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他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郑义也认为，只有“跨越文化断裂带”，我们才有可能“走向世界”。（《跨越文化断裂带》）其他文章还有：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在他们的讲述中，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这些作家在这样的理论之下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寻根文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有其自身的社会背景。首先是1985年前后文化热的兴起。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想也与其他经验和技术一起进入中国，但是如何应对这些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主要看法：一种认为就应该学习模仿，连文学艺术上的现代派也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不考虑现代派艺术在西方正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抗。还有一种认为“现代化”这个目标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化基础也不相同，它所呈现的模式，尤其是文化上的发展模式，是不应该相同的。因此，中国在经济起飞之际应该如何把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接受场，来检验、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求发展自己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在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中逐渐引起了关注，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作出多元的考察。这与80年代初的启蒙话语不同，启蒙主义者所强调的反传统和反封建，正好可以被用来批判文革时期泛滥成灾的政治专制主义。但是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研究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命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对现实的改造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既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主观上的要求。到了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热。
在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知青作家。当他们走向成熟的时候，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这一代作家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于文坛的意义。他们利用起自己曾下乡、接近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价值。他们并非是生活在传统民风民俗中的土著，相反，他们大多数是积极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族，可是当现代主义的方法直接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以后，他们不得不改用民族的包装来含蓄的表达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识。所以，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的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
作家们感到了“文化”对人类的深刻制约，并力图把握它。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人”的自觉意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在作品中力图解放“人”的生命与价值，但一些作家却发觉即使抛开暂时的政治、道德因素，人也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进入绝对自由的生存空间——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人类，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模式，这就是‘文化。许多作家希望能够“民族文化心理”层面上，把握本民族成员“理解事物的方式”，从而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全民动乱乃至中国自盛唐以来国势为何衰落的疑问。一些作家认为中国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出现了长时间的“传统文化断裂”时期，于是希望以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断裂带”。阿城认为：“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当时中国文坛受到世界“寻根”潮流的巨大影响：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为代表，还有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对异域民风的描写，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这些作家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立论，他们的“寻根”，是为了与世界对话。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完成了“寻根”，才能找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
早在1982年，贾平凹就在自己的创作谈《卧虎说》中认为，应该“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在这篇文章中“文化寻根”的动向已初露端倪。另外，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的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有效的鼓励。所以说“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但这些方面并非绝对分开，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寻根”的意义。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真正大规模打出“文化寻根”大旗的时间，是在1985年。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验无法健康正常地发展。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发表了各自的宣言，包括阿城、郑义、韩少功、郑万隆等。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两种表现不同地域的“寻根文学”。
（一）城市文化寻根：
