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岭
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边际效用”。翻阅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一书，看到了作者对这个专业术语的解释：边际效用，就是增加1个单位的某种物品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1元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倚门托钵的乞丐，你给他一元钱，他的满足程度可能是100个单位（假设心理满足程度可以这样量化）；而一个亿万富翁，你多给他1元钱，他的满足程度也许就只有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同样1元钱，因为给了穷人，社会总福利增加了100，而如果给了富人，社会总福利仅增加了。作者说，从这个道理出发，社会收入分配应该偏向于穷人而不是富人才行。
书还没读完，便发现报上有几条消息可以和书一起读。
一是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车辆购置税有关问题明确表示，回国留学生购买国产小汽车可凭相关证明免税；二是长春市向600多位高级人才发放“人才龙卡”，龙卡具有特殊信用功能，持卡者可以在购物、购票等方面享受打折优惠。
恰好，报纸上又发了一条消息说，国家统计局首次披露城市家庭财产状况，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财产越多：户主文化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家庭，户均财产为49.94万元；户主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的家庭，户均财产为37.29万元；户主文化程度为大学专科的家庭，户均财产为30.43万元。
看来，在中国，有幸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户均家庭财产总值高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分配就是财富分配”的道理。中国的这些生活在一般国民平均生活水平之上的精英们，他们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对信息的把握，以及调动社会资源谋取合法利益的能力，都要比一般人强得多，因此，对他们，似乎用不着社会政策层面的特殊关照。
况且，我们的很多高级人才，本来就享受着各种各样的优厚待遇，比如，长春市有资格持“人才龙卡”的高级人才都是一直享受着各种优厚待遇的精英，包括两院院士、国家和省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博士生导师、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人员、获得市级以上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高级技师、具有正高职称的市级劳模、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省级劳模。这部分人“建功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当然需要“激发”，但相比之下，那些下岗职工、贫困地区的农民，似乎更需要社会政策的特殊关照。当然，国家已经通过扶贫、扶助创业等政策给了他们帮助，但由于他们的弱势地位，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帮助。
根据上述“边际效用”的道理，我们把同样多的社会资源有意识地分配给弱势者，那么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值，一定会大于分配给那些生活在国民平均生活水平之上的人们。一个是雪中送炭，一个是锦上添花。某些地方为吸引投资，可以免费转让土地使用权，可以减税免税多少年；但那些为谋生摆小摊的下岗职工，却因为害怕影响城市的“形象”被罚款，不得不东躲西藏。这不公平。
或曰：对高级人才特殊关照，为资本流动提供便利，都是为了增加社会的财富总量，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意识可以被放纵，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可以被默认。我们当然希望社会的财富总量增加，但更希望财富增加之后的边际效用也越来越大。失去了这个前提追求“效率”，是一种离公正越来越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