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杰克?韦尔奇
那是一个糟糕的赛季的最后一场冰球比赛，当时我在塞勒姆高中读最后一年。我们连续输掉了六场比赛，其中五场都是一球之差，所以在最后一场比赛时，我们都极度地渴求胜利。作为塞勒姆女巫队的副队长，我独进两球，我们顿时觉得运气相当不错。
双方打成2比2后进入了加时赛。但是很快，对方进了一球。这一次我们又输了。这已是连续第7场失利。我沮丧至极，愤怒地将球棍摔向场地对面，随后自己滑过去，径直冲进更衣室。
门突然开了，我那爱尔兰裔的母亲大步走进来。
整个休息室顿时安静下来。每一双眼睛都注视着这位身着花裙子的中年妇女，看着她穿过条凳，母亲径直向我走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你这个窝囊废！”她冲着我大声吼道，“如果你不知道失败是什么，你就永远都不会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成功。如果你真的不愿意知道，你就最好不要来参加比赛！”
我遭到了羞辱——在我的朋友们面前，但上面的这番话我从此再也无法忘记，因为我知道，是母亲的热情、活力、失望和她的爱使得她闯进休息室。她，格蕾丝·韦尔奇，是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她不但教会了我认识竞争的价值，还教会了我接受失败的必要。
如果我拥有任何领导者的风范，我觉得这都应该归功于母亲。也许母亲给我的最伟大的礼物就是自信心，这也是我试图在和我共事过的每一位主管人员身上寻找并建立的东西。自信心给了你勇气，并能使你充分施展宏图，它可以让你承受更大的风险并获得比你想象的更为辉煌的成功。
我的母亲从来没有管理过任何人，但她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人的自尊心。我从小就得了口吃症，似乎根除不掉，
有时候我的口吃会引发不少笑话。我上大学时，星期五经常点一份白面包夹金枪鱼三明治，因为那天天主教徒是不准吃肉的。不可避免地，女服务员准会给我端来双份，因为她听我说的是“两……两份金枪鱼三明治(tu—tunaSandwiches)”。
我的母亲总是为我的口吃找一些完美的理由。她会对我说：“这是因为你太聪明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舌头可以跟得上你这样聪明的脑袋瓜。”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对自己的口吃有过丝毫的忧虑，我充分相信母亲对我说的话：“我的大脑比我的嘴转得快”。
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多少关爱和信心。几十年后，当我翻看以前我在运动队照的照片时，我惊奇地发现，我几乎是整个球队中最为弱小的一个。读小学的时候，我曾当过篮球队的后卫，那时我的个头几乎只有其他几位队员的四分之三。
然而我居然对此从来没有一丝察觉。现在，每当我看着这些照片时，我总禁不住嘲笑自己就像一只小虾米。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个子小，简直难以置信。这一点充分说明了一个母亲可以为你带来多大的影响。她为我创造机会和挑战，回想在塞勒姆的时候，什么活动都参加一点，从当我们高年级学生班的司库到当冰球队和高尔夫球队的队长。母亲让我做我从未想到自己能做的事情，在我每获得一次成功之后，尽可能通过一切方式奖励我。
母亲是我最热情的拉拉队长。她曾给当地报纸打电话，要求他们为我的一点点成功——无论是从马萨诸塞大学毕业还是获得博士学位发消息。然后，她将这些剪报贴在一个剪贴簿上，在这方面母亲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
母亲非常擅长分析人的性格特征，对于遇到的每一个人，她总是有所评论。她说她可以“在一英里外嗅出骗子的气味”。有一次，我没有去参加圣坛的祭祀活动，而是去我家附近的梅克公园结冰的湖面上玩冰球。我一不小心掉到了湖里，搞得全身湿透。为了掩饰所发生的一切，我脱下我的湿衣服，将它们挂到树上，然后在下面生起一堆火
烤衣服。在1月的严寒中，我一边打着哆嗦，一边等着衣服干透。
起初，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掩饰办法，不过这种想法在我一跨进家门口便荡然无存。母亲只用了一秒钟就闻到我衣服上的烟味。逃避圣坛男童的活动对于母亲这样一个人来说真是一件大事，她平时都要将耶稣受难像挂在墙上，手持念珠祈祷，还把我们教堂的老牧师詹姆斯。克罗宁神甫尊为圣徒。于是她让我坐下，逼我做忏悔，然后自行实施惩罚，把我脚上的湿鞋脱下来，用力地打我。
虽然母亲很严厉，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温和的人。我还不到11岁时，在经过本城的狂欢节队伍中偷了一个球。你知道，就是那种可以扔出去将金属的牛奶瓶从底座上打下来，赢得一个“丘比特仙童”玩具娃娃的球。
没过多久，母亲就发现了这个球，当我承认这是偷来的时候，她便坚持让我到克罗宁神甫那里去，把球还给他并忏悔。我相信在忏悔室里一张嘴，我就会被认出来。我问母亲能否将球扔到北运河里去，那是一条穿过城镇的混浊的小河。和她谈判了一番之后，母亲亲自驾车带我来到北街的桥上，看着我将球扔到了河里。
还有一次，当时我在给肯伍德乡村俱乐部最吝啬的一个会员当球童。那时候，我在那儿已经当了差不多8年的球童。我们打到了第6洞，从球座打出的球只需飞出100码，就可以越过池塘了。而今天，这家伙居然径直将他的球打到了池塘里，离岸边至少有10英尺。这时他要我脱掉鞋和袜子，跳到泥塘中去找他的球，我拒绝了。而当他坚持的时候，我说了句“见你的鬼去吧”。同时我还把他的球杆也扔到了池塘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我做过的又一件蠢事，甚至比我将冰球球杆摔到场地上还要糟糕。因为这件事是以我的俱乐部球童奖金为代价的，尽管母亲非常失望，但是她好像很理解我的感受，她没有责备我。
除了我的一个表兄以外，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没有家庭的楷模或者榜样去仿效，只有叔叔比尔·安德鲁在发电站当“工程师”。我非常喜欢“工程师”的头衔，而且发现自己对化学情有独钟，于是我申请了马萨诸塞大学的化学工程专业。
事实证明，到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大学，而不是我心目中想去的达特茅斯或者哥伦比亚，到头来对我的好处可能更多。在当时的马萨诸塞大学，我所面对的竞争使我的才干更容易脱颖而出。
虽然我从来没有缺乏过自信心，但是1953年秋天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却并不是很好。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甚至都没有参加过一次过夜的野营活动。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条硬汉子，老于世故而且独立性强，可我完全被离家上学的感受击垮了，以至于母亲驾车三个小时从家里到阿默斯特的校园来看我。
和其他一些同学比起来，我似乎还远没有准备好上大学。我们这里有从新英格兰大学预科班来的学生，有从久负盛名的波士顿拉丁学校来的学生，他们在数学方面都比我强。我还觉得物理非常难学。
但我的母亲却对这一切只字不提，她只是给我打气：“看看周围的这些孩子，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回家。你和他们一样优秀，而且还要出色。”她那些激励的话确实奏效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便不再忧虑了。
我的母亲总是为我的口吃找一些完美的理由。她会对我说：“这是因为你太聪明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舌头可以跟得上你这样聪明的脑袋瓜。”