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雯
那天，同事给我一本书，说是一位名叫徐海珊的大学生写的，书名是《苍生：一个青年学子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思索与呐喊》。
一个才20出头的在校大学生，竟敢触摸如此重大而复杂的主题，并写下一本洋洋43万言的书。我有疑惑也有好奇。
我用3天时间看完了那本砖头一样厚的书。书中对有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文化贫困、农村教育、生态环境、女童教育、社会公正、法治精神、道德衰退等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积极关注农民工、乡村孤儿、残障人群等贫困群体。可以说，它是一部当代中国社会调研报告。
不能不承认，读这本书，我常常被感动，为作者悯怀弱者的社会良知。
几天后，我在武汉见到了徐海珊：中等个儿，皮肤微黑，举手投足间都显出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和稳健，还有隐约的沧桑。
《苍生》一书是他这些年行走的思考。为了负责任地思考、呐喊和实践，大学4年间，他三进西部，三进大别山，北进中原，进行了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行程4万多里，足迹遍及中西部11个省、自治区的51个县、市、区、旗（其中有25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记下的调查笔记有数十万字，拍下的照片有十多斤重。用徐海珊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关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
无法忘记农村，是因为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愧疚
徐海珊的家乡在广东平远县，那是典型的客家山村。他有意识地开始思考农村问题，还是在高中时代。
他说——那时，我与一位念中专的朋友为日后彼此的出路问题经常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回乡务农，还是进城闯荡。几番争论下来，我们发现，无论怎样，都无法找到让自己留在农村的理由。我有一种难言的心酸：农村，不但城里人看不起，就连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人也瞧不起，它就像一块是非之地，大家唯恐逃之不及。
于是，我开始关注中国农村问题。毕竟出身农村，我总是抱着一种体验的心情去观察和思考农村问题，道义上的支持也显得特别突出，尽管有时候道义的支持是苍白的。
1999年9月，我考进中南民族学院法律系，成了都市里的大学生。但是，我无法忘记生我养我的故乡——粤北农村，还有在那块土地上艰辛劳作的父老乡亲。
无法忘记农村，是因为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愧疚。这种愧疚不但我有，那些和我一样舍家留城的学子，那些弃家进城的“农村精英”恐怕都会有。逃离农村所产生的愧疚，会让我们的灵魂终生难以安宁：总感到失去了什么，欠下了什么，因为在那片依然封闭落后的土地上还生活着我们的亲人，那里有我们的根。不经历农村，就不了解现在的中国。
大一下学期，徐海珊想创建大学生反贫困协会，团结同人为农村做一些实在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他最后创办了人口资源环境研究会，并专门设立了反贫困委员会。他在汇报《关怀》的创刊词里这样写道：“贫困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隐藏着危机，甚至是灾难。回避与隐讳于事无补，悲观与绝望雪上加霜。我们要做的只能是也必须是——关怀：呐喊与实践。”
同时，他开始做着进西部考察农村的准备。之所以要去西部，是因为那里的农村更封闭、更落后，那里是中国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他说，不经历农村，就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不体验贫困，就不了解中国的现在。
徐海珊想为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民带去一份礼物，他想写一本扫盲读物。为此，他走访了湖北省扶贫办等十多个相关部门，收集和阅读了近两百万字的资料。为了使扫盲读物通俗易懂，他借来了整套小学语文课本一句句地啃。有一次，学校图书馆的老师见他午饭时间还在埋头苦渎，走过去看他，发现这个小伙子居然在看小学语文教材！弄得老先生摇头不已。这样的苦读不仅在白天，不知多少个夜晚，宿舍熄灯后，在澡堂昏暗的灯光下，徐海珊一遍遍地修改他的书稿。
