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臣单于继位一年后断绝与汉朝的和亲关系，连年大举入侵汉朝边郡。汉景帝即位，匈奴的侵扰有增无减，国内又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赵王刘遂暗自和匈奴勾结，密谋等吴国叛军西进之后，联合匈奴进攻汉朝，后因汉景帝发兵围攻赵国，吴楚联军在梁国受到顽强阻击，匈奴也不敢出兵进入汉朝边界。
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朝社会经济虽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在汉匈关系上的策略是和多战少，蓄势待发。
于是，景帝继续奉行文帝时的各项对匈措施，对匈奴进行安抚，恢复与匈奴的和亲。对于匈奴不间断的小股骚扰，景帝也没有大规模地反攻，而是以大局为重，注重积极的防御。景帝还在边界地区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并如旧约向匈奴纳贡，还将自己年仅16岁的亲生女儿南宫公主于公元前152年嫁给军臣单于，以求汉朝边境的和平与安宁。由于南宫公主成了大漠阏氏，并在第二年为军臣单于生下了儿子于单，深得单于宠爱。军臣单于在南宫公主的劝导下，未对汉朝大举侵扰，两国开始了真正的和睦相处。
由于景帝维持和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
在景帝时期为数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名臣勇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是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时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李广本人精于骑射，能够百步穿杨，是个有名神射手。家喻户晓的李广射虎的故事讲的就是李广的箭法精妙，神武有力。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并把李广称为“飞将军”。
汉景帝中元六年，匈奴打破雁门，进攻武泉和上郡，杀死汉朝戍边士卒二千余人。这时，景帝派来一个宦官（中贵人）跟随李广学习军事作战，抗击匈奴。一次，这位宦官带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遇到三个匈奴人，与他们交战。那三个人转身射箭，骑兵全军覆灭，宦官也受了重伤。那宦官跑到李广那里，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能手。”于是就带上100名骑兵前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那3个匈奴人没有马，徒步逃跑，毕竟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左右散开，两路包抄。李广亲自去射杀那3个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经过问话证实了他们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待捆绑好俘虏上马，忽然远远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这些匈奴骑兵看到李广只带了这么少的人就敢深入敌境，断定是诱敌的骑兵，不敢轻易出击，跑上山去摆好了阵势。李广的一百骑兵也都大为惊恐，想奔驰转回。李广制止他们，说：“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这100名骑兵只要一跑，匈奴就要来追击射杀，我们会立刻被杀光的。如今只有我们停着不走，那匈奴人一定以为我们是大军派来诱敌的，必然不敢攻击我们。”于是，他向骑兵下令：“前进！”汉兵向前移动，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大约两里的地方，停下来；又下令说：“全体下马，解下马鞍！”汉兵们说：“敌人那么多，并且又离得近，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原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都解下马鞍表示不逃，这样就能使他们更坚定地相信我们是诱敌之兵。”
于是，匈奴骑兵就没敢袭击。有个骑白马的匈奴将军出阵监护他的兵卒，李广上马与十几名骑兵奔驰前去射杀了这个将军，然后又返回到他的骑兵中间，解下马鞍，命令士兵把马放开，随便躺卧。
这时正值日暮黄昏，匈奴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想趁夜偷袭他们，因而匈奴就领兵撤离了。第二天早晨，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中。这件事情最后传到了匈奴人的耳朵里，他们就更畏惧李广了，“飞将军”的名声，也越传越广了。
景帝除了支持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亦和亦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第一，“造苑马以广用”。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四十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第二，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从大的方面来看，文景时期对匈奴的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目的是为汉王朝的恢复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文帝和景帝并非只停留在消极防御上，而是以加强积极防御为主，尽量避免战争，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条件。正是文景时期隐忍不发的政策，才造就了汉朝实力的日益强大，汉武帝即位后，国家才终于有力量大举进攻匈奴了。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