进行城市文化探索的作家不在少数，如刘心武在《钟鼓楼》中描述了北京当代平凡却多姿多彩的市井民情；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则再现了中国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与把玩。在这类作家中邓友梅和陆文夫表现犹为突出，堪称“南北两大家”。邓友梅在1956年以短篇小说《在悬崖上》成名。进入新时期之后，他先是推出几部军事题材作品，以后就把创作目光集中到北京市井生活上，写下了一系列“京味儿”小说，其中的代表作《那五》和《烟壶》分别获得第二、三届中篇小说奖，其余还有《寻访“画儿韩”》、《双猫图》、《“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这些具有浓烈民俗风味的市井小说，多将故事背景放在已逝的旧时代，勾画了上至王孙贵族、八旗子弟，下至社会底层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具有独特的审美韵味。
《那五》以三、四十年代旧中国北京的商业化社会为背景，刻划了一个“倒驴不倒架”的前清子弟那五欲求生于社会的尴尬情态。《烟壶》则从另一角度表现八旗子弟的再生，描写了破落贵族乌世保如何学得画鼻烟壶内画的绝技从而走上自食其力道路的过程。邓友梅的作品运用了地道的京白土语，并对各种传统习俗礼仪进行了精心的刻划，即使仅仅从民俗学的角度，他的创作也是不可多得的。
陆文夫生于长于江南市井，他的小说多取材于苏州小巷的凡人琐事，如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语言风趣而温和，从整体氛围上反映出历史悠久的吴越文化的底韵。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美食家》塑造了一个耽于美食的房屋资本家朱自治的形象，描写他在解放前后四十余年专心口腹之欲并在文革后以此成为社会知名的美食家的奇特经历。作品中的叙述者高晓庭作为一个革命者和新中国的建设者，他的经历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缩影，尤其是他的"饭店革命"，反映出左倾年代经济工作的严重失误。但作品最令人青睐的地方显然不在于对上层建筑的点评，而在于其中展现出的那个别具艺术魅力的美食世界及其背后丰厚了江南民俗色彩。在邓友梅和陆文夫的作品中，对地方风俗的描写成为一大特色。邓友梅与陆文夫的小说，都善于用经过提炼的口语化语言来表现自己所熟悉的一方风土，正如邓友梅所说，他“向往一种风俗画式的小说，如美术作品中的'清明上河图'那样。有审美作用，认识作用，也为民俗学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虽然未必有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的强大作用，但在他们娓娓讲述人物的故事的时候，却的确展现出了时下已经少为人知的文化传统，在令读者感受到某种审美愉悦的同时，传达出一种醇厚的民俗韵味。
（二）乡野文化寻根：
与前一类"寻根文学"相比，倾向于表现乡野粗朴甚至鄙陋状态的作品更多，表现的领域也更加广泛。如汪曾祺表现"桃花源"式的传统生活的《大淖记事》、张承志表现蒙古草原人民生活的《黑骏马》、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描写、莫言关于高密东北乡自己祖辈的生活秘史的讲述，其它如贾平凹表现秦汉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表现吴越文化葛川江系列小说、郑万隆表现大兴安岭少数民族生活的“异乡异闻”系列、扎西达娃表现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高原藏民文化心态小说等等。其中《黑骏马》是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这部中篇小说以深沉优美的语言和浓烈的感情色彩，赞颂了草原女性的博大胸襟和顽强的生命力，表达了对“母亲”、“土地”的深深热爱。另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也因展现了广阔的城乡地域和社会现实、生动地描绘了青年人顽强的生活历程，而受到广大的读者的欢迎。
在众多的作品中，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被很多人视为"寻根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遥远不知所在的山寨“鸡头寨”及其自称刑天后裔的居民们蒙昧而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存状态。小说以一个痴呆儿“丙崽”为中心人物，描述鸡头寨奇异的风俗、来历，鸡头寨百姓与正常世界的隔绝，他们与鸡尾寨的“打冤”及战败后遗弃老人和孩子举族迁徙的经过。作品中，“鸡头寨”有很多怪异的习俗，如他们迷了路要赶紧撒尿、骂娘，以驱赶所谓的“岔路鬼”；他们的居民会患一种名为"挑生虫"的怪病，症状是“吃鱼腹生活鱼，吃鸡腹生活鸡”，其治疗方法居然是喝白牛血后学三声公鸡叫；山上的语言也与别处不同，例如把“说”说成“话”，把“父亲”称为“叔叔”，把“姐姐”称为“哥哥”。然而，无疑，鸡头寨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它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有自己的文字历史，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处事规则，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语言模式——即，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鸡头寨无疑是一个奇异的地方，然而似乎它又真的有可能存在于某个角落。
在一个封闭状态中产生出自身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最终又阻碍着"文明"的发展。鸡头寨是如此，多少年中"中国"似乎也是如此，而地球上的整个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八十年代中期，像《爸爸爸》这样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还有很多，如韩少功的《归去来》、《女女女》，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这些作品描写的地域大多远离现代文明，处于封闭和凝滞的状态，因而较好地保存了原初的文化形态，映照出我们民族乃至人类远古的历史和生活方式，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厚度与文化象征意义。在寻根作家中，青年作家阿城应该说是最具独特个性与高超艺术功力一位。他的代表作“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汉学家们极大的热情关注。他作品中对道家境界和儒家风骨的表现，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争议与探讨。
在以上涉及的这些"文化寻根"文学作品中，与前期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在对“人”的表现上。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超越一切之上的神或英雄，甚至也不再是作者努力要表现的作品重心，它只是众多生命形式的具体表现。在他们背后，隐藏着一只巨大的无形的手，这只"手"控制操纵着包括典型在内的一切生命。揭示个体，实际上也就是揭示全体，个人的悲喜属于全体。在阿城、韩少功等寻根派代表作家的小说中，生命和文化的相互制约、冲突、适应，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这些生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性体现者，而是刻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反过来说，寻根作家笔下的人物，是附着于文化之上的生命符号。
“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
但“寻根文学”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大多数作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尤其是一些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排斥近乎偏执，一味迷恋于挖掘那种凝滞的非常态的传统人生，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而导致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这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