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值得欣慰的是，毕竟思想家在现实中往往会荣幸地历经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加上“再强大的政治势力都无法永远掩抹真理”“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这些规律在起作用，所以，受到过迫害和压制的思想家，最终也与他们的思想一道，不仅为思想界、为大众，而且还会为官方奉为至高至上的楷模。
事实证明，只要使这些思想家“享受”这种被摆弄待遇的政治体制乃至某些机制依然存在的话，这种现象也就将依然存在下去。
现在，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当年听进了杨献珍逆耳的忠言，如果当年没有搞无谓的“冒进”，如果大家都按客观规律办事，如果不去大张旗鼓地“化友为敌”……总之，如果政治接受了哲学与真理的规范而不是相反。那么，可以肯定，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我们纪念杨献珍，就是要学习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高风亮节，在理论研究中勇于探索、富于创见的可贵精神”[30] ；今天，我们纪念杨献珍，就是为了今后的哲学乃至各种学术的研究，永远保有一个独立自由的思想空间；今天，我们纪念杨献珍，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过去的悲剧在中国的大地上不再发生……
历史铭记着：悲剧中的英雄、人民的哲学家———杨献珍！
政治哲学对种族偏见与劳工市场的历史的理性透视
由于种族偏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当然，也包括劳工市场的倾斜等方面的问题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正常进程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乃至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这次在荷兰召开的“对种族偏见与劳动力市场的历史透视”的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笔者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这关系着人类自身的重大问题一定会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并得以圆满地解决。
政治哲学，在这个关系到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上，理应也能够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
事实证明，由种族偏见而引起的劳工市场的倾斜问题，在世界上任何有种族交往的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和存在着。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使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认真的考察和研究。
种族是一种人的类聚体。这种类聚体内的个体之间具有一定的自然环境赋予的共同的生物属性，和以此为基础由他们自身构建的一定的共通的行为定式，以及由于前两者而极易产生的强烈的认同感。这些个体共同的东西是产生种族内聚力的根源，是种族赖以存在的基础。种族偏见就是种族与种族之间在交往过程中释放其内聚力的一种形式和表现。种族偏见现象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人们活动的空间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人们无须、也无力超越自己传统的领地。各个不同的种族均被分割在不同的地域之中，处于一种缺少相互交往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终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精神需求的增长以及生活区域的扩大而被逐渐打破了。各个不同种族之间不断地进行交往和接触成了一种不容回避的现实。这种不同种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使参与者面对的是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语言以及陌生的生活方式。陌生的终究没有熟悉的方便，从陌生到熟悉总会有一定的过程。现实中充当打破这种隔离状态而进行种族交往的先锋又往往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种族，这种强大的种族为使其权威永久化，总是尽力强化其内聚力，垄断种族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压迫和抑制异族，弱化和摧毁异族的内聚力。这就使得参与交往的种族中文明程度和自信心都较低的种族，特别是其头面人物极易产生一种自卑感，他们本能地体会到更深更广的交往可能会危害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其他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就想方设法地阻止和抗拒种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同时，他们的每一个个体都感觉到了生存和发展受到的威胁和压迫，因而，就更加仇视和排斥异族，这就使种族主义政治更加容易被推行和实现。即使是在历史上曾是较为发达种族的代表，他们的政治视野及其活动方式也仍然与人类政治应然的要求相去甚远。相互交往的民族之间从宏观上来说都是采取同样的手段来打交道的。自身种族的优越和其他种族的低劣，构成了各个种族内部使用的共同语言。种族主义者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和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的。种族主义的观念和民族之间的仇视与偏见通过那些统治者的确认和宣扬，逐步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实存。
从此，种族间的交往代替了彼此的隔离。种族问题随之出现。于是，人类政治的舞台上也就增添了一种新的角色。
二
各种族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为使生命延续而获取生活资料的自然过程———经济活动，构成了相互交往的基本方式。它最容易被人感受到，其要求也最迫切，所以也最被人所关注。
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宣告了各种族的人群在狭小的范围内自生自灭的时代的结束。经济交往随着时代的进步愈加频繁。由于经济交往的多样化，除了一般商品互通互换之外，特殊商品———劳动力的互通互换最终也成了人们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需要。
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在经济领域中出现，就标志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里，无论这个市场的功能和规模达到了何种程度，都不影响我们的理论分析。
人们掌握自然的水平的提高和生存需要的内容的变化，都直接对劳动力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的科技水平和文明程度都被充分地显露了出来。谁优谁劣的比较和竞争不但在个体之间、集体之间，而且在不同的种族之间都得到了体现。种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市场上也进一步明显化。
