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东方巨人，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从延安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人士给毛泽东赠送了不计其数的礼品。礼品的种类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有单位送的，也有个人送的。这些礼品都是很珍贵的，如熊掌、人参、鹿茸、玉扁笄、玉鲁、砚台等。它们是毛泽东和中国党和政府对外关系和私人交往中深厚友谊的象征。
在礼品的处理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政府是清正廉洁的。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一般是经过中央秘书室办理，也有由警卫局供应处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办理的。由于形成了制度，许多礼品并未经毛泽东过目便已上交国库。就是毛泽东浏览一下，看后马上吩咐工作人员交公。
对于送来的礼品，只有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等被毛泽东留作自用外，其余一切都按照制度造表注册，上交国库。毛泽东留下这极少数几件礼品，还因为很大程度上与送礼人有着特殊的私交。有时工作人员认为这些东西是送给毛泽东个人的，劝他留用一些，毛泽东说：“不行，这是送给国家主席的。如果我不是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给我送礼了。如果你当了国家主席，他们也会送给你的。”
1965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当时美国正扩大侵越战争规模，越南人民处于严重困难关头，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对越南党和国家提出的援助要求尽力予以支持。毛泽东还去胡志明下榻的蓉园拜会他，请他吃饭，看湖南木偶戏，一起合影留念。这使胡志明很高兴，也很感激。分别前，胡志明提出要用自己漂亮的拐杖与毛泽东的竹拐杖交换，作为这次会见的纪念。毛泽东拒绝了，他风趣地对胡志明说：“我才不和你换。你的太漂亮，我还是用我的讨饭棍子好。”
毛泽东不要交换胡志明的漂亮拐杖，既是对越南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对奢侈品就从来不感兴趣。
对于热爱毛泽东的人们来说，毛泽东的健康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这样，补品就成为毛泽东礼品中很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但是，毛泽东从来不用人参、鹿茸、灵芝之类的补品，对送来的这些高级补品全部交公。
有一次，护士孟锦云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吃点高级补品，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并不认为它们有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物以稀为贵罢了，但仍然有些人有一种很特殊的心理。假设这种食品皇帝、皇后吃过，什么名人大官吃过，它的名望也就高贵起来，甚至使得高不可攀，神乎其神。所以那些有了权，有了钱的人是绝不肯放过它的，仿佛吃了皇帝吃过的东西便成了皇帝，吃了名人吃过的东西，自己便成了名人，这叫沾光吧。说到兴浓处，毛泽东来了一句玩笑话：“本人生来不高贵，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
所以，毛泽东绝不羡慕高级补品，也不会去享受人家送来的礼品。
1964年，有人曾给毛泽东送去燕窝32.5公斤，咖啡豆47斤。毛泽东推脱不掉，只好派生活秘书将这些礼物交给人民大会堂餐厅科。餐厅科负责人李发昌开具收条并加盖公章后，毛泽东这才放了心。这张收据现保存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成为毛泽东廉政清明的历史见证。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现在保存着两份礼品清单。一份清单上记载着巴基斯坦总理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送给毛泽东5箱橘子共90斤，中南海供应科从外交部礼宾司取回，登记时间为1972年2月5日，上有汪东兴的签字。
另一份清单登记了1958年到1959年中外人士送给毛泽东的部分礼品，抄自中央秘书室。上有汪东兴的签字，汪东兴并在清单上批示：“请张仙朋同志阅查。”
张张礼单，桩桩事例，铭记着毛泽东不朽的人格力量和领袖风范。
毛泽东一贯艰苦朴素，以清廉著称，他对高贵礼品、奢侈品一向不感兴趣，当上国家领导人后，一直保持这种优良作风并形成制度，党内同志之间严禁请客送礼。
毛泽东做好了新中国廉政建设的第一篇文章。时下，我们应对照毛泽东的办事作风反思一下。有的单位的领导人的一些不良办事作风助长了请客送礼风气，许多职责范围内的事，该办的事，没有礼物拖一段时间再办，还往往拖泥带水，办到一半，等待观望；有人请客送礼，进过包厢了，“特事特办”，迅速及时地办理，即使是职责之外、政策管不到的事，他也越权去办。这是他们对老百姓的不同办事方法。
至于单位之间的公事公办、公务往来，就变着法子“礼尚往来”，假公济私。领导人出差，大吃大喝而外，还要兜里带着走，当然，发票上不会开具礼品，而是办公用品之类的，因为对方不好开礼品发票，自己回单位也只能报销办公用品、差旅费、住宿费之类的发票。
所以，公务活动中互赠礼品或索要礼品，办事讲人情风气，无疑是与廉政建设不符的，是伤风败俗之举，也是腐败的潜在源头之一。
毛泽东公私分明、清廉如水的办事作风，是从源头上根治腐败的一副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