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人帮”处心积虑作准备
毛泽东就刘冰来信作出错误判断，批评了邓小平和刘冰等人以后，“四人帮”认为反攻倒算的时机到了，立即加以利用，力图搞成一场整垮邓小平的政治运动。在打招呼会议前后，“四人帮”一伙处心积虑进行各种准备。
在北京，谢静宜、迟群秉承江青的旨意，将周荣鑫的一些讲话汇编成《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种材料，印刷2万册公开散发，供批判。
同时，“四人帮”指使他们的亲信给毛泽东写信诬告，制造到处都在刮“右倾翻案风”的印象。10月1日，原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诬告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10月20日，教育部林××给毛泽东写信，诬告教育部长周荣鑫“搞宗派”，“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等；12月8日，原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柳忠阳给毛泽东写信，诬告胡耀邦等同志到中国科学院后刮起了所谓“右倾翻案风”。迟群还指使他安插在教育部的亲信通宵达旦地偷抄国家机密，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起了极坏作用的毛远新，在11月6日主动把毛泽东自9月以来的几次谈话集中整理，向毛泽东报告说：“为了集中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了贯彻互相帮助，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好工作的原则；也考虑到下一步逐步扩大，便于传达讨论，我把前几次谈话主席有关的指示整理一个材料，请主席审阅指正。”以后他又陆续多次整理毛泽东的谈话，下发全党。这就使得“四人帮”能够打着毛泽东指示的旗帜肆无忌惮地打击邓小平等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老革命家。
在外地，他们把两校（北大、清华）与辽宁、上海的死党、亲信连成一线，昼夜不停地搜集、编印为他们进行所谓进行“反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
号称“四人帮”的“金棍子”的姚文元，忙着指使他们在《红旗》杂志的一个亲信，授意两校大批判组，炮制公开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头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能篡改》。姚文元反复强调，“这是一个信号”，“分量要重一些”。同时，姚文元遵从王洪文的旨意，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派出大批记者到全国各地去“调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搜集邓小平和老干部的黑材料，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的炮弹。
2.张春桥制造国际影响
11月30日，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介绍中国“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把国内刚刚发动起来的运动情况向国外扩散。
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教育怎样估计。”这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张春桥还对外宾说：“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
12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载有张春桥谈话的《外交通报》，作为省军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和驻外使馆等外事单位对外宾谈话的依据。
3.两校文章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以下简称《篡改》）。12月4日《人民日报》等报纸都予转载。“四人帮”通过它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
《篡改》把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整顿中的正确讲话诬蔑为“奇谈怪论”，说：“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了头，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
《篡改》在大学招生问题上大做文章。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实际上，这是重申周恩来提出、毛泽东赞成的主张。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籍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夫人。李政道建议我们采取措施，从小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进大学后，一边学习一边劳动，造就一批比较年轻的科学家。周恩来赞成这个建议，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并指出：这个办法，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是平行的。但“四人帮”和迟群拒不执行周恩来的指示，没有选拔中学生直接上大学。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来华探亲、访问的李政道。李政道重提前述建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这个建议是赞成的。迟群等人是知情的。可是，他们在1975年11月竟把周恩来的指示编进所谓“右倾翻案言论”中去，并在《篡改》一文中大张挞伐。
《篡改》还抓住“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这句话大批特批，甚至扣上“右派”的大帽子。对周荣鑫批评教育质量下降，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如过去的中技生”，学校开门办学后学习理论知识的热情下降，出现“实践—实践—实践”的片面强调实践的现象等谈话内容，统统诬蔑为“奇谈怪论”进行批判。他们的矛头，表面上指向教育部长周荣鑫，实际上是指向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篡改》把“当前争论的焦点”归结为：“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认为“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现在，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叫嚷“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显而易见，《篡改》是要以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为突破口，在各条战线上发动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的“反击”。
4.“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展起来
《篡改》一文发出信号，“初澜”、“苗雨”等“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紧紧跟上。在“四人帮”指挥下，报刊上连续不断发表“反击”的文章。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报告》叙述了清华大学抓住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泽东的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刘冰等人的信是“诬告”，“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报告》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清华大学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中共中央在转发《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要求将《报告》下发到大、中、小学校的党支部。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指示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大造舆论，又把所谓清华大学的典型经验通过中央文件下发，就这样，由刘冰等人来信引发、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突破口的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在全国上下发动了起来。
领导1975年整顿的邓小平，在政治局内进一步受到批判，连续检讨，不能过关。“四人帮”处心积虑，搜集材料，罗织罪名，为公开批判直至把他再一次打倒而磨刀霍霍。
邓小平在面临再次被打倒厄运的时候，仍然恪守自己的职责。
从1975年10月中旬起，他依然管着外事，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缅甸总统、联邦德国总理等政要和重要外宾。有时刚参加过批判他的会议，接着就会见外国客人。