发展教育
汉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吏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兴学”。
文翁，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公元前141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当时蜀郡地区的经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文化教育仍较落后，保留了很多陋俗。文翁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让蜀地的经济、文化同步发展。
文翁把发展教育作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首先，文翁从蜀郡和下属各县中选出张叔等一批反应快、有才干的年轻小吏，亲加训诲，并送到京城长安，跟随太常博士学习，或在其他部门学习律令。文翁很关心这批青年，常派人去看望。他还千方百计缩减蜀郡衙门的开支，省下一些费用，买上一些蜀地的土特产送给博士，以感谢他们对蜀郡子弟的教育。几年后，这批青年学成回到家乡，文翁都给他们郡中比较高的职位，并依次将他们推荐给朝廷。
为培养更多的人才，文翁又在郡城内设立官学，招收各地优秀子弟入学。这样，文翁就在全国第一个创办起地方官学。学校的校舍主要是用石头建造而成，称为“石室”，亦称“玉室”。学校的教师主要由从长安学习回来的人担任，教学水平很高。
为了让学生们安心学习，文翁免除了他们应服的徭役。除要求学生认真攻读法律政令和儒家经书外，文翁要学生们分头到衙门见习，协助处理政事，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实际办事能力。文翁每次到各属县去巡视，都要带上那些明经学、有德行的学生跟随，让他们协助传发政令。这一切，使得县邑吏民羡慕不已。学生学习结业，成绩优秀的分派到郡或县里做小吏，差一点也能被推举为“孝弟力田”。家长们见孩子有地位有出路，个个引以为荣。从此，蜀地风气大变，很多人都争送自己的子弟入学。有的富裕人家，甚至愿意出钱送孩子上学。蜀官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文翁的提倡，蜀郡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学习气氛日益浓厚，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准与齐鲁之学齐名，以至前往蜀地求学的人，多得不亚于文化发达的地区。
文翁兴学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吏才，如张叔在汉武帝时被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而且推动了邻近属县的兴学，如“巴汉亦立文学”。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知名饱学之士，这与文翁兴学造成的社会风气亦不无关系。
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景帝嘉奖文翁兴学，“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到了武帝时期，武帝刘彻也对文翁的办学模式大为赞赏，并在全国予以推广，即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文翁兴学，实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设立学校之始。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老师，那么，文翁绝对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学校校长。
打击豪强
汉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
第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第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景帝时最着名的酷吏就要属被誉为“战兢之将，国之爪牙”的郅都了。
郅都是西汉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为官忠于职守、公正清廉，对内不畏强暴，敢于捶扑豪强权贵；对外积极抵御外侮，使匈奴闻名丧胆。
汉文帝时，郅都踏入仕途，初任郎官，为文帝侍从。汉景帝继位，郅都被晋为中郎将。郅都性格耿直，“敢直谏”，也能抛开情面，“面折大臣于朝”，很快便得到汉景帝的重视。
郅都成名，是从镇压豪强开始的。汉初，汉政府倡行“无为而治”，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有的居然横行地方，蔑视官府，不守国法。如济南郡的闲氏家族，仗着宗族户多人众，称霸地方，屡与官府作难，地方官循于常法“莫能制”。于是，汉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针对不法豪强目无国法、肆行无忌的特点，采取了以暴制暴的酷烈手段。到任即捕杀闲氏首恶，推行严法，开西汉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之先河。济南郡首恶被诛，“余皆股栗”，不敢再与官府对抗。郅都在任一年多，号称难治的济南形势非常安定，“郡中不拾遗”。郅都雷厉风行地摧折济南豪强，影响极大，周围十几郡太守对他衷心敬服，视他如上司。
