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华
终于，在远处茫茫的雪色里，出现了六路车臃肿的身躯。在大雪中等了半个钟头的人们都兴奋起来，刚才的饥饿疲乏一扫而光，一个个收起伞，抹抹头发，扶扶眼镜，甚至于捋捋袖子……战斗的激情在每个人眼里燃烧着。我也不敢怠慢，拉一拉滑下肩头的书包，冻木了的神经一下紧张起来。
车还在几十米外，人们已迫不及待地拥到了路中央。每个人都在紧张地估计着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不停地挤来挤去，两只手本能地将两边的人向后拨拉。
车擦着人群的边缘驶过来。没等它停稳，人们便一齐拥向前门、中门和后门。于是，青年的潇洒大度，教授的温文尔雅，姑娘的矜持恬静，便一齐被抛在了那空落落的车牌下。只是那一个个黑发的头、白发的头、长发的头、短发的头和戴帽子、包围巾的头，一样地在车门口攒动；那一双双白皙的手、粗糙的手、青筋暴露的手和戴手套的手，一齐向上挥舞着，努力向前伸——企图抓住车门。此时，人们之间便无了高低贵贱，紧紧“团结”在一起：笔挺的西装和肮脏的工作服挨在一起，白亮的高跟皮鞋胡乱地踏在黑亮的大头皮鞋上。人们之间也没有了礼貌谦让：身体高大的在尽情发挥高空优势，身体瘦小的也在巧妙地利用低层空间。上的人气急败坏，下的人败坏气急。满眼扭曲的面孔、暴怒的目光，满耳叫声、喊声、骂声和小孩儿的哭声。
也许人的弹性限度是很大的吧，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刚才车下的那么一大堆人竟然都“压缩”进了汽车狭小的空间，车门勉强闭拢了。车像个吃得过饱的大肥猪，吭哧吭哧地前进了，只抛下了几个老弱残兵在望“车”兴叹。
我被人流涌到了车窗边，平时连俯卧撑都做不了几个的胳膊，这时不得不撑在窗边的扶手上，承受着身后不断涌来的压力，关节在咔咔作响。
车窗上结了层不很美丽的冰凌，奇形怪状的，冷冷地泛着光……
车又到了一站，我挺了挺酸痛的身子，准备接受第二次浪潮的冲击。
车门在一双双手的帮助下，吱吱嘎嘎打开了。同样的场面，同样的眼睛，却似乎又有不同的地方。车门口是顶绿色的军帽，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很醒目。帽下那张脸，带着成熟，也带着稚气。一道不长的伤疤破坏了它的完美。却给它带来了军人的刚毅与坚强。这张脸，我是那么地熟悉，它和电视上那报告团的英雄们有着多么相同的气质啊。是的，我没有猜错，他胸前那闪着光的，不正是一枚勋章吗？猛然，我愣住了。他的左袖管空荡荡的，被一旁的人挤成了一团。那只胳膊，也许不久前还紧紧握着冲锋枪，而现在，却完全失去了。在这群四肢健全的人中，他的另一只强壮的手臂，紧紧拽着一个小女孩，使劲把她从人群里解救出来，向车上推。胸前的勋章经不住挤压，掉下来，滑进了人缝里。军人顾不上去寻找，只是急急地、大声地说着：“大家别挤，小心孩子！”憨厚的脸上布满了焦虑，伤痕在痛苦地抽搐。是为这和平环境中的“战斗”痛苦吗？是为自己与战友浴血奋战保卫着的孩子在这里得不到关心而痛苦吗？我愣愣地看着这一切，心跳得很急很快，撞得胸口直疼……
一双双手还在努力地向上扒着，然而碰到了那软软的袖管，便迟疑了，犹豫着缩了回来；一双双瞪大的粗暴的眼睛，看到了那仅存的坚强的胳膊，仿佛被刺痛了，不安地移开了；一双双狂躁的脚也迟钝起来，慢慢向后移去。外边的吵闹声静下来，只有雪花和谐地簌簌地落着。我忽地觉出这竟是比舒伯特的《小夜曲》还要美妙的旋律，以前怎么没这个感受呢？
军人刚把小女孩推上汽车猛然觉察了这一切，不解地回过头，满脸疑惑地望着身后的人。那一张张脸上没有了刚才疯狂的神情，一双双眼睛里漾满了敬重与歉疚。一个中年人从雪地里拾起了那枚勋章，用手绢轻轻擦着。军人不安起来，脸红了，同时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他又局促地招呼着：“让老人和孩子先上，快点……”中年人走过来，轻轻地把勋章别在他胸前，那金色更亮了。他的喉头在压抑地耸动，是压抑着心头的激动，还是被人理解的欣慰？
人们有次序地上车了。先是老人和孩子，接着几个人硬是拥着这位军人上来了。好几个人站起来让座，给老人，给妇女，给那军人。也许是中间的人自动靠紧了，车厢里显得宽松了些。每个人脸上紧绷着的肌肉松弛下来，都带着温和的笑意；一双双冷冰冰的眼神也开化了，流露着亲切的温情。一张张纸币或一枚枚硬币传过去，一张张蓝色的、黄色的车票传过来。人们互相谈着话，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售票员一边忙碌着，一边微笑着报站名。
不知是车里人多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车窗上的冰屑化了，成股地往下流……
一位失去左臂的军人的出现，一切都改变了，一切“忘了”的东西都回来了，于是，车厢里充满了温暖和笑声。作者用清澈明亮的眼睛观察世界，用清新朴素的文笔描绘生活，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真情暖人心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