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是最早将中国文化带入西域的僧人，比唐玄奘西域取经早了整整二百年。法显（约337-422），平阳郡武阳人。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已年过60岁的法显率众弟子自长安出发，历时14载，游历29国，到印度寻求律藏。他们先后于天竺国（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获《方等般泥洹经》等多部梵本佛经，义熙九年（413）回到建康（今江苏南京），此后，法显翻译佛经几十种，并写出中国最早介绍外国风土人情的长篇旅行游记《佛国记》。法显当年到达波斯的拘萨罗国舍卫城，相传释迦佛在城内的只洹精舍修炼说经25年。法显看到精舍倾圮，追怀往昔，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显等言：‘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地也。”（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242页）后来还有文章说是法显发现了西半球，称其发现美洲是在东归失路之时。无论如何，法显这位毕生传播文化弘扬佛法的高僧，也因其翻译佛经和撰着游记的功绩而奠定。
樊守义与中国第一部欧美游记《身见录》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礼（节）问题始终是矛盾的焦点。康熙皇帝为了搞清楚罗马使臣多罗来华的礼（节），派遣来华的修士艾若瑟等人返欧考察，山西人樊守义是随行者。樊守义生长的绛州，当地也是西方传教士重点关注的地方，此时西方正处于启蒙主义为主导的时期。樊守义自称：“生长山右之平阳，虔事真主，惟期无歉于己而已。忆自康熙丁亥岁，季冬之月，远西修士艾先生讳者，奉命遣往泰西，偕余同游。”泰西是古代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总称。樊守义在意大利的都林、罗马学习，康熙五十八年（1719）偕艾若瑟东还。行至大西洋与印度洋交汇的好望角时，艾若瑟病故，樊守义独归。“康熙六十年（1721）夏，很多人询问欧洲的风土情况，遂将其亲身经历，写成这篇《身见录》。”（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197-198页）1937年，阎宗临从罗马图书馆将《身见录》原稿取回，进行了严谨的考证。“以汉人亲历泰西所留下的中文记述，当以樊守义《身见录》为最早。”“身见录》不仅是第一篇中文欧洲游记，也是第一篇中国人的美洲游记。”（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39、43页）
樊守义是清朝康熙年间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见证者与传承人。当年他随艾若瑟出游，他们13年间经过的国家或地区，今天可以基本确定的就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葡萄牙、意大利等。“约于1709年初到罗马，‘见教王，承优待。’……之后，他又先后到过意大利中部和西北部的许多城邦。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他从葡萄牙启程，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回到广州，九月十一日到热河见到了康熙皇帝。”（钟叔河着：《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40页）樊守义本着“不是亲历，不予记录”的准则，为后世留下了可信度程度很高的史料。后来樊守义在北京传教，乾隆十八年去世。
明清晋商贸迁四方，拓土成金晋商的成就，恰恰也是山西人在思想上打破陈旧观念、敢为天下之先的集中展示。明清晋商乘势而兴，适时转型，从“边商”到“内商”是其贸易线路与市场开拓的转变，创立票号是经营理念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蒙古国、俄罗斯的贸易是开放经商的巨大转变。
晋商走出去的战略极其有效。清代中期对俄、蒙的贸易几乎全被旅蒙晋商所控制，在多伦诺尔、归化城、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特），山西商人开设数以千百计的固定商业网点，交易旺季里，晋商以数万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营。祁县、太谷人合办的大盛魁商号，晚清时期每年运往外蒙的货物中，仅砖茶一项就有3万箱（每箱约100市斤，净重85市斤）以上，生烟2000多囤（每囤180包，每包1斤），而大盛魁的伙计每年从外蒙赶回的羊群就有上百万只。大盛魁商号的活动范围，除了内蒙古各盟旗和蒙古国喀尔喀四大部，以及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库车、伊犁、直至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清朝中后期，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唯一的陆地口岸，“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卷6，转引自江地主编《近代的山西》，第247页）在这里，出现了像榆次车辋常家这样的经营一个半世纪中俄贸易的中国北方外贸世家。可以说，晋商在开放中发展，在转型中壮大。
三、变革维新思想呼唤着近代文明
倡导与时俱变的先驱人物徐继畲当西方英、法等国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东方的清王朝还陶醉于骑射围猎马背江山的光荣之中。康熙年间，满洲吏部尚书达哈达“奉命驰骑，陨越而死”；汉军内阁学士吴兴祖“不善驰骋，愤而自刎”。（陈登原：《国史旧闻》第4册，第230页）
徐继畲（1795-1873年），山西五台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二月授福建巡抚，在沿海地区与外籍传教士、医生、官员频繁接触，“公务之余，着述不辍”，写下了让国人客观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代表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史地学着作《瀛环志略》，由此成为近代中国顺应历史潮流、与林则徐、魏源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代伟人。