他仍然关心解放老干部、落实政策。10月21日，邓小平就政治局讨论毛泽东10月16日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简报》第31期上的批示的情况致信毛泽东，提出：“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筹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此事由吴德同志主持进行。”毛泽东批示“同意”。
他仍然关心军队的整顿和建设。11月18日出席中央军委第25次常委会，讨论军队军、师编制和干部配备问题，提出：军队干部要比地方干部更年轻化；军队高级干部要经过团、师岗位的锻炼再提上来；军事指挥干部要有合成军指挥知识；部队要多搞学习；等等。
对重病垂危中的周恩来，他一直关心牵挂。11月2日下午，他到医院看望；4日，同邓颖超商谈周恩来的病情；5日，又到医院看望。11月11日晚和16日晚，同有关负责人一起两次听取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汇报。19日下午，又到医院探视。12月中下旬，周恩来时常陷入昏睡状态。邓小平22日下午同有关负责人一起听取紧急汇报。23、27日两次前往看望。28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抢救，邓小平赶到医院守候。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治疗，邓小平赶去看望，一直守到手术做完。
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愈演愈烈。受到邓小平重用的、“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的那“几个人才”，这时都受到追查、批判。“四人帮”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想从他们那里打破缺口，逼出材料。
在新疆马兰基地组织了第二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0月27日）取得成功的张爱萍，刚回到北京就被责令检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定调子：“张爱萍不是好人，是个通台湾的特务，要把他彻底打倒。”王洪文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组成员联席会议上讲话，说：“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并亲自参加七机部的“批邓联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给他的造反起家的派头头朋友撑腰鼓气。11月下旬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在“四人帮”那里竟也成了张爱萍的“罪名”，张春桥的判词是：“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此论一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塞满了报刊。“四人帮”以“批邓联张”为说辞，指使国防科委党委与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联合起来，对张爱萍揭发批判，把张爱萍整顿七机部时的即席讲话记录稿汇编成册，要求打一场“人民战争”。1976年1月18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馆召开了七八千人的批判大会，参加单位有国防科委机关、二机部和七机部机关，因病住院的张爱萍带着氧气袋参加大会，宣读了一份72个字的稿子，表示在领导整顿中所作的讲话、决定“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
“批邓联万”，1975年整顿中的“开路先锋”万里，被诬蔑为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遭到激烈批判。郑州、兰州铁路局得到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人支持，翻案得逞。重点整顿过的一些单位一片混乱。铁路下属单位一些人纷纷赴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连沙发都刻上了“打倒万里”的口号。万里被赶下台，“检查交代问题”。
国务院政研室也是“四人帮”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一面亲自出马，罗织罪名，诬蔑攻击，指责政研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江青）、“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姚文元），通过报刊攻击政研室负责同志是“邓小平的谋臣”、“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一面扶植自愿充当“钉子”的人从内部发难，插手政研室的运动，一连制造了七次大的所谓揭批高潮，企图整垮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并由此打开一个搜集攻击邓小平等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缺口。胡乔木首当其冲，成为追逼交代和打击的重点。邓力群、于光远也是着重攻击的对象。他们面临强横的里应外合、内外夹击的政治高压，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压垮，没有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主持科学院整顿的胡耀邦，传为邓小平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当然也是追查和批判的重点。胡耀邦被称为“科学院的那个走资派”公开批判。他们把《科学院汇报提纲》同“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时的《二月提纲》相提并论，说十年前的“提纲”是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今天搞的那个提纲则是为了砍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
煤炭部长徐今强也成为打击的对象。王洪文对徐今强在全国煤矿采煤掘进队长会议上的报告《学大庆、赶开滦，为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奋斗》下了“胡说八道”四字评语，勒令煤炭部收回这个报告并作检讨。重病中的徐今强回答：“言如箭出，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报告能收回，但话是收不回来的。事关全局，文件不能收回，也不作什么检讨。”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迫害最为深重的是周荣鑫和刘冰等人。前面已经说到，教育部长周荣鑫被残酷批斗致死。刘冰等4位同志，在短短几个月内，被批斗220多次，撤销了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他们的组织生活，并且把他们送到清华大学农场等地监督劳动。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反击”的旋风把整个中国搅得周天寒彻。邓小平部署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整顿带来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复苏、好转和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人们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被困惑、迷惘所取代。“四人帮”妖雾重来，邓小平再次挨批，周总理又病重垂危，中国将怎么办？1976年元旦，尽管广播喇叭中响彻着“到处莺歌燕舞”的豪迈诗句，却无法驱散全国人民心头的惨雾愁云。
1976年新年伊始，“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全部开动起来。全国报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从《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扩展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至《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从《评“三项指示为纲”》，到剖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批判《科学院汇报提纲》和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从《孔丘之忧》、《再论孔丘其人》的影射攻击，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的论证“规律”。所有这些文章，都颠倒黑白，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方面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文件、条例诬蔑为“复辟纲领”，还从“批邓”概括出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为“层层揪”走资派、从上到下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而“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开地成了邓小平的代名词。江青、张春桥还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要拍二十多部这类电影。
但是，不论上面怎样一再“打招呼”、发文件，不论“四人帮”怎样拼命鼓噪，除了帮派势力、“反潮流战士”之外，应者寥寥。相反，人民不满和愤怒的情绪，通过各种方式宣泄出来，汇成反对“四人帮”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