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中苏两党关系，我最熟悉，也是我的回忆录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我对赵仲元说了，你同阎明复两个人商量，情况你们最了解，手上也有材料，可以先去整理一个稿子交给我，然后我们讨论、修改，不像别的问题，必须是我谈了，他们才能动手写。现在我不干扰你们。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党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产生和发展过程。这在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中是有反映的。你要写中央办公厅20年，对这些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怎么写，需要认真地考虑。
如果回忆录第二册只写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那很简单，有万把字就够了。办公厅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秘书工作，处理中央交办的日常事务。主要是处理文件和生活服务，还有安全保卫。我在中央办公厅这个岗位上，就是中央交办什么就办什么，所以我常说我是“听用”。比如，1962年精减城市人口，动员2000万人口下乡，就是我办的。我是中央精简小组组长，经常办事的就是马文瑞、郗占元和我几个人，搞了一年多。
中央办公厅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各种制度。过去在延安时，办公厅管的面比较窄，各种制度有也只是个雏形。以后逐步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央办公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摊子”，机构和各种制度都逐步健全，如保密制度，机密文件的管理、文书立卷和归档制度，中央档案馆的建立等等。中央档案馆是我和曾三两个人积极筹划，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中央办公厅的机构也是有分有合，时分时合，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地变化。还有一点，由我那时起直到现在，中央办公厅和地方各级党委办公厅没有隶属关系。那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都提出要中央办公厅领导，我说这不行。各级党委办公厅是为你们的同级党委服务的。你们党委要你们做什么、怎么做，你们就做什么、怎么做，业务上可以互相交流经验，但是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关于中办本身的问题，我的回忆录里可以写一点，也可以不写。如果写，笔墨不能太多。
写中办20年，还是要靠中办的几位老同志。他们都很积极、很热心，更重要的是他们熟悉情况，写起来得心应手。陈麒章也是80岁的老人了，他仍自告奋勇写出了那篇《高饶事件》。他所以写得好，因为他也是亲身经历，熟悉情况嘛。当然就回忆录全书讲，要靠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方面，应该讲李琦已经尽了很大力量，除了章学新、龚希光这些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以外，还设法从文献研究室给我们挤出了几个年轻的业务骨干。但是像现在这样搞下去，时间要很长。要考虑他们工作也很忙，不可能长期抽出这么多力量来帮助我搞回忆录。因此，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力争朝夕。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取掉，要有一个总体布局。
最后，“文化大革命”写不写？如果写，在我这本书里也只能简单地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罗织了什么罪名，受了什么折磨就可以了。还有，由于我的问题株连了很多好同志，要向他们表示歉意。
写回忆录最可靠的是历史文献
杨尚昆说：
写回忆录要充分利用档案。我想，周总理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以后，要请档案馆的同志来谈一下，可不可以直接同他们建立关系，我们这里的同志可以到他们那里去看点材料。我认为写回忆录最可靠的还是历史文献，比如哪件事发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当时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仅仅靠个人的回忆是说不清楚的。原来中办机要室编的《中央工作大事记》可以找出来看看，作为线索，可以引出很多回忆。薄一波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就使用了它嘛。刘吉顺从陕西带回的那些材料很好，我都看了。关于那时胡耀邦和刘澜涛发生争论的情况，现在也可以写一本书。当时西北局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左”的，胡耀邦反“左”反得厉害。胡耀邦的文章很漂亮，他到陕西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题为《走马到职报陕情》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这次你们到广东去也取回了不少材料，都很好。你们根据这些材料整理的那篇《在改革开放的前哨》我也看了，广东那一段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比较容易写。所以，应当请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了解我们这里的工作情况，给我们一点配合。
1998年2月25日，杨尚昆请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来谈利用档案问题。他说:
