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蓝蓝
“你说，人和人为什么会遇到？比如我和你，为什么会遇到？”记得有一次，我在小乔家里，吃得饱饱的，然后心满意足地靠在沙发上，一边等一杯速溶咖啡，一边这么问他。
小乔是我的男朋友，姓乔，别人都叫他小乔，我也就这么叫。开始觉得有点怪，不过后来发现他并没有因为称呼的关系而变得妩媚起来，这才放心。
“因为巧呗！”小乔正气哼哼地收拾我吐在桌上横七竖八的鱼刺和鸡骨头，对我这个形而上的问题表现出一贯的不屑一顾。他是学电脑的，虽然说科技以人为本，但是他的人文精神明显很差，常常不能理解我那些希奇古怪问题背后的本质。
我只好自言自语：“有些人为了一所学校而遇到，有些人为了一份工作而遇到，有些人为了一场误会而遇到，还有些人，纯粹是为了遇到而遇到。”
往常到这种时候，小乔会朝我作个揖，然后问：“请教小师父法号？”
但那天他连揖也懒得作了，捧起一堆盘子就走进厨房，任由我发挥。也许更确切地表达他的意思，应该是——任由我发作。
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遇到杨的。
那天是让我几乎精神崩溃的日子。
一个约好的采访忽然改了两次时间。路上又塞车，没理由的塞车，我觉得每个司机都一脸坏笑地共谋着这场事故。
夜班编辑像黄世仁一样地站在我旁边，直到我在截稿的最后一分钟把磁盘交到他手里，才乐颠颠地跑开去。
这使我更加确信，自己是一场阴谋的受害者。
我打电话给小乔，一直打到快要发疯的时候才通，听筒里面传来小乔精神百倍的声音：“今天加班，很忙，走不出，改天陪你，拜拜。”
我趴在桌上，心力交瘁了片刻。
随后等我把通讯录快要翻成一部侦探小说的时候，忽然看见了佩文的电话。佩文是我大学的室友，毕业后联络过几次，但后来差不多两年没有音讯了。
我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那头人声嘈杂，不过佩文惊喜的声音压倒了一切：“是小如呀！你来吧，我们正好聚一聚。”
等我赶到的时候，才知道佩文所说的“我们”，还包括一大堆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佩文总是这样的，如果你问她要一口水喝，她也许会给你一口水缸。有一次我在寝室里病倒了，说想吃荔枝，结果她几乎买来了半个水果摊的荔枝，于是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那条走廊上充满了荔枝腐败后的气息。
佩文拍着我的肩，向大家介绍：“这是小如，我们班上的才女！”
大家看到我破破的牛仔裤灰扑扑的运动鞋，以及一脸憔悴状，就很有分寸地表现出对佩文的理解，微笑着和我打招呼。
他们是在送佩文的一个朋友出国。
就在这一大堆人中间，我遇到了杨。
后来大家又一起去了一间酒吧。
我喝第三杯酒的时候，杨坐到我的旁边，说：“小如，再喝你就醉了。”
我说：“我已经醉了，干脆再喝好了。你怎么知道我叫小如的？真奇怪。”
杨就笑眯眯地看着我喝。他是一个斯文的男人，笑的时候嘴角往里抿着，很好看。
那天有两个人喝得比我还醉——佩文和她那个要出国的朋友。最后大家散去的时候，分派杨送我回家。
杨开车，我七歪八斜地倒在一边，还嘻嘻地笑。
不过我仍然留意到他握着驾驶盘的手指，很白，也很有力。下车前我一定给他留了手机号码，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看见手机里有他发的短消息：小如，认识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想了想，就把这条消息删掉了。
一个星期后，杨打电话给我，说请我吃饭，他的车就在楼下等着。
