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这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就要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前往千年古都北平，这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转向建设。
临行前，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遥望着前方，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熟读中国史籍的毛泽东非常清楚并十分重视李自成这位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失败的教训。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把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1944年3月19日至22日的《新华日报》（重庆）上，是一篇史学论文。文中说，1644年李闯王率军进入北京后，因为许多领袖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错杀了起义军功臣李岩，对清军掉以轻心，以致遭到了失败。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的骄傲错误。”郭文连载完后仅20天，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把它列为学习材料。
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又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就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在报告的结尾部分，他郑重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激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骄傲自满，毛泽东向七届二中全会提议：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个提议得到一致赞成，被作为党的六条正式规定。
现在，全国胜利即将到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即将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浩浩荡荡地开进北平，他不由得又想起了李自成的教训。
建国初期，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牢记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以无私忘我的工作和廉洁勤俭的作风，赢得了人民信任，从而使政坛气象为之一新，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但是，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建国后党内还是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贪图享受，腐化堕落、浪费、官僚主义等威胁着新生的共和国。对此毛泽东深恶痛绝。在他的指导下，从1951年冬开始在全国开始了反腐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对“三反”运动极为重视。他一方面督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列。领导好这场运动；另一方面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毛泽东常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他不仅亲自制定方针、政策，而且亲自督办落实，不仅具体交代任务，而且明确指示办法。对揭露出来的大贪污腐化分子他是决不留情的。他对前来为刘青山、张子善二犯说情的人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以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据统计，在“三反”运动中，有23.8万余人被开除党籍，被劝告退党者约10万人。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
“三反”运动是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鉴于历史经验教训，为纯洁党和国家干部队伍而发动的一场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其决心之坚，力量之大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毛泽东一生都勤于阅读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书籍，他有着深邃的历史眼光。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警戒自己，警戒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