1999年7月15日，他背着300本自费出版、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扫盲读物《幸福课堂》，踏上了去西部的路。
徐海珊的第一站是云南，他在国家级贫困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的云龙乡住了下来。虽然他对农村并不陌生，可是仍被一些村寨的情景所震撼：一间间摇摇欲坠的茅草房、土窝棚，屋里人畜共居，大部分。人家连张床都没有，人睡在铺着茅草的木板上，下面就是牲畜臭烘烘地到处乱窜；有的妇女竟然穷到裸露下身；村里没有电话，看不到报纸，更没有电视，只有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在村寨回响。
徐海珊在安康村见到了坚持自费办学十几年的杨正富：尽管他只有48岁，可是看上去像60多岁的老汉。学校开办了一至三年级课程，20多个学生。他要带三个年级的课。
中专毕业的杨正富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1984年村里办小学，他成了学校唯一的教师。后来当地发生地震，校舍倒塌了，村里没钱重建，杨正富就将自家的烤烟房腾出来做了小学。由于没有办学经费，杨老师几次想放弃办学，可终究不忍心看着孩子们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成为只字不识的文盲，于是继续当着教书先生。
在西部农村，徐海珊不止一次遭遇过这样的尴尬：前一天才发到农民手里的扫盲读物，第二天早上就在茅厕里发现了已经揉皱成团的内页。他不远千里送到西部的扫盲读物，在有的农民眼里不过是一沓手纸。
回到武汉后，他将刚刚拿到的专业奖学金全部寄往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在云龙乡安康小学设立厂“立志助学基金”。
第一次从西部回来，徐海珊几乎每天都做着同样的梦：风雨中飘摇的草棚，人畜共居的茅房，衣不遮体的老人、孩子和妇女。醒来后他总是泪流满脸，无法安宁。
如果说，当初徐海珊对农村的关注只是一个农家子弟挣不脱的农村情结，只是对农村父老乡亲的一种愧疚，那么从西南回来后，他已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这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农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关注农村，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1999年11月，徐海珊在武汉高校举办了“心系苍生反贫困展”，展出了他深入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开展文化扶贫拍摄回来的照片。在影展开篇语中他写道：“我们知贫、言贫，为的是痛贫、省贫；我们痛贫、省贫，为的是脱贫、洗贫……”
短短两三天，前来观看影展的学生达到3000多人，不少人站在照片前不禁潸然泪下，400多人写下了三四万字的留言。一位学生在留言中感叹道：“当我们踌躇在找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之间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正变得空洞。长久以来，我们已习惯于繁华喧闹的都市，几乎遗忘了同一个国度里，还有贫膺荒凉的黄土地，还有挣扎在寒冷、饥饿线上的同胞！”
影展引起的反响，促使徐海珊下定决心用最宝贵的学生时代去倡导、构建和实践中国校园慈善公益事业。几年里，徐海珊一直将它作为大学时代的社会理想，并为此竭心尽力。他说，悯怀弱者就是责任担纲：黎民不饥不寒，你我同心同行。
就算没有能力去改变，也有责任去关注
2000年7月，徐海珊开始了第三次西部之行。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他和县林业局官员同车赶往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西北湾乡考察。路上，开车的师傅不断向他叹气说：“别人逃都逃不掉的地方，你这个大学生偏要去。现在不要说西北湾乡了，就是奇台县城弄不好也要迁走了。”
到了西北湾乡才知道，开车的师傅并非危言耸听。近二十年来，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以每年几十米的速度由北向南推进，沙漠所到之处，树枯、房倒、人走。近年来，光西北湾牧场就迁走了20户人家。站在沙漠边缘望过去，被沙丘掩埋的房屋，屋顶还依稀可见，可是曾经住在那里面的人却已沦为生态难民了。牧场小学，由于沙漠的一次次逼近，十年间已经往南迁建了3次：而现在，沙漠再一次虎视眈眈地逼过来，离学校已不到1000米，距离奇台县城也不过20公里。