那段时间，我对小乔采取了冷战姿态，决心让他也体会一下孤家寡人的滋味。所以我对杨说，好，你等着，我就下来。
坐在车上，我问：“我们去哪儿？”
杨说：“去贵都吧，吃韩国菜。”
我说：“哦。”
开了一段，杨扭头仔细看看我，又说，“师大后门有家餐馆也不错的，不如去那里吧。”
我大笑起来。杨也大笑。
“你从来都是这样打扮的么？”杨问。
我说：“是呀，怎么了？”
“你从来不穿高跟鞋么？”杨又问。
我说：“是呀，为什么要穿高跟鞋？”
杨说：“有人穿高跟鞋，是为了更漂亮；有人穿高跟鞋，是为了更高；还有人穿高跟鞋，就是为了想穿高跟鞋。”
我说：“我穿上高跟鞋，也漂亮不到哪里去；我已经很高了，如果穿了高跟鞋，可能比你还要高一点；还有，我不想穿高跟鞋。”
从贵都出来，我们刚巧在一家礼品店的橱窗里看到一只水晶的高跟鞋，小小的，很精致，可以放在手心里的那种。
我看了一会儿，问：“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用水晶来做一只旅游鞋呢？”
杨回头笑笑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
我和小乔又恢复了正常关系，一起逛街，疯喝他做的鱼头汤，提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那天在太平洋里乱逛，我突然问他：“你说，我如果穿高跟鞋，会不会比较好看？”
小乔侧着脑袋想了想，说：“会呀。不过，你无论穿什么鞋子，都很好看的。不穿鞋子，也很好看。”我不说话，低着头往前走。
小乔又说：“哎，说真的，小如，我还没见过你穿高跟鞋的样子呢。”
我点点头，说：“你会看见的，说不定结婚那天我会穿的。”
小乔的脸红了起来。
我只当没看见，拉住他说：“快，电影要开场了，快走快走。”
我和杨又出去过几次。最后一次天气有点阴，我们坐在一家酒店的底楼喝咖啡。
台上有架钢琴，一个女孩子在弹。她很年轻，侧影看上去极漂亮，清净秀气。
几个日本人坐在我们附近谈生意。他们的谈法很有趣，先是两个人离开人群，坐到远处去谈。谈完站起来，握手，微微鞠躬，分开。然后再找两个人，坐到远处，继续谈。
“公司派我去新加坡，可能会去好几年。”杨说。
我说：“哦。”
杨沉默了一会儿，问：“你跟我一起去，好吗？”
我笑起来：“为什么要我跟你一起去？不好。”
杨也笑了：“如果我坚持的话，你会答应的。是吗，小如？”
我说：“但是你不会坚持的，是吗？”
台上那个女孩子弹完了琴，走进旁边一间屋子。我猜想她是去那里拿钱的，因为她出来的时候，神情似乎有点尴尬，虽然是她应得的报酬。然后她背着一个小包，匆匆地走了。
没有人给她鼓掌，甚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她已经弹完了。果然，杨没有坚持。
杨走的那天，我去机场送他。
他把一只小盒子递给我，说是给我的礼物。我没有拆开那只盒子，因为我知道里面是什么。
他抱歉地笑：“我找不到水晶做的旅游鞋。”
杨进了候机厅，我也慢慢地往外走。坐在出租车上，我给杨发了一条短消息。
等到飞机起飞以后，那个手机号码就打不通了，也许，就永远作废了。
人和人为什么会遇到？我在短消息里问。
一分钟后，他的回复来了——因为爱。
一个多月后，我坐在小乔家客厅的地板上看碟片，杨德昌的《一一》。
看着看着，我忽然哭出声来，眼泪肆无忌惮地流了满脸。
好在小乔对我的任何反常举止早已见怪不怪，所以只是默默地把餐巾纸一张一张递给我。
“我爱你，小乔。”我哭到无力，然后转过身，把头埋进他的怀里。
“我也爱你，小如。”小乔说。
——我想，我也许真的应该穿上高跟鞋了。
就在这个九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