汉景帝七年，郅都迁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亲领北军。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或视权臣脸色行事。当时统治者一意恢复国家的经济实力，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因而人民受的剥削较轻，安居乐业，极少有百姓触犯法律之事，犯法者多为皇亲国戚、功臣列侯。郅都行法不避权贵，凡犯法违禁者，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
列侯宗室对郅都是又恨又慎，见他皆侧目而视，背后称他为“苍鹰”，喻指他执法异常凶猛。
汉景帝原太子刘荣，因其母栗姬失宠被废为临江王。汉景帝中元二年，刘荣又因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犯罪，被传到中尉府受审。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欲写信直接向景帝谢罪，郅都不许。窦太后堂侄魏其侯窦婴派人悄悄送给刘荣刀笔，刘荣向景帝写信谢罪后，在中尉府自杀。窦太后闻讯大怒，深恨郅都不肯宽容，责景帝将他免官还家。
当时匈奴铁骑比年南侵，汉朝无得力边疆大吏，沿边数郡久不安宁。因此郅都还家不久，汉景帝又派专使到郅都家乡，拜郅都为雁门郡太守，命他抗击匈奴，并特许他不必按常规赴朝面谢，由家中直接取道赴任，“得以便宜从事”；一切事情，酌情裁定，先行后奏。匈奴人亲闻郅都节操威名，得知他就任雁门太守，惊恐万分。郅都才抵达雁门郡，匈奴骑兵便全军后撤，远离雁门。至郅都死，尚不敢靠近雁门郡。匈奴首领曾用木头刻成郅都之形，立为箭靶，令匈奴骑兵飞马试射，众骑兵因极其畏惧郅都，竟无一人能够射中。
匈奴对郅都恨之入骨，乃遣人深入内地，四处散布不利于郅都的谣言，窦太后听到后，不加追究分辨，立即下令逮捕郅都。汉景帝心知郅都冤枉，说“郅都忠臣”，准备释放。窦太后不忘旧恨，坚决不许，在她的蛮横干涉下，郅都终于被杀。郅都死后不久，匈奴骑兵复侵入雁门。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大力削藩，抑贬诸侯王
西汉初年，刘邦为加强中央权力，分封了韩信等7个功臣战将为异姓诸侯王。后来，这7个异姓王对于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巩固造成很大的障碍和威胁。
高祖五年，即刘邦称帝的那年开始，到十二年止，高祖先后翦灭了六国异姓王，只剩下势力最弱、对中央政府没有多大威胁的长沙王。刘邦认为秦之所以短促是由于不分封子弟的缘故，刘邦还与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无功而侯者，天下共击之！
于是，刘邦一面翦灭异姓王，一面分封自己的子弟侄儿。这些王都姓刘，史称同姓王。这些同姓王逐渐成了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他们有行政权、司法权，所属的官吏也由自己任命，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王国。
等到汉文帝的时候，不断有谋反的同姓王出现，直接威胁到了中央政权。刘邦原来想让这些同姓王来保护中央地区的愿望也落空了。
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巩固自己的帝位，汉文帝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使列侯一律回国，册封自己的皇子为王等。文帝还采纳了贾谊的意见，把一些大国分解为几个小国，借此分散诸侯王的封地和力量等。后来晁错等人提出了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汉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解决诸侯王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成为景帝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刘启先提拔力主削藩的晁错做内史，旋即又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景帝的股肱之臣。
平定了七国叛乱之后，汉王朝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首先，对诸侯王国的设置进行大调整。参加叛乱的七国，除楚被保存、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这是对汉初以来诸侯王国的重大打击。接着，在原吴楚7国地区，新置或复置一批诸侯王国，并继续立皇子为王。景帝共有14个儿子，七国之乱前已封王六子，此后再立其余诸子为王。这是以亲制疏政策的新发展。这些景帝之子的王国，大都分布在原吴楚七国境内。通过这些王国有效地加强了对原吴楚七国地区的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其次，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根据晁错建议而实行的削藩，刚刚开了个头，就被七国叛乱打断了。叛乱平定后，削藩的阻力被排除，景帝大刀阔斧地推行削藩。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