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为此成立中央精简小组，杨尚昆为组长。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多次谈到要系统地谈谈精减城市人口问题，但是，他当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写好《回忆录》第一册（即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精减城市人口问题一直排不上日程。为了帮助他回忆，我根据他平时的谈话，并搜集了一些资料，整理出一份素材请他审阅。他看得很认真，在材料上画了许多标记，对我说：“你整的这份材料有用，它勾起我很多回忆。让我准备准备，等忙完了这一段，系统地讲一讲。”遗憾的是，《杨尚昆回忆录》第一册内容基本谈完以后，他又忙着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和彭德怀百年诞辰的三篇文章，详细谈精减城市人口问题的承诺始终未能实现。
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杨尚昆一生中完成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现在，根据他审阅过的那份材料，将杨尚昆主持中央精简小组工作情况简述如下。
杨尚昆又一次当了“听用”
杨尚昆说：“我多次讲过，我这个办公厅主任是个‘听用’。没有明确由谁管的或是谁也不愿管的，但又必须有人管的事情，都会落在我头上。比如，三年困难时期，要精减城市人口，就不知道为什么也要我去管。精简工作本来是习仲勋、安子文他们在抓，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他们抓精简，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出乎意料，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夕，1月6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部署精兵简政。会上，周总理指定以我为主组成一个小组，指导全国精简工作。你说怪不怪？当时我想，这是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决定，明知工作艰巨、困难重重，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也只能服从分配，把任务接下来，尽力而为之。”
动员安置2000万城市人口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周总理说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国大搬迁。彭真说，即使最讲服从命令的军队，把一两千万军队从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也不容易。但是，这项任务居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杨尚昆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样的奇迹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能出现。当时我们告诉回乡的职工，一旦国家形势好转，将优先把他们请回来。但是，时隔不久，一场‘文化大革命’搅乱了整个中国，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一部分重新进入城市，更多的人被吸引到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贯彻“八字方针”，压缩城市人口
杨尚昆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对三年困难时期恐怕记忆犹新。那时几乎人人吃不饱饭，许多人身患浮肿，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那几年，困难到什么程度？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什么都要凭证，全面计划供应。每人的粮、油定量都要砍一刀。1961年，北京市每个居民只发3尺布票。彭真解释说，3尺布票做衣服当然不够，是让大家买点布打补丁用的。3尺布还不能全部用来打补丁，因为你买1条毛巾，也要收你几寸布票。那时真是困难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酝酿于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精神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总理在审阅这个报告时认为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的这份报告。但当时提出调整国民经济，出发点仍然立足于继续“跃进”，因此，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1960年8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减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一个月以后，中央批转了习仲勋《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并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由安子文、习仲勋、马文瑞、钱瑛、刘仁组成，安子文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统一领导精简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但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并未根本克服，全会以后，“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仍然执行不力。
4个月以后，1961年5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又一次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作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他说，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如何压法？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3个人的饭3个人吃，不要5个人吃。陈云着重讲了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供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对此，杨尚昆感慨地说：“那时我刚刚从河北徐水、安国等地搞农村调查、宣读《人民公社六十条》回来，当地农民口粮每人每天一般不足1斤原粮，加上在食堂吃饭浪费多，社员吃不饱，特别是主要劳动力吃不饱是普遍现象。因此，我深深体会到陈云同志这篇讲话讲得深刻，讲得及时，真正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这次工作会议结束以后，精减城市人口工作开始认真地抓了起来。
1961年八九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第二次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重要意义的认识，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真正开始。庐山会议最后一天，10月6日，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对八届九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指标作了很大的调整。比如钢，从原定1961年产量为1900万吨猛降为850万吨。
当时，由于被动员回乡的大多是因为“大跃进”进城不久的新职工；同时，当时城市供应比较困难，农村的粮食、副食品可能相对地比城市反而宽松些，阻力比设想的要小，因而，精简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1961年全年精减职工873万人；城市人口减少1000万人左右，减少粮食销售40亿斤。
七千人大会
庐山会议后，“八字方针”开始得到贯彻，但经济形势仍未摆脱困境。不久，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反华升级。国际、国内形势使党内出现新的思想动向。一些同志为了回击国外反华势力对我的攻击，主张拼命也要赶英超美，急躁情绪又滋长起来；更多的同志，主要是县和县以下基层同志，对于上级领导的主观主义、高指标、瞎指挥存在埋怨情绪，要求发扬民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扭转困难局面。中央考虑了这些情况，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酝酿召开一次扩大到有县一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根据这个精神，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12月20日先召开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1962年1月再召开一次扩大到有县级领导干部和重要厂矿、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后来的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7118人。七千人聚在一起开会、议事，这在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个创举。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告里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文字不多，但分量很重，明确指出，精兵简政问题是当前调整工作中的“首要问题”。
杨尚昆说：“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会议开了半个多月，已临近春节（2月5日），大家都觉得该结束了，纷纷要求同中央领导同志照个相。1月28日，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和工作人员共8000多人，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后厅外的草坪上，分7次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合影。从下午2时开始，到3时40分结束，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地照了相。这么多人合影恐怕也是古今中外空前创举。”
但是，会议没有结束。许多人反映，想说的话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还有人反映，小组会上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等等。这些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1月29日，毛泽东就在大会上宣布，要“趁热打铁”，让大家把话说完，会议延长到春节前闭幕。话音一落，全场热烈鼓掌。为了防止小组会上压制民主，中央几位常委分别下到各组会场坐镇。刘少奇去了安徽组，周恩来去了福建组，朱德去了山东组，陈云去了陕西组，邓小平去了四川组。由于有中央领导同志在场，会议气氛顿显活跃。地、县一级同志纷纷向省委或直接向省委第一书记提意见。2月1日，毛泽东又决定，会议再延长几天，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完，痛痛快快地在北京过个春节。2月7日，周总理在大会上讲话，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难八条办法。其中第一条就是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他宣布：“中央决定，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简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简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周总理讲话以后，大会闭幕。
会议期间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讨论稿）》，听取与会同志的意见。1月17日，又由杨尚昆主持讨论了习仲勋起草的《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会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
七千人大会期间，杨尚昆白天参加会议，晚上要听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还要处理日常事务，每天搞到深夜，连续20多天，实在支持不住，最后终于病倒了。大会结束后，经中央批准，杨尚昆离京去外地休息了几天。2月19日，杨尚昆又匆匆赶回北京，准备参加2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他身体仍然疲乏，勉强支持着。
西楼会议和中央精简小组正式成立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刘少奇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时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指出，现在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三年恢复的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恢复经济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减少城市人口，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无论从临时办法看，还是从长久考虑，都必须如此。陈云认为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当时是非常时期，既然是非常时期，就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