《瀛环志略》首次刊刻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精辟准确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商业贸易、科学技术。特别是徐继畲对西方国家“自由贸易”的赞赏，对民主政治与缓和外交的深刻认识，源于深厚的学术考证功夫及其明清以来山西得天独厚的经商土壤，得益于他任职的福建是中国近代最早开放的前沿地带，徐继畲在这种开放的土壤和氛围中成长并有所成就。此后的半个世纪，这本着作先后被翻印十余版次，对近代改良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革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日本明治维新也有积极推动作用。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对近代中国人客观认识世界认识中国曾经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只是这种影响力由于晚清政府落后愚昧的限制，至少晚了30年。
“缧绁到头真不怨”的民族英雄杨深秀梁启超在《殉难六烈士传》中评价杨深秀的维新之功：“三月以来，台谏之中，毗赞新政者，惟君之功为最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第101页）杨深秀（1849-1898），山西闻喜人。闻喜得名于西汉武帝刘彻当年出巡，至左邑县的桐乡时，得到南越大捷的喜报，于是欣然命名闻喜。在中国历史上，闻喜因裴氏一门众多的杰出人才而引人关注。这位闻喜名士，不仅通达“中学”，而且对世界形势、五洲大事有深刻的见解。在他上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第二天，即1897年12月30日，给光绪皇帝上奏折，陈述“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清史稿》卷464杨深秀传）的主张，这是胶州湾事件之后光绪皇帝从维新派直接听到的最早变法呼声。
“百日维新”失败后，杨深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代表了三晋人民站在时代改革的前沿，威武不屈、憨直坚守、不计得失、爱国保疆的民族优秀人文精神，也是山西开放与变革思想绵延两千年的精魂之所在。
山西近代工业的发端世界产业革命从18世纪中期英国纺织行业开始，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发明，为机器工业生产过渡做好了准备。之后，法、德、美也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与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下，被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进程。
光绪十六年（1890），晚清政府添建保定经获鹿、太原、平遥、侯马、潼关至西安间的长途电信线路，总长1302公里，山西境内881公里，山西电信通讯艰难起步。
光绪十八年（1892），在热衷新政的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下，创办太原火柴局，生产“双羊牌”火柴，每日产量仅黄磷五色火柴500小筒（每筒100支）。1903年，山西票号商人渠本翘与乔雨亭注资，组建双福火柴公司，改官办为民办，聘请日本工程师，购进新设备，产量大幅增长，成为山西近代工业的龙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西创办“太原机器局”。巡抚胡聘之委任候补道徐桂芬为总办，拨藩库银480万两，购置太原城北门外千佛寺庙地38亩，当时有厂房12间，工匠、学徒百余人，设备从英国福公司天津洋行购买，以修理枪械为主，制造武器为辅。太原机器局在生产设备和生产规模上，代表了山西近代官办工业起步时期的最高水平。
特别是1907年，以近代晋商代表人物渠本翘为首的“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改组成功，山西近代机械采煤业由此发端。同一年，正太铁路正式通车，山西交通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山西印刷业、纺织业、面粉小憩（吴体刚/摄）
业、电力、采矿以及冶金都有了长足发展。
可以说，是文化的开放推动着民族的发展和前进。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既有“东学西进”的漫长岁月，也有“西学东渐”的近代时期。伏尔泰第一次提到中国，是在1792年出版的《哲学通讯》中，他主张欧洲人采用中国的种痘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西方文明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间，如果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代万历年间来中国算起，已有450多年的历史，事实上西方文化真正对中国人产生重要影响，是在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特别是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在妄自尊大、闭关锁国中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盲从西方，恐惧西方，中国与西方在科学与民主方面有了大的距离。然而，山西仁人志士依然不懈地探索西方的文明，山西学子也大量出国学习，试图革故鼎新，变法图强。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山西在文明转型中前进一大步，文化开放成为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止。
在那远去的岁月里，山西商人把握天时地利人和，审时度势，囤货贩售，用他们顶风冒雪走沙漠、踩波踏浪万里行的气概，曾经展示过他们的辉煌；用他们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毅力，曾经谱写过壮丽的篇章。我为昔日的晋商精神折服，为晋商昔日的辉煌骄傲。然而，历经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的山西驼帮、船帮、票号的背影渐渐远去，隐没封存在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