若没有人担保，海关就不会放行。我们填表后等待，是等他们和李筱玲联系，联系担保了我们按期出境，才放我们进去。
车到九龙的第一件事，该是吃饭了。哪知，还没有出站就碰上了想也想不到的惊喜，正挤在人流中移行，忽然听见爸爸说：
你爷爷来了！
顺着爸爸的手指看去，出站口呆立着一位老人。肤白，脸白，发更白。白皙的老人挺着胸脯，伸长脖子，审视着出站的人群。爸爸的脚步快了，乱了，挤开了前面的人，跌跌撞撞的朝前扑去，我和姑姑也顺势冲了前去。被挤的人靠在一旁正纳闷，却见我们4人抱在了一团，哭成了一团！
那种时候，用任何语言描述都显得浅白无力。热泪盈眶？不及！泪水洗面？不确！泪水顿作倾盆雨？不似！是哭，却是笑中带哭！是笑，却是哭中带笑！大笑，是因为兴奋；大哭，是因为痛苦。兴奋牵动了痛苦，痛苦才会大哭；痛苦又衬托了幸福，幸福才会大笑。这时候，无需任何语言，只需要笑，只需要哭，尽情地笑，尽情地哭！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离开车站的；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进到客栈的。
只知道，爷爷开始了漫长的叙说，苦难的经历在他口里滔滔不绝。爷爷诉说完往事，动情地说：
“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们！”
说着，楞住了，楞了好长时间，长出一口气指着我爸爸说：
“那年我从重庆回来，你妹妹说我哥哥挠稻去了。她领了我去地里找你。苗高稻旺，你个子小，看不见。我站在地垅上喊你，你听见了，站起，呆住了。一看是我，哇地哭了，哭着说，同学们都上学了，我没钱不敢去考。哭着说着，流了一脸的泪，用手一抹，污泥粘了一脸，见你哭，我也忍不住流泪……”
爷爷说着，打住了，又出一口长气，才说：
“可那一回才三年呀！我离开家刚三年，这一回是36年，36年呀，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听了爷爷的话，爸爸哭了，姑姑哭了。哭一阵，又笑，笑我们见面了，团聚了。
哭一阵，又笑，笑我们见面了，团聚了。
在香港，我们说了好多好多的话。话题离不开个团聚。爷爷说，当年从军打鬼子是为了千家万户团聚，如今代人转信也是为了更多的人家团聚。我们都说，只有祖国统一，两岸合璧，才能让更多的离人团聚。
那时候，廖承志寄出了信件，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而我们相聚在九龙客栈，叙说中忽视发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国共不是已经合作了吗？爷爷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共图统一大业，这不是最好的合作吗？如果把爸爸和姑姑扩大进来，我们就不仅有国共合作，还有民主人士推波助澜，这岂不是家庭特色的统一战线？
香港的时光好快！似乎是转了下脸，似乎是眨了下眼，晃忽间就过了19天，到了我们分手的时间。爷爷要去台湾，我们也要回归黄土高原。明知，团聚有限分别在即，可是，临别时心中还是沉甸甸的。
记得那日，天低云暗。我们刚到九龙火车站就落起雨来，大雨滂沱，周天迷蒙，天地间灰垂着万卷雨帘。
我们和爷爷告别，走远了，看看那风蚀残年的身躯，不约而同又挨近过来。
过来却又无言。
无言地低头走开，走开，走得从来没有这般艰难。
2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