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主体，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样也是社会财富的耗费者。特别在工业社会里，由于仍然存在着财富的有限性，劳动能力的支出普遍被认为是劳动者自身价值的实现，是一种社会的认可与肯定，劳动者的生存同样被融合在这种认可与肯定之中。也就是说，劳动者有机会使自己的能量得以发挥已经成了被社会认可和享用财富的标志和资格。正因为劳动者在劳工市场上是否为人所承认是其能否获取所需生活资料的物质条件，所以，围绕着劳工市场，必然就有一场不可避免的竞争。在竞争中，不同种族之间的区别又有了被政客们玩弄和利用的机会。无论劳工的智力与体力的高低，只要是在一定的区域中人数较少或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种族，无疑均会被笼罩在被排斥和压抑的氛围之中。当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认为有必要转移一下人们某些方面注意力的时候，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其他种族进行非人的迫害。历史上许多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都实施过的排外，甚至对某些种族的人民实行的屠杀，就是种族主义者的典型“杰作”。这样，经过统治者的引导，势必加深人们原本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种族之间的隔阂，强化了带有毒素的种族偏见。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总是在统治者的引导下，在不同种族之间逐步地普遍化和深刻化。劳工市场的倾斜就是这种种族主义政治的实现和显露。某些种族的人们直到今天仍然被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政治上得不到尊重，经济上得不到保障，连生存的权利都受到了无情的剥夺。劳工市场由于种族偏见的制约和影响，发生了极大的偏转和倾斜。它违背的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而且使社会的一大批宝贵的资源被严重地排斥和浪费掉了。这种状况极大地阻碍着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进程。
三
从以上对种族偏见和劳工市场的考察可以看出，种族偏见与劳工市场都是通过介于两者之间的政治力量使本来就存在的一些问题得以强化并传递到对方。在劳工市场的竞争中，种族之间都会通过政治手段进行一定的自我保护，这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又会加强人们的种族偏见，种族偏见反射到政治上就会在劳工市场上出现对不同种族劳工的排斥和限制，这种排斥和限制又会以更大的强度加深种族的偏见。如此等等，周而复始地由政治作为其中介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迄今为止，政治从这个特点的角度来看，的确成了加剧种族偏见与使劳工市场倾斜的催化剂和放大器，在这个恶性循环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政治实际上对于消除种族偏见和使劳工市场趋于平衡方面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社会需要政治的规范和引导，政治同样也需要哲学的规范和引导。
政治，作为一种本质是人的共存的社会现象，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之中，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人类在它的作用下活动，但由于它的具体表现与本质相去甚远，所以对它的认识仍存在着相当的盲目性。的确，应当承认，政治在人们最容易观察和把握的情况下，往往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但是这仅仅是政治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一种表层和局部的东西。从较深的层次和较广的空间着眼，政治只是把个体与个体、集体与集体（甚至国家与国家、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构成一种“权威—服从”关系作为实现其本质的基础与前提，只有当这种关系建成之后，政治本质和终极目的的实现才具备应有的现实条件。任何个体、集体的生存和价值只有在这种“权威—服从”的关系之中，只有在更高层次的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得以存在与实现。
当然，这种“权威—服从”关系的构建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人世间大量地存在着那些“天生”的权威的代表者，他们是不会自行屈居“服从”地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和斗争就成了一种政治进行自我选择的“自然”形式。冲突和斗争一直要进行到参与的各方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为止。一定范围里的“权威—服从”关系建立和理顺之后，这个新的集体又会在更大的范围里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人类社会不断进行的这种政治的自然选择一直要延续到全人类都被理顺在这种全球性的“权威—服从”关系之中的时候才会终止。应当注意，这种关系的最终建立并不一定要通过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暴力形式去实现，而是只要最后存在的政治实体找到并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权威，他们的价值就能够实现。政治只有运行到这个阶段，它的本质才能被人广泛地认识。这个最高的权威不是别的，而是政治本质的自身———人的共存。
人的共存作为政治现象的本质属性和终极目标，被推演和揭示出来之后，它的光芒应该放射到政治自身的思想、活动和制度上，它的真理性必然包含在政治运作赖以存在的时间及空间的每一个阶段和局部之中。那么，在实践中，人们完全可能在共存的原则和精神的指导下进行任何程度的政治操作，哪怕是敌对的各方，只要本着这种精神，就一定会找到共同服从的权威、共同享有的利益以及共同实现的途径。
现在，如果遵循着这种共存的政治原则将种族和劳工市场的问题放在政治哲学的参照系中，人们不难发现：种族偏见和劳工市场的倾斜完全是由于政治出现了偏差，背离了其本质规定而产生的恶果。种族本来只是一种人类自身的自然区别，就像同一种族的个体之间有着自然的区别一样。既然有着明显区别的个体能在同一的劳工市场上进行自我实现，那么不同种族的集体应该同样地能够在共同的条件下进行自我实现。即使按照种族主义者的意志，把不同种族的人们划分到不同的政治阵营之中，其实也无非是按某种标准将人们组成不同的政治集团，这从根本上讲是与同种族的人们结成不同的政治集团如出一辙。种族是一种表层的区别，并非一定会导致政治对抗。挑动种族之间的冲突而火中取栗，这才是种族主义者真正的目的。如前所述，即使是不同的政治集团，应该也能够找到其共存的统一点。
总之，作为人的类聚体的种族，虽然有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且还会以相当的稳定性长存于社会，但这种具有自然属性的实存与政治领域中的冲突之间并不会构成一种必然和内在的联系。随着各种族之间相互接触和不断交往的范围、程度的扩大与深化，种族的稳定性必然会渐趋弱化。同时，人的共存这种政治本质的光芒一旦反射到人类全部的政治生活之中，并成为人们政治操作的自觉性的时候，人类社会就会集中力量去解决自身共同关心的问题，种族的内聚力亦只能与其稳定性一道步入相同的走向。到那时，种族之间的偏见、歧视及其种族主义政治的其他表现一定均会烟消云散，劳工市场的倾斜也将得以平衡，从而彻底实现自由与平等。
时代，已经显露出了理性政治的曙光，这曙光必将愈来愈亮、愈来愈强！
试论工会地位和作用的相互关系
工会，这种工人运动的产物，工人阶级团结的象征和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有力工具，它曾促使过工人阶级从“自在”向“自为”阶段的转化；它曾与工人阶级的政党一道，在为解放全人类为目的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论是在人民的心目中，还是国家事务上，都赢得了一定的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