我打算写一本回忆录。这一来就要查阅很多材料。我手上什么历史材料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自己保存下来的日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人抄家抄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我平反的时候，原来专案组的人说这些东西都烧掉了。但是究竟烧掉没烧掉，谁都拿不出一个凭据来。最近，崔双甫从已经撤销的“中办政治部”遗留下来的废品堆里给我找回来一个帆布箱。箱子里面除了一些信件、照片、杂物外，还有几本日记。日记只有1949年到1967年的一部分，很不完整。我的日记也没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日记里只写哪一天做了哪些事，并没有具体内容。但是从日记里可以搜集到我的历史脚印，多少有些参考作用。现在要写回忆录，我想请你们帮助我再找找，看能不能把遗失的部分再找回一些。
我在中央办公厅搞了20年，这20年的档案原来由机要室档案科立卷归档，比较完整，听说这部分档案已经移交给你们了。现在就是要看看你们那里有哪些和我有关的材料，请你们提供给我们使用。具体办法你们去商量，当然要按照你们的规矩办。我们这里怎么保管、使用也要立个规矩，不能把你们的材料随便拿给第三个人去看，那不行。现在大家都在抢材料，抢到一点材料就去写东西。不是叫“市场经济”吗？我们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请你们帮助找些档案材料，要按照你们的规矩，你们的规矩也是过去在我主持下订立的。我不能违反我自己立的规矩。当然，原来立的那些规矩你们已经把它进一步完善了，所以还是按照你们的规矩。你们提供给我们使用的材料，我们向你们负责，严格保密，保证不扩散。
关于回忆录中如何反映中苏两党关系问题
1998年3月24日，杨尚昆同阎明复、赵仲元谈话，他说：
前些日子我约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来，商量写回忆录要利用档案，请他们给以支持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买了一批苏联的档案，但是还没有翻译，有些什么重要内容还不知道。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从俄国买了不少档案回来。但是买回来以后基本上没有动，就是说没有组织力量翻译。到俄国买档案的单位很多，但是相互间缺乏通气。我现在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关于中苏关系，就是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到赫鲁晓夫下台，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只有我们几个人。外交部那时都不大清楚这些事情，因为那时实际上把这一部分工作拿到中央办公厅来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事直接打电话给中办，他们的大使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求见我一两次，很多事情通过我转达，而不是经过外交部。所以中苏关系离开我们这些人，许多情况说不清楚。
中苏两党吵架的时候，斗争最坚决的是阎明复。在会场上，人家有多大的嗓门他就有多大的嗓门，因为他那个时候真动感情了。我现在想，可否由外交部牵头，包括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央联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各自掌握的东西开出个目录，然后集中起来大家合力把这一段的中苏关系认真地研究一下。在这个基础上，你们两个参加进去，把这一段历史详详细细地整理出一篇东西来。否则，谁掌握一点材料，谁就写一篇东西发表，不但出不了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引起许多问题。你们是不是找外交部商量一下，请他们牵头把这件事搞起来，因为这也是外交史嘛！
我觉得我的回忆录不算什么，慢一点也没关系。现在趁你们两个在，我还在，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给他们补一补，叫“补白”。要把力量组织起来，弄点经费，一起搞一下。将来我的回忆录可以从这里抽出一两个问题交代一下就行了。
从中苏两党两国的历史关系上讲，斯大林时代，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赫鲁晓夫在内，总认为我们不听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做法也有很多是不赞成的。那时苏联确实是大国沙文主义。比如，他们提出不准第三国进入我们的东北、新疆，还有保留在我们的旅顺、大连的特权问题，等等。那时有的苏联专家在我们这里态度也很坏。科瓦廖夫就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90％以上都是俘虏兵，是农民，纪律涣散。这简直是莫明其妙，不知根据何来。另外，他们还认为中国以周恩来为首，外交部的一批干部都是亲美的，黄华是亲美的，王炳南也是亲美的。为此，我同阿洛夫还吵过一架。我问阿洛夫，你说他们亲美有什么根据？王炳南同美国根本没有关系嘛。他无言以对。还有，阿洛夫在延安时看到我们同美军观察组的关系搞得比较好，也不满意。在他看来这就是亲美，亲美是我们外交的基本政策。有这么一个故事，你们可能不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北京。有一次尤金跟陈毅开玩笑，说现在他们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个人，你可以大权独揽，你可以搞政变嘛。陈毅把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毛泽东就认为苏联有一个颠覆我们政权的计划，寻找我们党里的赫鲁晓夫。后来就认为这个赫鲁晓夫已经睡到我们的身旁了，所以，什么“秘密录音”问题呀，等等，都联系起来了，就是怕他老人家百年之后也有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