在宁夏，徐海珊第一站去了同心县喊水乡。这是一个严重缺水并且水源含氟过高的乡村，可现在就连这样的劣质水源几乎也没有了。当地不少老百姓就靠借钱或者扶贫款挖水窖，收集雨水饮用。
从甘肃山丹县横穿戈壁到达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额肯呼都格镇，狂风咆哮着卷起沙土砸在徐海珊脸上，街道上冷清清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阿右旗农牧林业局的官员告诉他，那里平均每年刮大风的日子就有260多天，不仅风大，而且沙多；雨少。牧民为了增加收入过度放牧，使草场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草场大面积地退化、沙化，沙化土地竟占到全旗总面积的97％，已有2000多名牧民沦为生态难民。
徐海珊很无奈：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他并没有多少能力去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但是，他说他有责任去关注，并有责任去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
沿着褐黄的山脉走进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乡、徐海珊看到的依然是令人压抑的落后封闭和难以生存的环境。有天傍晚，在借住地，他看到一个衣衫槛褛的小女孩儿正吃力地提着一桶水，刚走过去，小女孩儿看到这位满脸胡子的陌生人，惊恐地扔下水桶跑进了一间歪歪斜斜的土坯房。小女孩儿叫冶海力买，是个乡村孤儿，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叔婶收留了她。已经11岁了，冶海力买还没上过学。
大库都村是核桃庄乡最偏僻、最穷的村，村民散居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徐海珊天刚蒙蒙亮就从乡政府出发，翻山越岭，午后才赶到大库都村。村子周围的山全都光秃秃的，当地农民说，这里十年九旱，常常颗粒无收。
听说徐海珊是来了解儿童失学情况的，村民们纷纷带着孩子围过来，有的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有的是失去父母的孤儿，有的是家里太穷念不起书的孩子，在那个才三四十户人家的村子，失学、辍学的孩子就有十几个。
在核桃庄乡另一个村子，徐海珊打着手电去找一个叫冶玉兰的小女孩儿。13岁的小玉兰，又瘦又矮，正发着烧，一直咳个不停。村里人说，这娃命苦，她爸出去打工摔死了，家里老奶奶病在床上，还有两个弟弟，都由她妈一人拉扯着。第二天清早，他将小玉兰带到乡医院，医生检查是肺炎，打了吊针后，他让医生加开了半个月的药。他交了药费后又给了小玉兰一些钱，并资助她继续念初中。
离开民和前一天，徐海珊又去了冶海力买家，专门带她进县城买了衣服、鞋袜和书包，并争取到了核桃庄乡学区校长吴振邦的支持，减免冶海力买的入学杂费，其余的费用由他直接资助。徐海珊临走前，抚养冶海力买的婶婶请求他为只有经名的冶海力买取了个正式的名字。
整整一个暑假，徐海珊走访了西北6省区27个县市区旗，他考察了农村教育和生态环境，特别调查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女童教育问题。回学校后，徐海珊发动同学结对资助了他在青海高原摸底登记的15名失学儿童。
在联合国总部，高悬着一只“贫困钟”。钟面上的红色数字随着秒针的跳动飞快地增长，它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地球上，每分钟就有47人加入庞大的贫困队伍。它让人们记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命：需要关爱与帮助的贫困苍生。
到西北考察的日子里，徐海珊几乎每天都面对贫困，它让他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沉重。没有去过的人，不会有这种感受；而去过了的人就永远会有一种牵挂，有一种放心不下的沉重。就像他在《苍生》一书中写的那样：“忧患就是一种沉重、深刻而且痛苦的清醒。我们宁愿选择一种最痛苦的清醒，也不愿活在麻醉了的冷漠之中。因为我们知道，活着的痛比糊涂的死更有价值。更何况，忧患的痛是为了更多的不痛……”
为此，从1999年开始，徐海珊就着手构建中国校园慈善公益事业体系，在《苍生》一书的附录里，我看到了徐海珊为建立这个体系所做的努力——发起大型公益捐赠活动、办主题影展、设专题论坛、建希望图书室、自费出版大学生文化扶贫报……他在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呐喊、呼吁。
是的，我们的青春除了美丽和灿烂，我们躲不开一副担子，那就是时代的责任、历史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